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李奇霖、張德禮

　　在全球化時代下，各國經濟早已休戚與共，幾乎沒有國家能夠孤立存在，這也讓宏觀分析的視野從封閉經濟邁向開放經濟領域。

　　進出口像是一面鏡子，它深刻地映照出世界經濟與國家經濟之間的雙向聯系。也正是因為這種聯系的復雜性，進出口數據往往也是宏觀分析中的難點。

　　本篇報告將從海關進出口數據入手，帶領讀者一步步剖析進出口的細節，并在最后以一個案例的形式來說明具體該如何解讀進出口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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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出口數據介紹

　　進出口數據的類別很多，海關按月發布的貨物進出口數據，是目前市場最關心的進出口數據。本篇報告也主要圍繞著海關數據展開介紹。

　　首先，有一個最基本的問題：究竟什么樣的活動才算進出口？

　　根據海關的統計原則，進出口的判定，大體上需要滿足兩個條件：

　　一是“貨物跨境”，即貨物必須進出關境。

　　我國關境是指除了港澳臺以外的所有經濟領土（順帶說一句，我國進出口統計不包括港澳臺地區）。假如一些貨物貿易雖然發生了，實際上并未出入我國關境，比如離岸的轉手買賣，那么海關不會將它們統計在進出口中。

　　二是“改變境內物質資源儲備存量”。

　　簡單來說，有一些貨物雖然入境了，但只是暫時停留，比如轉運貨物、暫時進出口貨物等，最終還是得運往境外，并不會改變境內的物質資源總量，那么也不會被海關算入進出口中。

　　滿足這兩個條件，基本上就可以被海關統計為進口或是出口了。當然，這只是海關的統計原則，我國其他統計機構可能與此不同，并由此造成了不同進出口數據的統計差異，這一點在下文中會再提到。

　　再來看海關貨物進出口數據的統計流程。

　　目前我國貨物進出關境，都需要通過海關。一般來說，進出口貨物在通過海關時，收發貨人要向海關申報單據，即報關單。報關單上列明了貨物的各種基礎信息，比如貨物數量、總價、產地、目的地等。

　　海關接受申報并審核過后，報關單上的數據會直接導入海關數據庫，并成為海關進出口核算的基礎資料。

　　然后，海關會清洗出符合統計條件的報關數據，基于這些數據，直接核算進出口數據及其分項數據。

　　由于海關進出口數據并不需要推算環節，并且基礎資料來源清晰，所以總體而言數據質量比較高。但也正是因為數據比較“原始”，所以單月波動也更大。

　　目前海關進出口數據的披露方式，主要是快訊和月報。

　　其中快訊為初步的匯總數據，月報則是修訂后的正式數據，這兩類數據都可以在海關總署的官網上獲取。

　　根據《2020年中國海關統計數據公布時間表》，快訊的發布時間是每月的7號或是13、14號，月報的發布時間為每月的23號。

　　由于商業分析講究的是及時性，因此在快訊數據出爐的時候，市場對進出口的分析往往就已經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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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出口數據解讀

　　（一）總量分析

　　剛拿到一份海關進出口數據時，我們首先會發現，它有兩種計價方式，一種是美元，一種是人民幣。

　　長期以來，美元是我國進出口數據主要的計價幣種。因為目前在全球貿易中，美元是更通用的計價貨幣，對于中國來說也不例外，以美元計價、申報的貨物報關記錄，在我國進出口貿易中的占比在80%以上（2013年數據）。

　　不過2013年之后，為了與國內其他經濟數據相銜接，用人民幣計價的月度進出口數據也開始發布了。

　　目前，無論進出口商用哪國貨幣申報貨物進出口，海關都要用申報時的適用匯率，逐單進行匯率折算，統計出人民幣、美元兩種計價方式下的貨物金額，然后最后再分別匯總進出口數據。

　　容易造成困擾的是，人民幣計價和美元計價的進出口增速，往往存在差異。有時這種差距相當大，甚至會干擾我們的基本判斷。比如2018年5月，美元計價的出口增速為11.9%，而人民幣計價下的出口增速竟然只有2.5%。

