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趙建

　　在整個頂層設計中，政府原本想依靠市場和資本的力量來解決教育、醫療和住房這所謂的“新三座大山”問題，就像四十多年前成功的依靠市場和資本（引進外資）解決了普遍貧困問題。但是由于資本的過度逐利性、商業化和短視化，與教育、醫療、住房所具有的長期社會屬性不相匹配，暴露出了很多惡劣的問題。當問題逐漸暴露后，高層就開啟了一個看似強硬的去資本化過程。但是這樣的去資本化，在這三大領域與國際資本市場關聯非常密切的背景下（在美股上市的中概股有大量的教育和醫療公司，而房地產公司有巨大的外債），所造成的中概股和中資美元債的巨大價值重估，或者說是價值塌陷，可能會加速中國經濟與全球資本市場的脫鉤。

　　然而這可能已經不是高層重點考慮的問題。站在一個國家層面，貧困當然不是社會主義，但是普遍貧困問題解決完之后，下一個一百年要做什么？國家統一，共同富裕，民族復興。這是國家的大戰略，這是投資要看的第一趨勢。這里有一個大的邏輯：中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組合耐人尋味，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權重可以根據形勢需要不斷調整。改革開放初期的本意是想通過市場經濟解決增量做大的問題，然后通過社會主義解決存量分配的問題。可以說，在整個政策設計的邏輯主線里，現在到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組合權重進行調整的時候了。是市場多一點，還是計劃多一點，這要看最終的目的，是效率還是公平，是鼓勵先富還是抑制后富。回頭來看，十八大是市場經濟話語權的最高峰；自十九大后，高層的話語體系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做宏觀的必須深刻理解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深刻內涵。當下，在絕對貧困問題解決以后，下一步就需要解決相對的貧富差距問題，還有一系列民生問題。這是兩個一百年交匯處必然做出的選擇。去資本化可能是第一步，然后重新考慮可市場化的邊界，或者全部國有化，回到大一統的模式。

　　對于新三座大山，國家本來是想通過市場經濟的手段來解決，尤其是十八大，將市場經濟放到了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十多年的實踐證明，單靠市場和私人資本無法解決新三座大山問題。那么就自然而然的回到社會主義，這是本能的國家意志和政策反應：市場經濟負責效率，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搞錢激發人的積極性；社會主義負責公平，受教育、被醫治、有容身之處，這體現的是一種“人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四十多年來就是這樣在融合和沖突的矛盾關系中前行，顯示出中國經濟社會體制的另一種韌性和張力。恰恰就是這種張力，成就了中國經濟當前的發展成果。然而，如果這個韌性空間和張力一旦消失，就很可能發生巨大的“制度內卷”和歷史回潮。這個不宜盲目論斷，因為改革本身就是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在動力學上，很多是不撞南墻不回頭，不到黃河不死心。

　　在頂層設計者的敘事體系里，現在的改革都是硬骨頭，容易改的都改過了，現在每一項改革都是攻堅戰。原因何在，因為現在中國經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主要特征是涌現出了各種靠金錢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也就是改革的航船進入到了一個灰色地帶，一個復雜不確定的“量子世界”，很多問題都是不同屬性的疊加態。簡單的問題容易解決，但現在很多問題都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疊加態，政府和市場的疊加態。這種狀態，我們稱之為改革的深水區、“無人區”。醫療體系為典型代表，幾乎沒有一個國家能處理好的。因為醫療這種產品，既不是單純的私人物品，又不是單純的公共物品，而是一種疊加態的產品。這種領域的改革最難。

　　最近一段時間，我一直在進行準公共產品和社會企業的研究。因為將來很多問題，全球的，國內的很多問題，包括健康、環保、氣候、社會穩定等很多嚴重問題，都不是單純的經濟和商業問題，而是非常復雜的社會問題。解決這些問題，不能單靠公共部門，也不能單靠商業企業，應該有一個“第三條道路”。但是這條道路是超越傳統經濟學思想認知的，無論是新古典經濟學還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學，都很難做出解釋，前者要否定理性人自利的基本假設，后者要顛覆“計劃委員會”的計算模型。做到這兩點都很難，都是對“致命的自負”的破執。

　　中國經濟發展了幾十年，改革開放的做法就是通過市場化的方法解決總量供給不足的問題。計劃經濟是供給不足的，市場經濟是需求不足。市場化的前三十年，可以說是非常成功的。改革初期我們常說的就是“一包就靈”，只要明確責權利，尤其是最大化的縮小最小利潤核算單位，中國人在金錢的驅使下，會激發出無窮的積極性。所以在中國改革最成功的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家庭為最小的獨立核算單位，市場經濟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

　　然而教育、醫療，住房等社會問題卻無法單純的用市場經濟，用“一包就靈”的方式解決。因為從理論上來說它們是一種準公共產品，或者說公私混合品，其供需體系的設計本身就是一個世界難題。即使是建立“市場經濟+社保體系”多年的看似比較“完美”的西方發達國家，這方面的做法也廣受詬病。比如美國的醫療體系，幾乎也處于一個無解的狀態，無論是采取全民醫保還是發展私人醫療產業，都無法解決問題，一直是眾矢之的并倍受詬病。這種既有社會屬性，又有商業屬性的產品和服務，作為一種灰色地帶的存在，既無法完全依靠政府采用計劃經濟的手段解決，又無法完全采用市場經濟通過商業利益的無形之手解決，這些給了經濟學、政策科學一個極大的棘手問題。

