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天勇

　　體制轉軌國家，其產出和增長模型中，全要素生產率是從哪里獲得的呢？其實在要素投入數量沒有增加的情況下，大力度的體制改革帶來的要素利用率提高和配置改善，也會提高投入的產出效率。在全要素生產率中，不僅有廣義技術進步的貢獻，更重要的是有市場化改革提高要素產出率形成的貢獻。中國是人口規模最大、國土面積排前、經濟規模第二位的二元體制并存并轉軌時間很長的國家。在觀察中國經濟增長周期波動時筆者發現， 1981—1985年、1991—1994年和2001—2005年，GDP年均分別增長10.17%、11.67%和9.78 %，而TFP年均分別增長6.53%、6.65%和3.30%。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狀態與GDP增長狀態都呈三次倒U型。然而，這三個階段中國國內并沒有較強烈的廣義技術進步事件突然爆發，卻均是大力度體制改革和開放啟動和高漲時期。我們分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年均3.1%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發現只有1%左右是廣義技術進步實現的，2.1%是通過體制改革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和改善要素配置來實現的。

　　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一般來說，不存在如體制轉軌國家一樣的二元體制扭曲，也不存在體制轉軌國家大力度改革提高要素生產率和改善其配置而形成的全要素生產率，其最主要來源是廣義技術進步。有實證文獻研究的結論：其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是一條雖有小幅度上下波動，但是長期卻是一條平穩和平行的曲線。瓊斯的實證研究發現，美國和歐洲1980—2000年間，在研發人員不斷增加（呈右斜甚至是指數型增長）的同時，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卻是平緩的。1970到2012年間，美歐日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年均分別只有0.9%、1.0%和0.7%，韓國作為一個后發國家也只有1.6%。 巴特·菲思佩奇認為，均衡增長理論簡化了對技術進步過程的分析，研發投資—技術進步—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近乎于線性、明確和不變，廣義技術進步引致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趨勢雖有小的波動，然而是一條平緩的曲線。原因在于：工業化初期及其以前，人類馴化畜牧、種植農業、蒸汽紡織機和電力等技術的發明和應用，可以啟動大規模和專業化牧業和農業的爆發式增長，也可以機械動力化、專業化、標準化和大規模化地生產產品，使財富更加爆發式地增長。而到工業化中后期，特別是后工業社會，則遇到這樣的情景：留給大規模物質財富生產方面的技術幾乎已經開發殆盡，技術創新向信息網絡、數字智能領域發展。這類技術既可以帶來新的增長，也會因替代人力和實體成本，將工資、利息和地租這樣的增加值“節約”掉；并且，工業化中后期技術進步已經成了綜合、交叉、復合類的創新過程，某一單項技術創新帶來全要素生產率J型增長的難度越來越大。

　　如圖所示，大力度改革周期中，由于體制轉軌改善閑置要素的配置，提高低利用率要素的產出率，使改革形成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為倒U形狀，而廣義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是一條近乎平行的曲線。這個發現應當是從方法上認識和合理解釋中國作為二元經濟體制轉軌國家全要素生產率來源的一個關鍵：假定廣義技術進步產出貢獻增長無論是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還是體制轉軌國家，都是一條平緩和平行的曲線；那么，在中國以往體制改革周期時形成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倒V或者倒U曲線與平緩曲線之間的積分，就應當是體制改革帶來要素利用率提高和配置效率改善而獲得的全要素生產率產出。

　　圖：二元體制國家改革與廣義技術進步各      自形成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關系圖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對于中國以往二元經濟體制改革帶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估計，是在沒有“二元要素配置體制扭曲—扭曲不可糾正—要素閑置和低利用—體制性要素剩余”這樣一個分析邏輯時的“余值”性猜測計算。也就是說，從方法上，我們可以直接將這部分新增的產出估計在全要素生產率之中。但是，在市場化場景下，閑置和低利用要素的價格、要素之間的替代彈性等參數可以得到，學理上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市場化改革前，由于體制扭曲，實際發揮產出作用的投入要素量比名義投入要素量小；通過要素市場化改革，消除名義投入要素中的閑置和低利用，改善其配置和提高其利用率，使實際發揮作用的要素量接近名義投入的要素量。這樣就可以直接在投入產出的分子項上增加盤活存量形成的新產出部分，用內生的辦法來較為精確地計算二元體制改革的經濟增長潛能。

　　本文為二元體制經濟學專欄之六，原發于《財經問題研究》2021年第6期 “中國潛在和穩定增長的經濟學分析—二元體制經濟學的中國實踐”一文，轉摘發表時予以了補充。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