　　這背后反映的其實是匯率的劇烈波動。

　　當美元快速貶值、人民幣升值的時候，美元計價的進出口數據，可以會對應更低的、以人民幣計價的進出口數據。

　　舉個例子，假如從去年到今年，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從1：7跌到了1：6，那么同樣是100美元的貨物出口額，去年和今年分別對應700元和600元人民幣，美元計價的出口增速是0，人民幣計價的出口增速則是-14%。

　　那么，該基于哪種計價方式來分析呢？

　　我們一般參考美元計價數據。因為它更貼近貨物報關時的原始數據（目前多數進出口貨物還是以美元申報為主），受匯率因素的影響更小，相對更客觀。下文中如果沒有特殊說明，一般我們也都是采用美元計價的進出口數據。

　　不過，美元計價和人民幣計價數據，其實很容易換算。用美元計價的出口同比+上個月美元兌人民幣平均匯率的同比，可以很好地擬合人民幣計價的出口同比。

　　緊接著，無論是美元計價還是人民幣計價，我們都將看到4類進出口數據：進出口金額（出口+進口）、進口金額、出口金額、貿易差額（出口-進口）。

　　進出口金額，反映的是一個國家的對外貿易總量。一種典型的做法是用進出口金額除以GDP，來度量該國的的對外依賴度，并與其他經濟體進行對比。

　　但在做短期分析時，我們一般不會把進出口合起來看，而是分成出口、進口兩個層面來看，尤其是出口，它非常受市場關注。

　　觀察出口和進口的當月同比增速，可以發現它們都有很明顯的波動性，尤其是在一季度。

　　進出口同比在一季度的高波動，主要受春節錯位因素影響，這一點和中國其他經濟數據并無二致。

　　不過春節對出口的影響，稍微更復雜一些，它包括兩部分效應，一部分是春節休假（以及節后緩慢復工）效應，另一部分是節前集中搶出口效應。

　　下圖按照春節假期的先后順序，對進出口在2001-2020年的1-3月單月增速規律進行了簡單的歸納。

　　舉例而言，假如春節假期主要落在2月上旬，那么出口企業將主要在1月中下旬搶出口，帶動1月出口增速上行，2月則受休假因素影響，出口增速出現低點。

　　但假如春節假期發生在2月份的后半個月，那么2月一方面受上中旬的搶出口因素提振，一方面又被中下旬的休假因素拖累，兩種效應的共同作用下，情況就比較復雜。從歷史規律來看，這種時候一般2月出口增速將成為1季度高點，比如2015年、2018年。

　　而對于進口而言，春節假期的影響相對更直接。春節落在1月時，1月進口增速成為低點，落在2月時，則2月進口增速成為低點。不過當春節在2月上旬時，進口增速的走勢也比較多變。

　　要剔除春節錯位因素，要么直接采用海關公布的季調后同比進行觀察，要么將1-2月，甚至是1-3月的進出口絕對值合并，再計算同比增速，以此代替單月增速。

　　事實上，2020年后海關也已經不再單獨發布1月和2月進出口同比數據，而改為合并發布1-2月數據了。但是3月同比增速仍然可能受到春節效應的影響，這一點需注意。

　　當然，除了1季度以外，進出口同比增速在其他月份的波動，也明顯要大于其他經濟數據，這也正說明了進出口問題的復雜性。

　　接下來的關鍵任務，就是找出進口、出口在短期內發生總量變化的可能原因。  

　　首先來看出口。在對出口的短期分析中，我們最關注外需的變化，它是影響出口的基本因素。如果海外經濟繁榮，需求強勁，那么我國出口增速大概率也將走強，反之如果全球需求低迷，則我國出口增速可能降低。

　　OECD綜合領先指標可以粗略地反映全球經濟狀況，我國出口同比和它的周期波動，有著很高的一致性。

　　外需變動值得更深一步的探究，但這部分內容太過龐雜，無法展開細講。但總的來說，一是要密切跟蹤全球主要國家的相關經濟指標，比如歐美國家的PMI、就業、消費、投資、生產數據等。二是要了解當時的國際重要時事，比如了解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的擴散程度，以及各國采取的防疫措施等。

