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姚洋

　　十九屆五中全會剛剛結束，中共中央委員會首次采用記者招待會的形式發布全會的公報。這次全會是為我國“十四五”規劃奠定基礎、指明方向的會議，全會公報非常全面細致。如何理解五中全會公報的內容，對于我們的企業和社會生活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點和過去的多次“五年規劃”都不同，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國也相應提出了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如何理解雙循環，特別是如何理解國內大循環，涉及到幾乎每一家中國企業。這里主要分享我理解的未來五到十五年中國面臨的一些主要挑戰，同時根據全會公報解讀政府未來五到十五年會采取哪些改革措施來應對這些挑戰。

　　未來五到十五年我國經濟將主要在四個方面進行轉型：

　　關鍵領域的技術自主，這在全會公報里被多次強調；

　　新型城市化；

　　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包括城鄉一體化，鄉村重整，社保體系的改革如何應對老齡化，如何實現全國統一的社保體系調整；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挑戰是綠色轉型。習近平主席2012年當選總書記、2013年當選國家主席之后，一直在強調綠色轉型。在最近的一次聯合國大會上，習近平主席提出中國2030年之前碳排放要達到峰值，2060年之前要實現碳中和這兩個硬性目標。這都是非常艱巨的任務，將對我國產生很大的影響。

　　轉型一：關鍵領域的技術自主

　　關鍵領域的技術自主其實過去也提過，但是沒有這次提得這么明確。五中全會公報里關于技術自主的提法出現的頻率相當高。為什么在這個時點上特別提自主技術，我想其原因跟國際環境的變化高度相關。

　　美國在特朗普政府的治理下對中國采取的策略我稱為“坦雅·哈丁（Tonya Harding）策略”。坦雅·哈丁是1990年代我在美國讀書時很有名的一名美國女子花樣滑冰選手，她的技術不是那么很好，長得不是那么漂亮，出身也不是那么好，但她有一名競爭對手各方面都強于她。坦雅·哈丁特別想參加奧運會，就在奧運會預選賽前期雇傭打手打傷了她的競爭對手，使她上不了場，但哈丁自己也很快暴露，最終結果是兩敗俱傷。

　　美國對中國采用的技術封鎖策略，正是這樣一種兩敗俱傷的策略。比如，美國打擊華為，不給華為供應最高端的芯片。如果美國的禁令維持到明年，華為的高端芯片用光之后，華為的高端手機就會成為絕唱，這對華為是一個精準打擊。美國對于實體清單上的190多家中國企業，以及對中國高校的打擊也非常精準。但是反過來看，美國的企業也承受損失。美國芯片企業大約60%的市場在中國，丟掉了這個市場等于丟掉了他們自己的未來，因為芯片行業是高舉高打的行業，沒有市場，就沒有進一步研發的資金。

　　目前7納米的芯片全球有三家企業可以做，臺積電、高通和三星，但5納米的芯片事實上只有臺積電有能力做，臺積電投資5納米芯片需要300億美元，如果沒有持續的市場是無法支撐的。所以美國這些企業反對特朗普的做法，包括臺積電也反對。其實臺積電已經在做 plan B（次選方案），力求完全擺脫美國的生產線。美國的相關企業也在向美國政府申請，要求拿到許可證。現在看來他們的申請極有可能會被批準，那么高通、臺積電就又可以給華為供應芯片。

　　我的判斷是，如果拜登上臺，實體清單可能會壓縮，甚至有可能完全取消，但是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封鎖是不可能取消的。美國可以給中國賣產品，但絕對不允許技術出口到中國，并且會越查越嚴，這一點無論誰上臺都是一樣。在這種背景下，全會公報里“風險”這個詞出現的頻率很高，風險其實就包括美國對中國實行技術封鎖的風險。

　　高科技方面我們一定要努力實現技術自主，特別是芯片領域，因為這是未來整個高科技產業的基礎之一。如果不能擺脫美國對我們的封鎖，我們的高科技不可能行穩致遠，這對我們是一個挑戰。

　　現在我們決心搞自主技術，但具體怎么做仍然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討。我們常講中國有體制優勢，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這的確在很多方面是一個優勢，比如防疫方面中國做得最好，就得益于我們的體制優勢。但是在經濟層面上，是不是靠政府集中力量就能把事情辦好？這恐怕很難說。

