文/周小川

　　大家早上好！很高興參加主題為“新百年中國對外開放新格局”的論壇。感謝陳旭書記、江小涓院長、陳德銘部長和易小準副總干事，這都是老同事。我想講兩個問題。一是對外開放要往前走，避免倒退至冷戰式貿易格局。二是對全球價值鏈問題談幾點想法。

　　第一部分：對外開放要往前走，

　　避免倒退至冷戰式貿易格局

　　一、對外開放要向前推進，也要反對冷戰思維

　　首先，在中國堅定推行并擴大對外開放之時，世界上正出現一種去全球化、加強貿易管控的冷戰思維，這是一種倒退，有可能使世界貿易格局滑向“冷戰”時期的狀態。這種倒退不是我們中方的選擇。中國是從全球格局的角度出發，習近平主席做出了非常鮮明的表態，要堅定地支持全球化，要堅定地推動中國對外開放。盡管國際局勢很復雜，但是中國要更加對外開放，要在更高水平上對外開放。習主席還強調，要積極參與世界貿易組織（WTO）改革；研究并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我們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并已正式生效，要全面地推進落實RCEP。這都是中國積極推進對外開放的舉措，同時，我們主張用真正的多邊主義向前推進開放型世界貿易投資格局。

　　但是，在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后，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美國有一些人開始運用關稅、禁運等手段實施經濟、貿易、金融、人才等方面的“冷戰”，還出現了“去全球化”、“新冷戰”、“脫鉤”、“分岔”，甚至“新巴統”等新提法，并聯合盟國，主張搞抱團成伙，共同行使科技封鎖、金融制裁等。有些做法還在進一步發展，對全球開放型經濟形成了負能量。這是一個重大的挑戰，我們也不得不要有回應和反制。雖然我們積極主張開放，但國際環境中還是存在倒退的力量。總體而言，今后的趨勢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主要取決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采取何種態度。盡管我們不愿意看到這種倒退，但是局勢有可能朝著這個方向發展。

　　是否有可能出現“新冷戰”？“新冷戰”下的貿易格局會是什么局面？我們不太愿意用“新冷戰”這個詞，但是負面因素確實有一些“冷戰”的特點。我想借此機會回顧一下，上一輪“冷戰”下的貿易究竟是什么格局？同時，在舊的“冷戰”格局中，我們能夠學到什么？可以汲取什么樣的經驗教訓？進而有助于研究如何防止全球貿易投資格局滑向“冷戰”模式，以更好地應對這種負能量。

　　二、對“冷戰”時期貿易格局的回顧

　　第一個特點是存在三大板塊。二戰以后，以西方國家為主訂立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前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則成立了經互會（CMEA）。這中間存在個別交叉，1947年發起GATT時，捷克斯洛伐克也是發起國之一。CMEA主要是蘇東社會主義國家，后來蒙古、越南也在其中，但中國不在里面。兩大陣營都主張國際分工并開展貿易，但機制不同。而陣營之間的互相貿易則很少，更談不上相互間投資了。這方面有不少資料可以參考，詳細內容不贅述。

　　對于其它的發展中國家或者當時的第三世界國家（當中一些國家曾是西方國家的殖民地，而后慢慢獨立的），存在一個是否要選邊的問題。很多國家不愿意選邊站隊，于是創設了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貿易方面成立了77國集團，組織了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當時77國集團和UNCTAD主要強調解決南北貿易不平等問題，西方國家出口給他們的機器設備非常昂貴，而他們出口的初級產品價格被壓得非常便宜。為此，他們主張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改變南北關系，加強南南合作。這其間，中國曾以觀察員身份多次參會。但作為貿易板塊來說，當時77國集團內的貿易量并沒有形成大氣候。

　　現在，如果美國拉著西方結成同盟、共同抱團并對貿易、投資進行管制，有可能又逼著貿易體制向過去的板塊狀況發展。我們不愿意這樣，但是也要先分析好這個可能性，冷靜觀察趨勢會怎么演變。同時，與之前類似，有很多國家明確表示不愿意選邊站隊，但是也面臨著不選邊的實際困難。

　　第二個特點是當年存在巴統。巴統的正式名稱是“巴黎統籌委員會”，有的說是“多邊出口管制協調委員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但更多的稱之為“向共產國家出口協調委員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to Communist Countries）。不知道哪個最為正式。巴統是西方國家成立的委員會，總的來講管制三個方面的出口，一是軍品，二是尖端科技，三是稀缺資源或戰略資源。在巴統的目錄單上曾經管制了上萬種產品。后來隨著全球局面的緩和，西方國家認為，世界安全的主要威脅不再來自軍事集團和東方社會主義國家，于是巴統在1994年解散。