　　匯率是另一個影響出口的重要因素。一般認為，人民幣貶值會降低我國產品在國際上的相對價格，提高產品競爭力，進而促進出口。相反地，升值則會抑制出口。

　　從現實數據來看，人民幣匯率和中國出口增速之間的關系比較微妙，從大趨勢來看，它們的確呈現出某種負相關關系。但在短期內，這種關聯并不明顯，也不穩定。

　　有幾個因素削弱了這種聯系：

　　一是我國加工貿易的大量存在，將進口和出口綁定在了一起。加工貿易企業同時進口中間品、出口產成品，人民幣貶值，既提高了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但也抬高了企業進口成本，因此企業不一定會選擇增大出口量。

　　二是出口商的供給或海外進口商的需求缺乏彈性。比如出口商的增產能力被政策、融資環境制約，那么人民幣貶值對出口的帶動作用就會打折扣。而海外進口商因為訂單已簽或是短期難以找到替代品，也不會因為人民幣升貶值，就很快做出反應。

　　三是匯率和出口之間的雙向影響關系。出口增大帶來的貿易順差，可能會造成人民幣的升值壓力，這和人民幣貶值促進出口的現象，看上去正好是相反的。

　　除了上述因素外，還有很多原因可能導致匯率和出口之間的弱相關性，我們這里不一一列舉。

　　在實務中，我們盡量采用簡單的原則來判斷：匯率對出口的影響，在短期內不會快速顯現，中期可以考慮人民幣貶值/升值對出口的改善/抑制作用。（進口也是同理，且匯率與進口的相關性要更弱，下文不再贅述）

　　再來看進口。進口正好是出口的反面，如果一國進口增速走高，往往說明該國經濟強勢、內需旺盛，要通過進口更多的商品來滿足本國需求。反之則說明內需走軟。

　　數據上可以看到，我國進口增速的波動周期，和名義GDP增速基本上是一致的。

　　至于國內需求的變動，其實就是要對我國消費、投資等其他經濟指標進行分析了。

　　與此同時，進口增速受進口商品價格變動的影響也很大。

　　進口增速是名義同比，其中包含價格因素。我們可以通過海關發布的“對外貿易指數”，來分析進口變動的量價關系。

　　對外貿易指數包括3類：價值指數、價格指數、數量指數。

　　進口價值指數，其實就代表了進口金額增速。進口價值指數在2014年前是以美元為計價貨幣進行統計，所以和美元標價的進口金額增速保持一致，2014年后改用人民幣，和人民幣標價的進口金額增速保持一致。

　　進口價值指數又約等于進口數量指數+進口價格指數。因此，我們可以將進口金額的變動，拆分為量、價兩部分。

　　可以看出，進口商品的價格變動，對進口金額造成影響較大（圖9）。而出口增速受價格變動的影響要更小一些（圖8）。

　　在中國的進口商品中，大宗資源品占比較高，比如原油、鐵礦石等，都是我國主要進口商品。這些大宗商品的價格變動往往比較劇烈，而且影響廣泛，容易帶動其他進口商品價格波動，所以它們的價格變化，和進口價格指數的波動有著很高的相關性。

　　2015年，中國進口金額同比大幅下滑，最主要的拖累因素就是價格，而源頭在于這一時期原油、鐵礦石等進口商品的價格出現暴跌。

　　當然，除了國內國際需求、人民幣升貶值、大宗商品價格變動等因素以外，導致我國進出口變動的因素還有很多，包括但不限于：進出口政策、國際關系（貿易摩擦）、產業結構、廠商意愿等等。

　　至于這些因素影響有多大，是在短期還是在中長期對進出口產生影響，還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另外，關于進口增速和出口增速，有個數據特征不難發現，即這兩者的中長期走勢歷來高度相關。這一點又該怎么理解？

　　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伴隨著全球價值鏈的擴散，各國經濟早已休戚與共，進口和出口之間往往也是相互影響。

