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滕泰、張海冰、朱長征

　　春節期間我國消費實現了“開門紅”，從除夕到初六，全國重點零售和餐飲企業實現銷售額比去年同期增長28.7%，但需要注意的是，這個消費規模比2019年春節黃金周只增長了4.9%。考慮到2020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出現了1978年以來的首次負增長，甚至2021年一季度即將呈現的消費同比高增速本質上只是去年低基數造成的同比“數據假象”，以及“十四五”暢通國內大循環不能再靠政府擴張投資而主要靠消費需求拉動的情況下，如何才能扭轉居民消費傾向的持續下行、消費欲振乏力的趨勢？

　　居民收入增速持續下滑，拉低消費傾向

　　最近幾年中國居民消費傾向下滑，在很大程度上是收入增速放緩、收入預期變差的結果。

　　所謂居民消費傾向是指居民收入中消費所占比重。中國城鎮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已經從2010年的0.70下降到疫情爆發前的0.66左右，2020年疫情期間居民消費傾向再創歷史新低，城鎮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已經下滑到不足0.62（見圖1）。

　　圖1 近十年城鎮居民平均消費傾向變化

　　資料來源：WIND、萬博新經濟研究院

　　造成消費傾向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連續持續下滑，自2012年的10.6%下降到2015年的7.4%及2019年的5.8%，202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只有2.1%。

　　從收入結構上看，由于我國居民多數仍屬中低收入階層，月均收入在2000元以下者達7.1億，收入增速下降使其中多數人的消費難以得到提高。

　　圖2 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變化（2013-2020）

　　資料來源：WIND、萬博新經濟研究院　　

　　高利率對消費傾向的影響不容忽視

　　由于中國沒有調低存貸款利率，2020年在中國居民收入增速大幅下滑、全年整體少增1.7萬億的情況下，造成住戶存款同比卻多增加了1.6萬億元——儲蓄傾向上升是造成消費傾向下降的另一主要原因。

　　目前，對于利率對消費和儲蓄的影響存在一定爭議，就像亞當·斯密在其著作《國富論》中提出了消費者針對降息的兩種反應模式：一種是降息將降低儲蓄收益，從而使人們放棄儲蓄，增加消費；另一種是降息降低了人們對未來儲蓄收益的預期，從而使那些計劃儲蓄養老的人感到還需要更多儲蓄才能養老，于是反而減少消費、增加儲蓄。

　　筆者2007年在美國沃頓商學院所做的一項研究，通過對日本不同階段消費者對降息的不同反應模式比較發現：降息對消費者的影響主要取決于消費者的工資性收入和儲蓄性收入占比。當家庭收入的50%以上依賴工資性收入時，人們對利率的反應符合亞當斯密提到的上述第一種模式，即降息將導致消費者選擇減少儲蓄意愿。在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上，大部分情況下降息都能夠造成儲蓄減少、消費增加；亞當斯密提到的第二種反映模式理論上可能出現在家庭支出的50%以上依賴儲蓄收入時——在這樣的家庭，降息將導致儲蓄利息收入減少，并降低這些依賴儲蓄生存的家庭的安全感，從而有可能使他們減少當期消費增加儲蓄，以確保原有的安全感——類似的情況只在日本1993-1996年出現過，其主要原因是當時日本已經進入富裕、老齡化社會，老齡富裕者的儲蓄收入超過工資性收入，彼時日本連續大幅降息，從大約6%的水平降低到3%左右，的確影響了這些依靠儲蓄養老的老齡富裕人口的安全感，促使他們增加儲蓄以保持原有的安全感。

　　近幾年當前的居民收入結構顯然不同于90年代初期的日本老齡富裕社會，恰恰相反，我們仍然是中低收入者為主體的社會，因而中國人對利率的反映模式也不同于90年代初期的日本。2020年，受收入預期和存款利率沒有相應下調的影響，中國的低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高收入者去年都增加了儲蓄。央行的城鎮儲戶季度調查顯示，去年一季度傾向于“更多儲蓄”的居民占53%，比上季攀升7.3個百分點；而傾向于“更多消費”的居民占22%，下降6個百分點。到第四季度，傾向于儲蓄的居民仍占51.4%，只略降了1.6個百分點；傾向于消費的居民占23.3%，只略升了1.3個百分點。

　　有關民間調查也顯示，去年上半年有超過一半的家庭選擇了減少消費、增加儲蓄，僅9.4%的家庭減少儲蓄增加消費。據某金融機構測算，去年上半年居民儲蓄率比過去十年的平均水平超出10到12個百分點。

　　供給和消費結構老化造成消費傾向遞減

　　在供給和消費結構不變的前提下，隨著收入的增張，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和平均消費傾向都呈現遞減的趨勢，即由于收入增加，消費也增加，但消費增長幅度要小于收入增長幅度（平均消費傾向遞減），并且越來越小（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然而，如果新供給不斷創造新需求，造成供給和消費結構發生變化，就會造成消費傾向遞增。

　　舉例而言，在汽車被發明之前，人們對馬車的消費傾向逐漸降低；然而，當汽車被發明出來，就創造出了巨大的新需求，從而提高整個社會的消費傾向。同理，在數字模擬手機的需求基本飽和、消費傾向遞減后，蘋果公司發明的智能手機創造了巨大的新需求，同樣提高了整個社會的消費傾向。