　　當前已沒有正式的類似于巴統的協調機制，但是美國有一些人正拉攏西方國家，在軍事、高新科技領域有所行動，最近還出現了要搞“巴統II”、“新巴統”的聲音；還有一些動向是針對稀土金屬等稀缺資源的管控。所以說，要防范出現第二代的巴統，這需要通過研究加以應對。

　　第三個特點是軍備競賽。軍備競賽涉及地緣政治，在經濟上有三個方面值得說一說。一是科技實力比拼；二是財力比拼；三是國民經濟中的資源配置，資源是傾斜于軍備還是國民經濟的其它方面，特別是人民生活。這兩者之間需要權衡。如果權衡得好，可能會發揮一些互補作用；如果權衡不好，會產生顯著負作用，較為經常的情況是軍備過多占用資源。

　　第四個特點體現在貿易結算，涉及貨幣金融方面的選擇與競爭。前蘇聯實行計劃經濟，同時以實物分配為主、貨幣為輔，因此金融不受重視，相對較弱。回顧一下當時國際支付領域的狀況，從金本位過渡到美元獨大，在歐元出現之前，英鎊、德國馬克也算是比較強勢的貨幣，后來日元也變強了。而西方間跨國貿易的結算一直是以美元為主。CMEA間貿易結算則基本上還是靠中央計劃下的實物平衡，在實物平衡的基礎上實行記賬貿易；結算貨幣使用的是轉賬盧布或瑞士法郎，而大家在出口作價上往往高估自己的價格，所以并不是真正用盧布和瑞郎進行結算，只是用作記賬單位。如果貿易有差額就采取掛賬形式，等著之后慢慢消化、彌補。

　　直到蘇聯解體、CMEA解散以后，中國以瑞士法郎為單位的記賬差額還在賬上掛了許多年，既不能現金支付，也還平衡不掉。當時CMEA沒有強的本幣，難以使用本幣進行結算，既妨礙了貿易的開展，又導致了支付體系的低效，還使本幣信心趨于低下。與此同時，由于長期存在本幣的高估，東歐各貨幣實際上存在黑市，如在蘇黎世市場，東歐國家貨幣可以在黑市上買到。此外還有易貨貿易，也有個別的美元結算的貿易，以及若干跟過去記賬貿易差額掛鉤補償貿易。各國之間貿易談不上便利化和效率。在CMEA貨幣弱勢的情況下，實際上讓美元占了很大優勢，在全球起到主導型貨幣的作用。今天來看，貨幣格局已經改變，未來需要特別重視高水平對外開放中的支付與結算格局，重視對外開放中貨幣的作用。

　　以上這四個特點與今天要討論的全球價值鏈聯系起來，都會試圖把現行價值鏈進行分割，試圖各自形成不同陣營的價值鏈，或者團伙的價值鏈，形成所謂的價值鏈分岔。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歷史進程是“亞洲四小龍”的發展。它不同于最早期77國集團和UNCTAD強調南北之間貿易不平等的思路，“四小龍”不糾纏于貿易是否公平，而是著重利用國際貿易來實行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戰略，同時推進自身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四小龍”最開始的體制也都是管制型經濟，而且有的管制非常嚴格）。“四小龍”的發展模式對后來世界經濟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三、幾點啟示

　　雖然對“冷戰”時期的貿易格局沒有做過一致的結論，但總的來看，多數人認為世界貿易的割裂導致低效，影響各國的福祉；市場分割導致的管制更是低效而勞民傷財。那以后，出現了全球化和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大發展的格局。現階段，世界經貿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現在全球價值鏈已全面融合，形成了不易分割的狀態。各國通過實現比較優勢，發揮出全球化分工的作用，同時也特別關注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現在有些人試圖分割價值鏈或者供應鏈，總體上不受歡迎，但也觀點各異。不僅美國內部有各種不同的觀點，而且西方各個國家也有不同的觀點。作為實例，特朗普政府硬對中國出口加征關稅，并認為成本由中方承擔，這違背經濟學常識，使得美國民眾受損，也助長了美國國內通脹。這說明，任一經濟對策均需依科學精神認真計算、評估其成本，辨清利弊。中方亦不能超脫于這種博弈，需在長遠和客觀的基礎上謀劃每一步棋。這個博弈過程還要看下一步怎么演變，也包括我們怎么做好自己的工作。在當今的國際形勢下，中國要按照習近平主席的要求，全力支持全球化，擴大對外開放，主張多邊主義，反對保護主義，反對單邊主義，推動WTO改革等，這就要求把握正確的方向，反對倒退的力量。