　　如果將視野拓寬，可以發現不僅是中國如此，美國、日本、歐盟等國，進口和出口的同比走勢也都很接近。并且，全球各國的進出口增速，幾乎都綁定在相同的周期節奏上。

　　比如2008年以來，全球經濟下行，中國也難獨善其身。外需低迷會影響中國的出口，并將逐步向投資、消費傳導，影響中國經濟增長，這種負面沖擊，最終又會反映在疲軟的內需和走弱的進口上。

　　最后再來看看貿易差額，它關系到我國的外部均衡問題，對人民幣匯率也會帶來較大影響。所以在它產生異動時，市場也會比較關注。

　　貿易差額等于出口-進口，基數較小，因此貿易差額的同比增速很容易出現巨幅波動。我們在分析時，一般更關注貿易差額的絕對值變動。

　　當貿易差額大于0時就是所謂的順差，小于0則為逆差。

　　從下圖中可以看出，我國多年來一直處于貨物貿易順差之中。一方面，這與我國興盛的加工貿易密不可分：加工貿易的形式，注定了出口貨物的價值要高于進口貨物（畢竟中國要賺取加工費），而這部分價值增值對貿易差額有著很高比例的貢獻。

　　另一方面，這也說明我國出口商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仍然較強，但內需的擴張速度，暫時還沒能跟上產品的制造和對外供給能力，導致進口相對弱于出口。

　　短期來看，和進口、出口一樣，貿易差額在1季度也會出現明顯異動，2月或者3月往往是年內低點，甚至出現短暫的逆差，比如2017年2月和2018年3月，貿易差額分別為-109和-58億美元。

　　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春節因素對進口和出口的影響效果不同。這一點我們在上文已經提及。

　　除去這種特殊因素，貿易順差在短期內的擴大或縮小，取決于出口和進口力量的相對變化。我們這里主要討論順差擴大這種情況，其他情況可以同理類推。

　　如果出口和進口同時擴張，而出口擴張速度快于進口，那么順差會擴大，這種情況說明內需還不夠旺，但經濟整體而言運行的還不錯。

　　但有時，出口和進口同時萎縮，而由于進口萎縮速度更快（說明我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需求低迷），那么此時貿易順差也會擴大。這屬于典型的“衰退式順差”，我國在2015年、2019年都曾面臨過這種情況。

　　就順差持續擴大所造成的影響而言，市場一般比較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貿易順差（其實相當于“凈出口”的概念）擴大，可以帶動GDP增長。

　　第二，貿易順差擴大可能會給人民幣造成升值壓力。

　　第三，長期順差帶來的外匯占款，將促使基礎貨幣被動投放，如果央行不加以干預，可能會誘發通脹升溫。

　　（二）結構分析

　　在考察了進出口的總量分析之后，我們接下來拆分進出口的結構。

　　1、視角一：商品類別

　　商品類別，是觀察進出口最重要的結構視角。

　　中國有哪些重要的進出口商品？它們近年來的表現如何？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需要先了解一下進出口商品的分類方式。

　　目前，我國海關統計的進出口貨物，全都遵循HS編碼分類。HS編碼是一種國際通行的貿易商品編碼制度，目前全球貿易總量90%以上的貨物都采用該編碼方式。

　　HS通過國際統一的6位數編碼，規范了商品分類。其中編碼的1-2位對應的是“章”這一級的分類，3-4位對應的是“目”，5-6位對應的是“子目”。最后，不同國家會根據本國進出口貨物的實際情況，繼續增設后幾位數來確定具體商品，我國目前增設到了10位編碼，其中前8位是最主要的商品編碼。

　　這種編碼方式其實很好理解。以“電飯鍋”這一商品為例，它在我國海關對應的編碼為“85166030”，該編碼的具體含義如下圖所示。

　　根據2020年海關最新的商品名錄，目前我國一共有98章、8558個八位數商品編號。

　　我們當然不需要掌握這些具體的商品編碼，但是懂了這種編碼的邏輯，可以更充分地理解海關發布的進出口商品分類數據，以及不同分類之間的關聯了，因為它們都是基于微觀的HS商品編碼統計出來的。

