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朱民

　　清華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于4月10日召開，主題為“2021年全球經濟與政策展望”。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原副總裁朱民出席并發表演講。

　　朱民表示，2021年是特別重要的一年，今年的政策基點會為中國走向新的綠色可持續發展范式打下基礎。所以，今年的政策目標和落地特別重要，看到總量的同時也要看到結構，推動結構的平衡，引領結構的轉型，把中國經濟放到綠色的、可持續的新發展模式上，這是今年宏觀政策的挑戰和目標。

　　近年來，全球包括中國整個宏觀政策的核心既要看到總量，也要看到結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大的方向和變量。疫情對經濟造成巨大的衰退，2020年，各國政府主要關注走出疫情、推動經濟反彈，所以，總量是當時的主要政策目標。

　　經濟結構和發展的不平衡

　　2020年，全球經濟-3.3%的衰退。這個衰退背后實際是一個經濟結構、經濟活動的一個新的不平衡。和以前的很多危機不一樣，因為疫情的沖擊對不同的產業、不同的居民、不同的地區產生不同影響。從國家地區來說，這個差距很大，最典型的差距還是表現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距，這個差距幾乎要變成永久性鴻溝，并且這個鴻溝在拉大。這既是意外，也是很令人不安的現象。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未來兩年的展望，2020年至2022年整體的預期損失上，新興經濟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可能人均損失20%，發達國家只跌11%。在經濟恢復上，拉美地區、中東地區、非洲地區整個復蘇相對較弱。與發達國家相比，之所以弱，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財政刺激政策的力度比較小，發達國家總體用12%以上的財政，新興經濟國家用8.6%左右，發展中國家只有5.6%左右的財政刺激。沒有財政空間很重要的原因是沒有國際通用儲備貨幣的貨幣地位，因此就不可能擴大財政。儲備貨幣地位成為了劃分經濟刺激政策空間和經濟發展反彈速度和結構，變成一個特別新的現象，這還是很特殊的現象，這個現象可能也會影響今后持續不斷的發展。

　　此外，不平衡還反映在方方面面，如資本市場和實體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實體經濟衰退3.3%，美國資本市場反彈非常強勁，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發展不同步，由此反映到就業的人群上，低收入、低技術的年輕人、婦女在疫情中受到的影響遠遠大于一般的平均勞動力受到的影響，就業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幾乎又有近1億人重新回到赤貧境地。現在看來，結構的變化需要引起關注，這是國與國之間的結構變化，也是國內產業之間以及不同的就業人群等一系列變化，需要引起特別關注。

　　從大的格局看，中國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2.3%，是世界上唯一正增長的大國。而在2.3%數據下面，整個經濟活動也存在不平衡。從總供給側來看，工業反彈很強，服務業反彈很弱，因為服務業跟人的接觸密集型，比如旅游業是6.6萬億元人民幣的大產業，跌了近60%，餐飲業也是近6萬億的大行業，跌了三分之一左右，對和人密切接觸的服務業影響很大。從需求側來看，2020年我們國家投資的貢獻很大，投資占整個GDP的52%以上，進出口貢獻占13%，但消費很低，從增長的角度來說，消費還是負貢獻。

　　中國在過去十年的發展趨勢有一個很大的改變，因為中國在走向服務經濟，服務的比重一直在逐年上升。制造業、工業從2012年、2013年頂峰以后一直在逐漸下降，并且以消費為主推動經濟增長、以國內市場為主的大格局正在逐漸形成，2019年、2018年消費增長對GDP增長的貢獻都高達60%、70%左右。雙循環有一個很重要的立腳點就是國內市場，疫情對根本的結構和經濟活動趨勢產生了逆向沖擊，這就需要考慮我們的方向該怎么走。

　　從工業內部來看的話，制造業反彈還是強勁的，但是，制造業反彈推動上游反彈更強勁。所以，工業內部也產生新的分化。因為疫情的影響，在制造業內部，大型企業的反彈遠遠強于中小企業的反彈，也是由疫情的根本性質決定的。從區域來說，從東西兩邊的差別擴大到東西加上南北的差別，這是疫情產生的一個新的現象。另外，包括增長的差別，包括人均GDP差別，包括收入差別。我們在縮小收入差別，走共同富裕之路時，這個沖擊又是一個很大的沖擊。

　　勞動力市場上，年輕人、低技術人員、短期的工人、農民工受到的影響很大，特別是農民工，在2020年入城數量急劇下跌，推動力整個收入差別的擴大。這都是經濟活動發生新的結構性不平衡的現象。這個不平衡現象和我們過去十年來政策的導向其實是有逆向作用的，這就是疫情的沖擊。