　　這當中，關鍵的是要重視長期的競爭力。不同的貿易體制，最后體現的不是一時一事的優勢與劣勢，而是從長遠來看的競爭力與效率。除了看貿易本身，更是看它如何與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結合得更好。

　　在科技方面，從中長期來看，科技的競爭力主要取決于經濟與科技體制，不是簡單組織幾個大項目的問題，這在當前顯得更加明顯。

　　在軍備發展方面，需要有比較強的公共財政實力，而且要結合科技發展、軍民融合發展。如果結合得好，有一些科技發展是可以雙向服務的；如果結合得不好，則是大量占用公共資源、擠占民生，盡管軍事實力提升了，但是在別的方面造成了損失，會使長期競爭力會受到影響。

　　在人才方面，競爭會更加顯著。而且，對于科技發展和軍備能力建設，人才都是至關重要的。

　　在貨幣方面，要高度重視國際貨幣競爭。中國適時推動了人民幣國際化，特別是在數字時代力爭在數字貨幣方面取得進展。在金本位解體之后，美元占了統治地位，但如果美國動輒使用與美元結算相關的科技系統對其它國家實施制裁，短期來看是可以作為一個武器，而長期來看卻是損害了美元的地位和信譽，反而給其它貨幣帶來機會。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是一種與貿易相關的長期較量。

　　第二部分 

　　關于全球價值鏈問題的研究

　　《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2021》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研究，研究之中有很多發現，引起很多重要的討論。圍繞全球價值鏈問題，還有不少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內容，我想簡單發表幾點意見，僅供大家參考。

　　一、服務貿易究竟有多大？過去說世界是圓的，九十年代出了一本書，書名是《世界是平的》，意指有了互聯網以后，大量服務業變得可貿易了。在統計上需要關注兩種數字，一是貿易總額（Gross，含中間品）中服務貿易的占比；另一個是貿易中的服務增加值最終對GDP（不含中間品）或GNP貢獻了多少。最早的概念是，貨物是可貿易的，服務是不可貿易的。貨物里也有個別東西是不可貿易的，比如發電，電力是貨物，但如果電網不通則無法出口，所以是不可貿易的。從統計上來看，現在越來越多的服務可貿易了，但是占比還不算大。雖然難以從海關統計口徑反映出服務貿易的準確數字，但對服務貿易的統計也在不斷加強和改進，似不會差得太離譜。雖然有很多服務已變成可貿易，但如果仔細想一想，多數主要的最終服務仍是不可貿易的。貨物與服務在貿易中比例尚難以根本改變。盡管服務業占GDP的比重越來越大，在很多國家都已占到一半以上，發達國家有的是70%、80%以上。但即便在美國，服務出口總額與GDP之比也仍較小。是否還有其它顯著遺漏？需要研究。《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2021》中討論了價值鏈中的合資/外資企業中的服務，以及以資本利得表現的服務收入，按GDP和GNP的口徑，收入法GDP包括了常駐外國人的收入，對外要素收入則應納入GNP。按理說，如服務貿易收入遺漏的差額大，可通過GDP和GNP之間的差別觀測出來，但從各國GDP和GNP的差別來看，看不出來有那么大。這些方面可能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二、遺漏的數字應會在別處出現。中美貿易順差/逆差數量到底有多大的問題，從價值鏈的角度會得出不同的估計。海關統計貨物貿易進出口，盡管很多服務貿易不通過海關，但對服務貿易的統計后來也增強了，所以大致上會有一個統計數額。這個統計到底準不準？即使雙邊不準，比如中美之間不準，多邊綜合統計不見得不準。從國民賬戶體系（SNA）收入法統計的角度看中國，資本項目有管制，盡管管制不見得非常有效，但是資本項目的交易都需要登記，都有核算，去除資本項目后，如果每年的外匯順差收入非常大，那么說明多邊貿易平衡中的總順差大。在全球金融危機前后中國曾經有一段時間是這樣的情況，因此導致了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壓力。從SAM（社會核算矩陣）的角度看，如果海關統計對服務貿易有遺漏，數字應會從收入法GDP核算中顯露出來，同時可以找出中間存在的一些值得討論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很大程度上應能夠與價值鏈分析進行互補印證。