　　目前海關進出口統計月報中，涉及商品分類的數據，主要有3種：

　　第一種分類法，是按照HS編碼分類下的“類、章”來統計。

　　比如都以編碼“01”打頭的商品，就都歸為“第1章：活動物”來統計。同時也會被歸為“第一類：活動物；動物產品”（“類”比“章”更高一級，第一類包括第1-5章）。

　　按照這種分類方法，2019年各類商品在進出口中的占比如下表所示。

　　從表中可以看出，無論是出口還是進口，機器設備類都是占比最高的，并且份額遠超過其他商品。

　　另外，我國出口以工業品為主。服裝、家具、玩具等輕工業品，以及鋼鐵、汽車、化工等重工業品都各自占有一定比例。

　　而進口中，除了工業品以外，礦產品等資源品的占比也很大，動植物產品等農產品也有一定份額。

　　第二種分類法，按照SITC編碼分類下的“類、章”來統計。

　　SITC編碼（聯合國編制）可以理解為HS編碼（世界海關組織編制）的初始版，它們可以互相進行編碼轉換。

　　SITC分類和HS分類的重合度較高，兩者選其一進行分析即可。由于我國目前是以HS編碼為主，所以我們一般也不太關注SITC分類，這里暫且跳過。

　　第三種分類法，按照所謂的“重要商品”來統計。這也是我們最關注的商品分類方式。

　　由于進口和出口的商品構成有差異，所以海關針對進口、出口分別披露了不同的重要商品。比如進口重要商品中披露了大豆，但是出口重要商品中并沒有。

　　另外，快訊數據和月報數據中，重要商品的分類也有所不同。

　　月報數據中的主要商品分類要更細致、更全面，但是快訊數據發布時間要更早。如果要對比這些商品的HS編碼范圍，可以參考海關官網發布的《海關統計快訊進/出口重點商品表》和《海關統計月報進/出口主要商品表》。

　　我們一般分析的是發布時間更早的快訊數據。注意，每年快訊數據所包含的重點商品，也會進行調整，比如2019年公布了29個重點商品的數據，2020年則調整成了28個。

　　這些重點商品，明顯比HS“類、章”分類要更直觀，不過它們大部分也都是重新合并項。比如“機床”這一項，實際上包括了HS編碼前四位是8456-8465的10個目別。

　　除了這些重點商品外，每個月的快訊/月報還會披露另外3個更大的商品類別：農產品、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它們是范圍更廣的合并項。需要注意的是，它們和部分重點商品存在范圍上的交叉，同時，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之間也存在范圍重疊。

　　出口方面，占比較高的重點商品主要包括：

　　1）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其部件（通俗點說就是電腦）、手持無線電話機及零件（手機）、集成電路等科技型產品。

　　2）服裝、紡織制品、鞋、家具、燈具、箱包等輕工業制品。

　　3）鋼材、汽車零配件、塑料制品、成品油等重工業制品。

　　比較亮眼的是，電腦、手機、集成電路等科技產品的出口份額較多，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份額也達到了29%。但在這些產品中，中國很多時候只是參與了簡單的加工組裝環節，然后再對外出口，技術含量其實沒那么高。

　　進口方面，占比較高的商品包括：

　　1）集成電路、醫藥品、汽車及汽車底盤等技術含量較高的產品。

　　2）原油、鐵礦石、天然氣、銅礦石等資源品。

　　3）大豆等農產品。

　　其中，光是集成電路+原油這兩項就占了進口的26%左右。集成電路進口占比非常高，原因在于中國在芯片方面技術還不夠成熟，明顯依賴海外。另外，中國作為全球第一大石油消費國，原油進口比例也很高。

　　一般我們在做短期分析的時候，可以計算各重點商品對進口、出口增速的拉動點數，看看主要是哪些商品在帶動，哪些商品在拖累，然后再歸納出背后的經濟線索。但是因為進出口覆蓋的商品實在太多，所以這些重點商品也只能解釋一部分的進出口變化。

