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連平、劉濤

　　我國財富管理市場必將充滿生機活力，財富管理行業將迎來新的一輪大發展，由此步入一個全新的黃金機遇期。

　　10月29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勝利落下帷幕。從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來看，不但全面擘畫了未來5-15年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宏偉藍圖，為編制“十四五”規劃指出了清晰的方向和目標，同時也為我國財富管理行業點亮了一連串璀璨耀眼的發展機遇，將極大地提振財富管理行業和市場投資者的信心。

　　機遇1：財富管理行業將迎來規?？涨暗陌l展機遇

　　《建議》首先提出了到2035年我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遠景目標，包括“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將大幅躍升，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收入將再邁上新的大臺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等。

　　當前，國內關于中等發達國家的判斷標準并不統一。此前一些地方將“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當作“中等發達國家”的標準，但這顯然不符合“中等發達國家”字面的含義。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9年我國人均GDP就已經突破1萬美元了。因此，中等發達國家人均GDP的門檻需要向上抬升。

　　從國際比較來看，較為發達或高度發達的國家，如英、法、日等國2019年人均GDP都在4萬美元以上，美國人均GDP更高達6.5萬美元。因此，2-4萬美元的人均GDP，如捷克（2.3萬美元）、葡萄牙（2.3萬美元）、韓國（3萬美元）等國家目前所處的水平，可大致被認為是中等發達國家，這也符合普遍的認知，而2萬美元是中等發達國家的入門級別。

　　未來我國通過技術創新驅動，獲得新一輪的增長紅利，再延續15年5%左右的中高速增長的話，到2035年，按不變價格計算，人均GDP有望達到2萬美元。我們認為，這一目標是相對可行的。當然，如果再疊加人民幣升值等因素，到2035年我國人均GDP有可能達到3萬美元甚至更高。

　　此外，《建議》還提出“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等目標。未來5-15年在我國廣大城鎮和農村地區，將產生一大批新興的高凈值或較為富裕的人群，使得我國原有的200萬高凈值人群隊伍迅速壯大。按前述人均GDP增長預測，到2035年高凈值人群的規模很可是目前的2-3倍，也就是比目前新增200-400萬人，可投資金融資產規模在目前200萬億元的基礎上相應增加200萬-400萬億元。如果進一步考慮到規模同樣迅速擴張的中產階層或準高凈值人群，我國完全有可能形成一個規?？涨褒嫶蟆⑷蚴浊恢傅呢敻还芾硎袌觥?/p>

　　機遇2：財富管理市場將更趨成熟規范

　　除2035年遠景目標外，《建議》重點規劃了“十四五”期間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在市場建設方面，提出要“堅持平等準入、公正監管、開放有序、誠信守法，形成高效規范、公平競爭的國內統一市場”“實施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行動”等。

　　2018年資管新規出臺對我國財富管理市場影響深遠。一是有助于促進財富管理行業統一標準、打破剛兌、加快產品凈值化轉型，防范和化解潛在金融風險。二是有助于推動財富管理行業回歸本源，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效。三是有助于財富管理機構加強投研能力建設，改變以往創新能力偏弱，大類資產配置種類相對單一的格局。我國財富管理市場從此進入了日益規范的發展軌道。與此同時，政府職能部門和監管部門近年來還強化了對互聯網金融欺詐的打擊和對P2P亂象的整治，大量非持牌機構被市場出清，財富管理行業加快向規范經營回歸，這對依法持牌、合規經營的財富管理頭部機構將形成正向激勵，推動其努力提升產品和服務質量，進一步走向專業化。

　　《建議》提出，“國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社會主義民主法治更加健全”“人民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身心健康素質明顯提高”。在上述發展目標指引下，財富管理行業的投資者教育有望大大強化，居民的金融素養和法治意識將不斷提升，風清氣正的法治環境和信用環境將進一步形成。未來財富管理機構和投資者將在法律框架內厘清各自權利和義務，理性地解決糾紛，真正實現“賣者盡責、買者自負”，與銀行、股票等其他金融市場一樣步入更加成熟、理性的發展階段。

　　機遇3：金融開放將帶來更豐富的產品和服務

　　《建議》強調，“形成強大國內市場”“堅持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有序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等，這無疑有助于吸引更多國際領先的財富管理機構加快布局中國市場。

　　近年來，我國財富管理行業發展步伐較快，機構生態漸趨多元，創新產品日益豐富，朝著規范、健康、有序的方向發展。但與國際發達的財富管理市場相比，我國財富管理市場的產品和服務供給還存在種類相對單一、服務模式粗放等不足，難以滿足部分高端投資者差異化、個性化的需求。某種程度上講，我國財富管理市場可選金融工具較少，是導致金融資產在家庭總財富中占比偏低的原因之一。