　　在那些技術路線比較明確的產業，國家把資金動員起來集中給一個或幾個企業去做是可能的。比如，武漢的長江存儲做存儲芯片，技術路線很明確，知道怎么去做，唯一要克服的是工藝問題。工藝問題也是時間問題，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反復做試驗，所以國家為長江存儲這一家企業籌集了2000億元資金。港珠澳大橋才用了1000億元。這也是為什么美國的芯片企業如果失去中國市場就有可能支撐不住。

　　在多數創新領域，可能不是政府集中力量就能夠成功，因為不知道創新點在哪里。我經常舉的一個例子是馬云當年創立阿里巴巴，大概1998年他來北大參加一個會，當時我們學院的周其仁老師把他請來，說他是中國未來的希望。孫正義也看準了馬云，給他投了大概3000萬美元，最后的回報率是2700倍。這樣的投資回報看似不合理，但放在全社會維度來看是有道理的，因為在1990年代末互聯網泡沫的時候，和馬云做同樣事情的人恐怕不止2700個，而是以萬計，可是絕大多數都失敗了，所以馬云成功的概率在當時看來很低，市場應當給孫正義足夠的回報。在這么小的成功概率下，政府絕對不應該拿納稅人的錢去冒險投資。

　　我們要搞關鍵領域的技術自主，一定要以企業為主，把創新交給企業，政府真正要做好的是保持市場競爭的公平。我國在這方面的地區差異比較大，比如深圳是很多新政策的試點城市，但如果讓深圳長期享受特殊政策優待，也不公平。中國有極多的開發區，但縣級、市級、省級、國家級，所享受的政策大不相同。比如上海的張江開發區是國家層面的，政策非常優惠，但蘇州是地級市，它的開發區沒有那么高的行政層次，也就沒有那么多的優惠政策，這就造成了競爭的不公平。所以，我認為內循環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是政府要把競爭場地抹平，讓大家公平競爭。

　　轉型二：新型城市化

　　我國過去這些年城市化的力度非常大，現在有6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但是我國城市化有兩個問題：一是質量不高，二是集中度不夠。

　　城市化質量不高的一個體現是戶籍制度。我國城市化率62%，但和世界相比仍較低。當日本和韓國的人均收入水平與我國目前水平相當時，他們的城市化率已達到75%。并且，我國城市化率如果按戶籍人口來算，其實還不到45%。

　　我們要在2035年全面實現現代化，現有戶籍制度是發展道路上需要改革的一個難點。如何改革現有戶籍制度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是不是把戶籍制度取消了就萬事大吉了？我認為這種想法也不對。美國雖然沒有戶籍制度，但仍然有居民制度，居民在一個州交滿三年的稅才能享受此州的福利，這事實上也是一種戶籍管理制度。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戶籍制度改革方案，巨型、超大型城市維持不變，中型城市居住滿三年即可獲得戶口，其他中小城市一律放開。但這個方案在實施過程中困難重重。所以我想，我們大概應該實行一個漸進的改革，用居住證制度來代替戶籍制度。同時，我認為積分落戶制應該取消，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打分邏輯與我們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嚴重不符。

　　我國城市化的另一個問題是人口集中度不夠。今年8月24日，我參加了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學者座談會，九位發言學者中有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管理學院的陸銘教授。他的著作《大國大城》是一本暢銷書，在會上他也講了“大國大城”的觀點。他認為我國大城市集中度還不夠，未來城市化會向少數區域集中，包括珠三角、長三角、以武漢為中心的長江中游地區等，到2035年這些城市群可能會集中我國60%-70%的人口。了解這一點對于我們理解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點，以及理解房價都會有幫助。

　　轉型三：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

　　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問題涉及多個方面，一方面是城鄉一體化，另一方面是社保一體化。

　　城鄉一體化方面，如果去我國中西部的農村實地看看，就會感受到農村公共服務極度缺乏。五中全會公報里專門有一條是美好鄉村建設，其關鍵在于提供公共品。舉例來說，我的老家在江西，不是很發達，但也不那么差，我們小村子百十號人，很多人家也開上了汽車，說明生活水平并不低。但是，那里沒有自來水，沒有下水道，各家各戶雖然也有所謂的抽水馬桶，但方法是在下面挖個大坑來排污。即使在相對富裕的長三角地區，很多農村住房里也是同樣的解決辦法。

　　前段時間關于撤村并鎮有爭論，有些人認為撤村是對傳統文化的破壞，但他們需要理解農村的生活水平與城市標準的差距有多大。如果不把人口集中起來，給農村居民提供公共服務的成本就太高，困難太大。所以撤村并鎮一定要做，但是要采用合理的解決辦法。