　　三、稅改能否反映價值鏈上的增值分布？2021年G20搞了稅改，包含若干內容，其中之一是基于OECD關于稅收應在價值產生地加以征收。與此相關的還有最低企業所得稅率（15%），意在遏制稅率的逐底競爭。有爭議的問題之一是避稅地是否在價值鏈以外占了很大的便宜？全球金融危機以來，G20最先關注的是避稅天堂（2009年），隨后是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BEPS）。按收入法GDP核算，避稅天堂真正獲取的收入主要是當地的律師、會計師、注冊費等，資本收益即使到手也立即投資到其它地方，成為資本流動的一個轉運站。在這種情況下，雖然西方國家少征收了一些稅，但是很難說明避稅天堂占了多大便宜，而且這些“避稅天堂”本身在全球GDP中占比并不大，有人認為似乎不值得大動干戈。這種分析很有意思，表明某些資本沒有國別屬性，還需要進一步研究。當然這其中，可能有些資本收入轉換成了個人收入，并可能存入了瑞士私人銀行，所以G20在后續措施中提出自動情報交換（AIE規則），主要針對這些個人存款，從逃稅的角度進行處置。中國也參與其中并做了承諾。總體上看，需要估算這些稅收漏洞總量大致有多少。如果從全球價值鏈的角度加以研究，很多事項還需要反復推敲，需要從數量上加以平衡估算。《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2021》里討論了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以及新一輪稅收改革。G20和OECD提出新一輪全球稅收改革，美國等各方給予了高度評價，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仔細想一下，這次稅收改革重點似乎不在于數字稅，重點還在于15%的企業所得稅。稅收改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結束全球的稅收逐底競爭，但是可能更大的目的是，發達國家自金融危機和疫情以來，財政赤字過大、債務過高，急于提升自己的財政收入。至于按價值鏈在價值產生地納稅，還是很粗糙的構想，不能過于樂觀，執行上會有很多問題，有很多具體問題還沒解決好。

　　四、應給予跨國公司更多的正面肯定。稅收問題引出另一個觀點，也就是《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2021》的重要內容之一——分析跨國公司。從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來講，跨國公司可以看做是一個很正面的、積極的力量，跨國公司發展使得全球生產格局、價值鏈、對外開放程度都有了很大的進展。但是它也有缺陷，也鉆漏洞。從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到現在，很多輿論都在打壓跨國公司，甚至美國試圖把跨國公司召回美國生產，這是一種逆全球化的動向。在全球稅收改革問題上和在進行全球價值鏈分析研究時，要注意不應該過度打壓跨國公司，低估它們的正面作用和它們的聲音。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中國有許多公司正在變成跨國公司，而且中國還將出現一些小型跨國公司、專業化很強的跨國公司，也反映我們自己支持全球化、積極參與全球價值鏈發展的態度。

　　五、跨國數字平臺對全球價值鏈計量的挑戰。真正對價值鏈計量挑戰更大的、需要進一步研究的是跨國數字平臺的服務貿易。數字經濟領域涉及很多服務貿易，是互聯網上提供的各種服務，無論是從海關統計、服務貿易統計，還是從外匯統計，都很難核算清楚。因為有大量的服務不收費。不收費如何賺錢？一是廣告，所以廣告如何按價值產生地計量、如何收稅等，需要開展更多的研究；二是準備上市的平臺公司的市值往往炒得很高，然后就有變現獲利的機會，這種收入表面上似與貿易和價值鏈無關。這改變了過去基于成本核算的貿易和服務貿易體系，同時中間含有大量的直接補貼、間接補貼和交叉補貼，有些是WTO明確反對的。但現在對于數字經濟的政策處理還有很多不明確之處，辦法也不多。我認為這是更重要的對價值鏈計量的沖擊。

　　上面是我借這個機會，就對外開放和全球價值鏈問題的幾點感想跟大家交流一下，不對之處請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此稿為審定稿，以此稿為準。）

　　來源：清華服務經濟與數字治理研究院

　　本文為作者在清華大學服務經濟與數字治理研究院舉辦2022年會——“新百年中國對外開放新格局：全球價值鏈角度的分工與治理”發表的主旨演講。

　　(本文作者介紹：原中國人民銀行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