　　2018年以來，我國金融開放步伐明顯提速。2018年，我國宣布了15條銀行業保險業開放措施，取消或大幅放寬外資持股比例上限、擴大外資金融機構業務范圍等；2019年，又進一步出臺了兩輪共19條開放措施，為提高我國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營造了良好的制度和市場基礎，吸引了一大批外資銀行、保險、投行等機構進入，極大地推動了上海、青島、深圳等國內城市資管中心或財富管理中心的建設。以上海為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正向縱深發展，針對資產管理和財富管理領域提出了建設“全球資管中心”“亞洲資管樞紐”等目標，吸引了道富、法巴資管、荷寶資產、凱雷投資等一大批國際知名的資產管理機構和私募股權投資機構落戶上海。

　　外資機構的到來帶來了先進的經營理念和服務模式，將吸引國內資管機構和財富管理機構在股權、產品、管理和人才等方面與外資機構開展合作，將國際上成熟的投資理念、經營策略、激勵機制和風控體系運用到境內。如近期中銀理財和東方匯理合資設立匯華理財，建信理財與貝萊德、富登公司獲批合資設立理財公司等都體現了這一趨勢。同時，不少外資資管機構和私募機構進入我國后，也在積極申請外資公募基金牌照。對于國內一些以基金代銷為主的第三方財富管理機構而言，這意味著未來其產品線將更加豐富，有助于滿足國內高端客戶跨境、跨行業、跨幣種的投資理財需求，使得財富管理的供需適配性更加完善。

　　機遇4：老齡人群財富管理市場空間巨大

　　《建議》提出，“十四五”期間，我國將“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發展銀發經濟”等。

　　當今時代，人口老齡化已成為全球廣泛關注的社會經濟問題。過去30年，全世界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以每10年1個百分點的速度從6%躍升至9%，推動世界整體進入了老齡化社會，未來這一速度還將加快。我國也已進入了老齡化社會。但我國的老齡化問題某種程度上更加嚴峻，如老齡人口數量世界第一、老齡化速度更快、地區間差異明顯等。2020年10月，人社部預測，“十四五”期間我國老齡化人口將突破3億大關。而聯合國的預測更令人憂心：2025年前后，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將超過14%，從“老齡化社會”邁入“深度老齡化社會”；2035年前后，我國人口老齡化比例可能超過20%，進一步升級為“超老齡化社會”；2060年前后，我國人口老齡化比例或將達到30%，屆時全國有將近三分之一的人口超過65歲。

　　隨著我國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財富管理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從政策層面來看，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長期規劃》，全面部署了2020-2050年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工作任務，首當其沖的就是要“夯實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社會財富儲備”，如通過完善國民收入分配體系，優化政府、企業、居民之間的分配格局，穩步增加養老財富儲備。

　　從市場供需層面來看，受養老保障體系尚不健全、人口預期壽命大幅延長帶來的家庭財富提前透支風險等因素驅動，當前我國老年人群對財富管理的需求十分迫切，但國內財富管理的供給尚未完全匹配需求，未來財富管理機構在加快產品和服務創新方面還有很大提升空間。

　　機遇5：健全多層次社保體系為財富管理行業創造新機遇

　　《建議》提出，“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發展多層次、多支柱養老保險體系”“穩步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積極發展商業醫療保險”。

　　經過多年探索，我國基本形成了養老金“三支柱”體系。其中，第一支柱為政府主導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第二支柱為部分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自主發展的年金制度，第三支柱主要是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和商業養老保險。目前，三支柱之間的發展并不均衡：第一支柱占絕對主導地位，覆蓋9.7億中國城鄉居民，占我國養老金總資產的70%；第二支柱進展緩慢，參與主體多為國有企業（企業年金）和機關事業單位（職業年金），參與人數為2000多萬人，占養老金總資產的30%，存在覆蓋面窄、機構經濟負擔壓力較大、缺乏持續加入意愿等問題；至于第三支柱，仍處于試點初期，占比幾乎可以忽略。但考慮到第一支柱已經滿負荷運轉、對公共財政拖累較重，第二支柱一般企業加入意愿不高，第三支柱反而是潛力最大、發展前景最值得期待的，這已成為監管部門和社會各界的普遍共識。十九屆五中全會召開前夕，中國銀保監會郭樹清主席就指出，大力發展第三支柱養老保障，可有效緩解中國養老保險支出壓力，滿足民眾多樣化養老需求；同時，也可集中長期穩定資金，探索跨周期投資模式，成為資本市場長期投資和價值投資的重要力量，滿足基礎建設和科技創新的資金需要。中國證監會易會滿主席也表示，將推動優化第三支柱養老金等中長期資金入市的政策環境。據預測，我國第三支柱如接近或能達到美國的發展水平，很可能將形成一個規模高達數十萬億元的新興市場。