　　在十幾年前，中國政府希望引導私人資本進入（主要是教育和醫療），通過改善和擴大供給以解決新社會的“三座大山”問題。然而十幾年過去了，這三大民生問題不僅沒有得到明顯的解決，而且還進入一種“內卷”狀態。中小學生在各種校外輔導班的重壓下不堪重負，看病越來越難越來越貴醫患關系越來越緊張，房地產不僅沒有房住不炒，一些金融資本（炒房團）反而在房炒不住，一線城市的房產成為了金融衍生品的標的資產．．．．．．

　　原因是什么呢？我覺得主要有三個：

　　第一，這幾個領域存在極大的信息不對稱和正的外部性，主要是醫療和教育的產品和服務，無法完全標準化，信息的主導權在供給者。如果完全以市場和商業利益為導向，供給方會在利益的驅使下，利用信息優勢做出不利于需求方的行為。用不完全合同的理論來解釋，就是這幾個領域無法用合同明文覆蓋的地方非常多，以至于導致“市場失靈”。恰因為如此，由于無法完全用市場機制的約束激勵手段，人們才用了“道德情操”和社會輿論的“補充協議”，稱醫生為“白衣天使”，稱教師為“人類園丁”，企圖用道德層面的激勵約束，彌補市場和商業層面的問題。可以說一個普遍的規律是，越是強調道德的領域，越是市場機制無法解決的領域。然而道德是個軟約束。

　　第二，中國現階段的資本感覺沒有耐心，缺乏一種長期主義和社會擔當的氣質。它們最關心的一是能不能實現指數級增長（客戶數量或營收），二是能不能以最快的時間登錄資本市場。這兩大訴求，恰恰最不適合做教育和醫療，因為教育和醫療的服務本質是生命的精神和生理，而生命是無法用商品的標準度量的。資本的這種短期逐利性，會促使公司在運營中加大教育的焦慮傳播，醫療器材和醫藥價格被虛高定價，腐敗橫行，最終導致教育內卷化，醫患關系前所未有的緊張。而房地產資本，在土地—住房雙軌制下，既是土地財政的終端，又是一個典型的債務型資本。他們一方面助推了房價泡沫（捂盤屯地），另一方面制造了巨大的債務風險，給金融和社會系統的穩定埋下了隱患。

　　第三，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問題。這三大領域的改革仍然采取了雙軌制的模式，體制內有公立醫院、公立教育、經濟適用房和公租房，體制外可以設立私立醫院、私立學校和商住房，兩個軌道，兩種價格。然而同所有的雙軌制一樣，在發揮正面作用的同時（比如保持改革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還存在較大的負面效果。一是市場化和商業利益對公立機構的“擠出”，由于體制內外的薪酬待遇差距較大，大量的體制內人才被吸引到體制外，這個在教育行業比較突出。二是尋租和腐敗，醫療行業比較突出。三是與金融投機資本結合，扭曲定價機制，造成金融和社會不穩定，這是房地產行業的問題。

　　現在政策層的態度大轉向，估計是認為在這三大領域采取產業化、市場化和資本化的方式，效果非常不理想，可能犯了“路線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靠社會主義還是靠市場經濟？頂層設計者可能正在重新考慮。但是，這么大的政策急轉彎，造成的后果也需要高層去掂量。這些后果包括：

　　1，數以億計的人口就業問題。

　　2，資本市場的巨大波動，尤其是全球資本市場對中概股，對中資美元債的預期和信用評級。將來吸引外資可能是個大問題，當然高層可能已經不在乎。

　　3，重新回到完全靠國有體制和社會主義的模式，供給的數量和質量能跟得上嗎？國有體制的腐敗問題、效率低下問題如何解決？當然，除非高層不在乎效率，只在乎公平。但是沒有效率，何來真正的公平。

　　4，資本受到傷害，從此可能對政策失去信任。過剩的資本為了躲避政策風險，逐漸從實體經濟領域退出，到二級市場追求交易性和流動性強的機會。

　　5，社會仍然有對私立教育和醫療的需求，也有對高端住房的需求，這些需求還是得靠私人資本來滿足。

　　因此，簡單的去資本化，政策的急轉彎，造成的沖擊非常大，可能只會解決一些短期問題，長期的根源問題還在那，最終靠什么來解決？當初供給不足的問題，解決依靠的是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住房貨幣化，采用市場經濟的方式，鼓勵社會資本的介入，可以說在緩釋供給壓力層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現在問題暴露的也特別多。那么究竟是市場化過度還是市場化不足呢？市場自由主義的擁躉者當然認為是市場化不足，政府干預的過多。這個認識并不全對，而且帶有極強的形而上學色彩（市場化不足可以用來解釋一切問題，但是完全的市場化存在嗎）。

　　因為這三個領域從技術屬性上都是很難用市場機制來解決的（信息嚴重不對稱，正外部性），它們本質上是一個混合屬性的社會產品，供給機構的形態應該是一種新型的社會企業。在這個時候，學者們應該擯棄對市場經濟的過度迷戀情結，更不能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致命自負，而是需要客觀認識到現實的種種約束，從第三條道路出發，從社會企業的本質研究和政策科學的機制設計中尋找答案。對于這些領域的私人資本，去資本化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將其置于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進程中，通過法治和行業自律及整個社會道德認知的提高去解決。這一切，都需要少一些焦慮，多一些耐心。

　　(本文作者介紹：西澤資本（香港）首席經濟學家，濟南大學商學院教授，西澤金融研究院院長，曾擔任青島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平安銀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