　　2021年，當我們強力推進經濟反彈和恢復的時候，看到總量，更多看到的是結構，特別是政策偏重結構的恢復，再平衡就變得特別重要。 

　　中國經濟正在進入新的經濟結構轉換期

　　當我們說疫情對經濟造成結構性不平衡的時候，2021年中國經濟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經濟結構的轉換期。

　　首先，老齡化。老齡化的速度和規模遠遠超過我們的想象。當前中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12%，已經進入老齡社會，到2035年和2050年，老齡化速度和規模會非常快。對比2050年和今天的人口結構，2050年整個凈增人口都在60歲以上，60歲年齡段增長8000萬，70歲年齡段凈增1億，80歲年齡段凈增8000萬；60歲以下年齡段人都是凈減，特別是40歲年齡段，凈減8000萬；20歲年齡段凈減1億。老齡化和長壽化這個結構變化是巨大的，這個結構變化從根本上改變需求、改變供給，也改變金融，因為未來養老保險變成很大的事情。

　　其次，碳中和。碳中和是能源革命，更是技術革命，它要求的是從根本上走向綠色發展的道路，是根本的發展方式和發展范式的改變。我們要面臨增長的同時還要減少排放。人均GDP只有1萬美金，想要增長就要消耗能源，但同時還要減少排放，這就需要走綠色的發展道路。此外，從現在開始到2060年只有40年的時間，時間緊、轉換規模大，這是一個巨大的結構性變化。

　　最后，數字化轉型。疫情的發生，貿易摩擦的加劇，并且轉到科技摩擦、科技競爭，科技競爭變成全球競爭。這需要走自己內生的科技創新發展道路。同時，新基建政策的提出也是基于這樣的思路，通過把經濟數字化來提升我們的核心競爭力。經濟走到1萬美元以后面臨中等收入陷阱，這樣的挑戰用科技的辦法能有效予以化解。近期北京成立了北京國際數據交易聯盟，開始把數據走向資源、走向資產。這個都是未來巨大的結構變化，因為這在根本上重新定義核心競爭力，重新定義一個國家的資源稟賦，重新定義一國在世界上的地位。

　　未來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對于已經走出疫情危機的中國，要考慮未來的可持續發展。而在這個階段，總量不重要，結構和質量才重要。因為這是打新基礎的起點，疫情對結構客觀上已經制造了一個新的不平衡，2021年需要修補疫情造成的結構性的不平衡，如產業之間的不平衡，虛擬與實體的不平衡，金融和實體的不平衡、區域的不平衡、就業的不平衡、收入的不平衡，不能由此形成一個持久性的傷痕。分析歷史上過去近百年來各種危機，政策上最容易犯的一個錯誤就是過度的看總量、忽視結構，以至于疫情或者危機變成結構變化的轉折點，制造了一個持久性的傷痕，而在以后會花相當長的時間來改進。

　　基于此，2021年政策應偏重結構，修正疫情造成的結構不平衡，是一件特別重要的事情。

　　與此同時，還要面向未來，就是看到老齡化、碳中和起步巨大的發展范式的改變，看到數字化轉型，推動整個經濟朝這三個方向走，從而能把中國經濟放到一個永久性的、綠色的、可持續的、新的發展軌道上，這個任務就變的特別特別的重要，這等于是三重的任務，要修補過去的創傷，要推動經濟的強勁增長，同時，還要面向未來的結構優化轉化，整個經濟增長范式的轉軌，這是今年宏觀政策最大的挑戰。

　　在現在的情況下，保持寬裕的流動性還是很重要，中國利率水平現在已經開始上升，而且上升的幅度已經快于國際平均利率水平的上升。同時，財政政策的精準發力變的特別重要，因為財政歷來是調結構最有力和最關鍵的工具，結構調整其實是兩個方面，一是對疫情危機造成新的不平衡的修補、恢復，二是面向未來的結構調整，引領未來的經濟發展。再平衡和結構恢復、發展、轉型才是政策的主要目標。

　　2021年在中國歷史上一定是重要年，因為是“十四五”的起點年，是中期計劃的起點年，也是經濟結構轉型的一個重要的基礎年。所以，2021年以及2021年的政策基點會為中國走向新的綠色可持續發展新范式打下基礎。所以，今年的政策目標和落地要更多地看到結構，推動結構的平衡，引領結構的轉型，把中國經濟放到綠色的、可持續的新發展模式上。這也是今年宏觀政策的挑戰和目標。

　　(本文作者介紹：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 IMF原副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