　　自上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前十年，汽車、彩電、冰箱等商品大量進入中國家庭，這些新供給對國內居民消費傾向產生了明顯的提升作用，但隨著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階段的結束，這類原來的新供給逐漸變成老供給，促使居民平均消費傾向下行，盡管此時也有智能手機、新能源汽車新類新供給產生，但從總量上這些新供給對消費傾向的提升作用，仍不足以抵消龐大的老供給對消費傾向的拖累。 

　　新時期如何提振消費

　　在居民家庭支出結構中，購房支出、教育醫療支出較高，社保覆蓋程度較低等長期結構性因素，也是造成中國居民消費傾向較低的重要原因——這些長期結構性因素已經存在了二十年，既不同于疫情沖擊這樣的短期因素，也不同于上述收入下滑、高利率提高儲蓄傾向、供給結構老化等中期因素，至少不是造成短期居民消費傾向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而是必須通過長期深化改革在未來二十年逐漸解決，那么新時期如何盡快扭轉消費發力的局面，使其能夠承擔起十四五期間擴大內需、暢通國內大循環的歷史任務呢？

　　首先，要多舉措確保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2020年疫情期間，居民的經營性收入受影響最嚴重，其中，以中小微企業主、個體工商戶受影響為甚。在工資性收入受影響的人群中，非全職人員及城市流動人口等是最直接的影響群體。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根本上一是擴大就業，二是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關鍵是要把更多的中低收入者轉化為中等收入群體。

　　按照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2019年1月給出的中等收入群體測算標準：家庭年收入在10萬-50萬元之間為中等收入群體。也就是說，一個三口之家，每人每月收入在2777.8元-13888.9元之間，就屬于“中等收入群體”。照此標準計算，2017年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超過4億人，占人口總數的比例約為30%。假設到2035年前后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占人口比重達到50%，即從目前的4億人增加到7億人，需要平均每年新增2000萬中等收入人群。除了實行就業優先政策，確保每年可新增就業1000萬以上之外，還應該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動宅基地流轉，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克服對股市上漲“葉公好龍”的陳舊政策觀念，引入長線資金，提高上市公司質量，繁榮資本市場，以此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財產性收入；此外，還應增加對教育、醫療及人力資本的投入，強化社保托底作用，加大對中低收入者的收入補貼力度。

　　第二，降息是提升短期邊際消費傾向的重要舉措。當前中國的消費者主體是9億中低收入人群和4億中等收入群體，其收入的主要構成部分都是工資性收入；中國的富裕、老齡化人口占比較少，與1993年以后日本的情況截然不同——從當前的實際發展階段出發，倡導保護存款者收入以穩消費是不符合中國家庭收入結構的實際情況的，只有盡快降息，才能推動減少儲蓄傾向、增加消費意愿，提升消費傾向。

　　同時，從社會平均利潤率的一般原理出發，任何形式的利息都是社會平均利潤率的一部分。疫情沖擊后，全球和中國各行業的平均利潤率均大幅下降，中國貨幣政策決策部門在這樣的背景下保持不降息，是不符合社會平均利潤率變化的客觀規律的，這也是過去一年來人民幣不斷被動升值的主要原因。2021年，貨幣決策部門應該正視全社會平均利潤率大幅下降的現實，正視高利率提高居民儲蓄傾向、降低消費傾向的現實，盡快調低存貸款利息率。

　　第三，創造新需求，提高平均消費傾向。

　　根據筆者提出的新供給經濟學原理，老化供給創造需求的能力是遞減的，而新供給創造需求的能力則是遞增的，也就是說老供給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而新供給的邊際消費傾向遞增，因此要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升級供給結構，提高新供給占比，降低老化供給權重，進而提高整個經濟體的供給創造需求能力，以此提高整個社會的消費需求。

　　如果我們將消費分為衣食住行等必選消費和文化娛樂、大宗耐用消費品、奢侈品等可選消費兩部分，則必選消費的需求彈性小，可選消費的需求彈性大。當前5G、人工智能、VR、機器人、無人機、物聯網等新技術正在趨向成熟，其應用場景的拓展，將催生一批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創造出巨大的新消費需求。

　　在這樣的背景下，在教育、影視、醫療、金融、電信、交通、能源、醫療、健康養老、家政服務等等一些領域的行政管制或準入限制，仍在嚴重抑制新消費需求。以通用航空為例，由于政策限制，美國通用飛行時長達2480萬小時，中國2017年僅81萬小時，只要放松這些行業的供給約束，就能釋放出巨大的新需求。

　　當然，對于很多必選消費領域的傳統需求而言，表面上繼續提升的空間有限，實際上也存在這巨大的產品和服務升級的空間，我們通過對很多行業、企業“創造新需求”的案例研究發現，無論是從產品和服務模式創新角度，還是從體驗價值、消費場景創新、生活方式創新等角度入手，傳統產業也可以通過引入“軟價值創造新需求”的方法，不僅讓新樹開新花，也可以讓老樹發新芽。

　　本文原發于網易

　　(本文作者介紹：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經濟學博士，沃頓商學院高級訪問學者，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兼職教授，中華全國工商聯智庫委員，新供給經濟學和軟價值理論的提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