　　相關政策實踐近年來也正在積極推進。2018年4月，多部門聯合印發《關于開展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的通知》，局部試點稅延養老保險，對充實養老保險第三支柱進行了有益探索。2019年以來，人社部、財政部等部門正積極研究制定養老保險第三支柱政策文件，擬采取賬戶制，并建立統一的信息管理服務平臺，符合規定的銀行理財、商業養老保險、基金等金融產品都可以成為養老保險第三支柱的產品。從業務實踐來看，豐富第三支柱養老金產品，需要監管部門、金融機構加快培養合格的養老金管理人才，打造權威的第三方基金評級機構等。

　　機遇6：大健康和康養產業前景廣闊

　　《建議》明確提出，“十四五”期間，要“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加快發展健康、養老”等現代服務業、“大力發展中醫藥事業”“推動養老事業和養老產業協同發展”、構建“醫養康養相結合的養老服務體系”等。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健康領域改革發展成就顯著，人民健康水平不斷提高。同時，我國也面臨著工業化、城鎮化、人口老齡化以及疾病譜、生態環境、生活方式不斷變化等帶來的新挑戰，需要統籌解決關系人民健康的重大和長遠問題。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全面系統地提出了提高全民身體素質、強化覆蓋全民的公共衛生服務、發展健康服務新業態等目標和舉措。

　　2020年，一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深刻揭示了，當今世界所有國家，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在公共疾病面前都面臨同等嚴峻的挑戰。疫情進一步提醒我國，要加快推進“健康中國”戰略?！笆奈濉逼陂g，我國將統籌推進普及健康生活、優化健康服務、完善健康保障、建設健康環境、發展健康產業等任務。在此背景下，健康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將加快涌現并擴大外延，大健康和康養產業將進入快速發展的黃金期。

　　在此過程中，高凈值人群對于大健康和康養服務的需求無疑將更為強烈。這就為以高凈值人群為主要服務對象的財富管理機構挺立潮頭提供了絕佳的發展機遇。一方面，健康保險的重要性將進一步突出。從美國的經驗來看，最近20年來，提供“院前、院中、院后”全程健康風險管理服務的主動管理型健康保險已經取代醫療服務成為整個健康產業鏈中的核心。另一方面，財富管理機構最適合在客戶與國內外先進醫療資源、康養資源之間搭建供需對接橋梁，并將其作為全面滿足客戶多元化需求一攬子服務方案中的重要一環。

　　機遇7：財富管理科技將加速發展

　　據統計，在十九屆五中全會《建議》中，“創新”一詞被提及多達15次。文中處處可見“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激發人才創新活力，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加快數字化發展”等鼓勵創新或科技創新的表述。

　　近年來，以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虛擬現實、云計算等為代表的金融科技迅猛發展，科技與金融的融合越來越緊密，在銀行、券商等行業得到了較為廣泛的場景應用，深入到了前、中、后臺各個方面。國際上，智能投顧、理財規劃軟件、投資組合管理軟件、數字化平臺、機器人流程自動化等金融科技創新成果在一些先進財富管理同業得到了充分展示，金融科技對財富管理行業正在產生深遠的影響。

　　盡管在我國財富管理領域，金融科技的應用尚處于起步階段，但未來發展前景令人充滿信心。一是地方政府、監管部門自上而下推動金融科技加速發展的決心和力度都很大。2019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制定印發了《金融科技發展規劃（2019-2021年）》，提出到 2021 年，要建立健全中國金融科技發展的“四梁八柱”；雄安新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也都提出了打造金融科技中心的目標愿景。二是我國財富管理行業具備后發趕超優勢，會比較快地達到與歐美發達國家目前差不多的水平，在一些財富管理細分領域，甚至有可能率先應用某些金融科技，成為相關領域的引領者。從近年來我國在移動支付、數字貨幣等領域的實踐來看，相關領域已經走在相關科技應用的世界前沿了。

　　可以預見的是，今后我國財富管理行業將插上金融科技的翅膀，通過“理財顧問+財富科技”結合的手段，為客戶提供更優質、精準直達的產品和服務。未來財富管理領域金融科技的應用將主要聚焦于促進財富管理行業數字化轉型、提升財富管理行業客戶服務效能、降低財富管理運營成本、增強財富管理的適配性等方面的場景。在財富管理科技的驅動下，以往只能是少部分高凈值、超高凈值人群能夠享受的精準、個性化、定制化的優質財富管理服務將“飛入尋常百姓家”，惠及覆蓋面更廣的準高凈值或中產家庭。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未來5-15年，從需求端來看，在科技創新紅利驅動下，我國將加速向中等發達國家行列邁進，居民財富積累及隨之而來的財富管理需求將持續大幅增長。從供給端來看，市場環境將日趨規范，對外開放向深入發展，金融科技快速迭代，金融機構財富管理供給能力將極大提升。我國財富管理市場必將充滿生機活力，財富管理行業將迎來新的一輪大發展，由此步入一個全新的黃金機遇期。

　　(本文作者介紹：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