　　社保一體化方面，五中全會公報非常明確地提出要應對老齡化趨勢。通常認為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最大挑戰是勞動力減少。然而我們在《中國2049》報告里做過計算，由于自動化和AI的迅速發展，未來30年里自動化和AI替代的勞動力會遠遠超過因老齡化而下降的勞動力數量，所以勞動力的供給下降不是個問題。還有很多人認為老齡化會降低需求，我們也做過計算，這也不是大問題。因為我國城市化進程還未完成，未來還有大量農村人口會進入城市，帶來的消費提升也能夠彌補老齡化造成的消費下降。所謂未富先老本來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從消費角度來說，未富先老意味著還有潛力提升消費。

　　老齡化真正的挑戰是在社保方面。1962年-1976年出生的這一代人有3-4億人，他們的老去會給中國帶來巨大的養老負擔。中國養老保險基本上還是現繳現付，積累的部分太少。

　　緩解社保負擔，我認為首先需要改革的是退休年齡。現在的退休年齡太早，女性工人50歲就退休，而我國女性平均預期壽命已接近80歲，上海最高，已經超過85歲。事實上，預期壽命每三到五年就會提高一歲，我國大城市人口預期壽命很快會達到90歲。50歲退休之后還有40年，可想而知養老負擔有多重。有人說延遲退休會使年輕人的工作崗位被“霸占”，其實對年輕人而言，社保負擔加重比崗位被占帶來的成本要高得多。市場上還有很多新崗位，年輕人適合從事的工作和老年人的并不完全存在直接沖突或替代關系。

　　社保面臨的第二個挑戰是能否建立全國統一的社保。現在，我國社保甚至沒有統一到城市層面，很多地方在縣一級，地區差異極大。深圳市的財政結余6000億元，上海的社保結余也很多，而有些地區的社保結余早已虧空。為什么需要統一全國社保？因為全國范圍內的人才流動是發展內循環的重要條件，但社保不統一給人才流動造成了阻礙。由于全國的巨大地區差異，要實行統一的社保體系非常困難，我的建議是做分級社保。簡單說就是：大家都有社保，但是有些人買的高一些，拿到的社保也多，有些人買的低一些，拿到的社保也相應低一些。分級社保的好處是我們每個人有基本保障，又不強求高度均等化的保障。

　　轉型四：綠色經濟

　　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的目標之一，是我國在2030年之前碳排放達到最高峰，然后往下降。這意味著什么？

　　先看一下我國的能源消耗現狀，我國電力需求一直在增長，每年增長3%-5%。目前火電占到我國全部電力的約80%，火電燒的是煤，二氧化碳等污染物排放量非常高。我們提倡新能源汽車，但其實新能源汽車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新能源，電動汽車需要充電，而電力產生的最大來源還是化石燃料。推廣電動汽車對于電力的消耗很大，因此各地方頂著中央壓力還在發展火電廠，因為電力消耗還在增長，電力不足容易出大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要想讓碳排放在2030年之前達峰，然后開始下降，難度非常大。

　　應該怎么做？現在有關部門出臺了新政策。

　　一方面是重啟碳交易。碳交易我國10年前就開始做，北京和天津都有碳交易市場，但無法做下去。因為做碳交易首先需要分解指標，這個省能排放多少，再分解到這個城市能排放多少，然后分解到這個企業能排放多少。指標分解之后才能去交換，才有碳交易。重啟碳交易之后要每年分解排放指標。

　　另一方面是收碳稅，關于這一點學術界還有爭議，是搞碳交易好，還是搞碳稅好？對于那些能源利用率比較低的企業，收碳稅會使負擔加重，需要提前思考轉型的途徑，因為綠色經濟是必然趨勢。

　　還有一個重點是綠色金融。最近中國人民銀行和幾個監管部門聯合出臺了促進綠色金融的文件，要以金融的手段來指引投資的方向。北大國發院和社會價值投資聯盟共同做了一個可持續發展金融創新指數。目前國內二級市場上的券商已經在用這個指數，發現那些在可持續發展方面做得好的企業，其盈利能力比較高。

　　北京、上海都在做垃圾分類，越來越多的城市都會采用。垃圾分類一個很重要的目的也是為了獲得發電材料。廚余垃圾可以燃燒發電，所以要特別將廚余垃圾單獨分出來。可以看出，我國方方面面都在朝著綠色循環經濟的方向走。

　　總的來說，未來五到十五年，經濟增長的目標會越來越淡化，經濟增長的質量，特別是綠色發展會越來越成為政府工作的一個重點。在社會發展方面，政府會投入更大的精力來推動新型城市化，以及社保等公共服務的全國化。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