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盤和林

　　10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推動我國數字經濟健康發展進行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會議中指出，要把握數字經濟發展趨勢和規律，推動我國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習總書記強調：要站在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發展安全兩件大事，充分發揮海量數據和豐富應用場景優勢，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

　　數字經濟是以用戶需求端為基本導向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把握大勢，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等戰略部署頻頻發力。構建了既有頂層設計又有具體措施的政策支持體系，形成了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強大合力。在系列利好政策推動下，數字經濟相關的各種論壇和峰會也是“火力全開”。僅以今年為例，從中國國際大數據產業博覽會，到中國國際智能產業博覽會；從中關村論壇，到世界互聯網大會，以及全球數字貿易大會、世界數字經濟大會等等。一大批令人眼前一亮的新技術、新應用，不僅展現著數字經濟發展的氣象萬千，也折射出推動高質量發展、創造高品質生活的努力方向。這也充分說明推動我國數字經濟健康發展，不僅是黨中央面對內外部環境準確研判后的重大戰略部署，更是符合未來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目標的核心重點。

　　從經濟發展的歷史規律看，推動我國數字經濟健康發展，需要高瞻遠矚、統攬全局，在戰略上對數字經濟發展的規律性趨勢和方向作出總體預判，這對我國而言首先需要清醒認識兩個基本問題。其一是數字經濟的本質特征。大數據具有6V特征，即海量（Volume）、快速 （Velocity）、多樣性（Variety）、真實性（Veracity）、可見性（Visibility）和價值（Value）。在這一基礎上，數字經濟雖被賦予了開放和賦能的特征，但不同于傳統生產要素，作為生產要素的數據是經過數字化、智能化后的數據，而不是像土地及勞動力那樣可直接投入生產領域。那么發揮數據“經濟化”的關鍵就在于一個國家數字化處理能力、國民數字素質以及數據開放和共享的程度。其二是數字經濟的基本導向，不同于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數字經濟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經濟形態。數字數字化和智能化的方式獲得的信息可發現潛在的、不可見的需求，進而創造新的需求，即數字經濟是以用戶需求端為基本導向。

　　我國在數據方面具有天然的規模優勢

　　在此基礎上，需要抓準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良好機遇，做好數字經濟健康發展這篇大文章。

　　一方面，抓住數字經濟的本質特征，利用數據大國優勢將“數據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在國際新一輪經濟分工中贏得更多主動的策略選擇。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全球經濟分工調整的核心動力主要源自數字技術的進步。我國作為人口大國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數據方面具有天然的規模優勢。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我國2019 年固定寬帶用戶達 4.5 億，約占世界總規模的 40%；這一規模超過了OECD 成員國之和。同期，美國為1.14 億戶，歐盟為 1.58 億戶。國際數據中心（IDC）2019 年白皮書發布的數據預測，我國數據圈占全球的比重將由2018年的23.4%增長至27.8%，成為全球最大的數據圈。但目前數據的增值潛力還未有效發揮，在數字化中尋找和培育中國新的發展優勢，尤其是在傳統貿易方式向數字化轉型、服務和貨物等貿易對象向數字化轉型的背景下，挖掘數據的經濟價值，將有助于我國在全球數字經濟分工體系中發揮主導作用，為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拓寬足夠的生存空間。

　　另一方面，把握數字經濟的需求導向，不斷滿足居民消費多元化需求，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為國內經濟大循環釋放新動力。從我國經驗看，數字經濟的主要貢獻點本就在消費業。數字經濟的發展使得平臺經濟成為重要的經濟組織模式，不僅線上消費保持高速增長、移動消費也成為了主流消費渠道。更重要的是，在數字技術推動下，跨界融合成為新常態。通過數據分析及智能化手段使得經濟由傳統向現代視角的轉變，促使由傳統所關注的產品生產向產品的使用及服務延伸。即數字經濟不僅根據用戶偏好，為消費者提供精準化推薦，還可以開拓新的商業模式和領域。在這種循環下，消費者的需求被隨時地反饋和共享到平臺上，從而影響各個生產環節。那么消費者不將只是生產活動的終點，而是參與到各個生產環節中，消費潛力可得到進一步釋放。

　　數字經濟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注入了不竭動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也為數字經濟提供了發展契機。然而，我們也要清醒的認識到，數字經濟發展的過程一定伴隨著新的安全過程，數字風險的復雜性決定了應對風險的難度更高，對風險的管理也會涉及多個國家、領域和部門。因此，數字經濟穩步向前不能忽視發展和安全之間的關系，在追求數字經濟“快”的同時，更要保“穩”。在實踐中，不僅應加強與其他國家合作制定數字經濟新規則，在數據資源保護和數字經濟監管方面，也可先“模仿式跟進”，在發展中逐步探索總結適合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中國方案。

　　(本文作者介紹：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