　　以2020年出口為例，可以用各商品出口金額的累計同比×上年同期占比，計算出各商品對出口的拉動點數。

　　從圖17的結果可以看出，支撐2020年出口增速的商品，主要是紡織紗線織物及制品、自動數據處理設備、醫療儀器及器械、集成電路、塑料制品等。

　　而服裝、鞋靴、鋼材、汽車零配件等則是主要拖累項。

　　這很顯然與疫情沖擊有關。由于海外疫情持續擴散，因此包括口罩在內的紡織紗線織物及制品、塑料制品、醫療儀器及器械等防疫物資的出口都表現很好，同時疫情催生的線上辦公需求，也帶動了電腦等設備的出口。

　　相反地，由于海外居民資產負債表受沖擊，服裝、鞋靴的出口有所下滑。同時隨著海外工業制造和建筑活動放緩，我國鋼材、汽車零配件等商品的出口也比較疲軟。

　　進口也可以采用同樣的方法來分析。

　　2020年，支撐進口增速的主要是集成電路、肉類、鐵礦石等。集成電路的進口表現這么好，與上文提到的電腦出口高增密不可分。而肉類進口，主要是為了彌補國內豬肉供給的相對短缺。鐵礦石進口可能和疫情后國內工業生產活動快速回暖、以及2020年鐵礦石價格大漲有關。

　　拖累進口增速的則主要是原油、飛機等。原油進口表現非常差，主要是因為2020年油價較之2019年明顯走弱，進而壓制了原油出口金額的名義同比。飛機進口的惡化，與我國航空業受疫情明顯沖擊有關。

　　2、視角二：貿易對象

　　我們再來看第二個重要視角——貿易對象，也就是所謂的出口國和進口國。

　　在海關統計實踐中，進口國是按照原產地、出口國是按照最終目的地來統計的。

　　怎樣才算原產地？假如A國的某進口商品，完全在B國生產制造，那么B國是該商品的原產地，這一點毋庸置疑。

　　但假如該商品的原料來自B國，加工在C國，組裝在D國，包裝在E國，最后被A國進口，那么哪國是原產地？哪國應該確定為進口國？

　　在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當下，這是很常見的問題。

　　這種情況下，只有最后完成貨物“實質性改變”的國家，才是原產地。而根據我國海關的原則，“實質性改變”的基本確認標準有兩種：一是稅則歸類改變（其實就是HS編碼前4位變動），二是加工增值部分所占新產品總值的比例已超過30%及以上。

　　比如，從C國到D國，貨物稅則歸類改變了，但是到了E國沒變，那么該進口商品的原產地就還是D國。當然，實際情況可能更復雜，海關也有一些其他的判斷原則，我們這里不詳談。

　　最終目的地，也分兩種情況。一種是A國直接出口到B國，不需要通過第三國轉運，這時B國就是最終目的地。

　　另一種情況是A國貨物先到C國中轉，然后再運往B國（A國公司已明確）。此時哪怕是在C國發生了商業交易，比如先把貨賣給了C國貿易公司，最終目的地仍然應該記為B國。如果A公司不明確目的地的話，那只能按照盡可能預知的最后運往國統計。

　　但在現實中，很難把所有出口商品都準確地對應到最終目的地。

　　當然，這些問題都是進出口商需要操心的，他們要對貨物原產地、最終目的地做出判斷，然后在報關單上填寫相關信息（見圖1），供海關統計參考。

　　但通過分析這些概念，可以說明另一個經常使研究者費解的問題：即：為什么我國對其他國家的出口，不等于其他國家對我國的進口？

　　理論上，這是一個不言而喻的對稱關系，兩個數據應該相等。但從現實來看并非如此，例如歷史上我國統計的對美國出口，明顯小于美國統計的對中國進口。

　　如何解釋雙邊貿易統計數據的不吻合？

　　正如我們上面所提到的，原產地、最終目的地的確認相對較為復雜，導致各國對于進口國、出口國的認定，其實并不是對稱的。

　　舉個例子，一批中國貨物從上海走，在到達越南后，由越南企業進行了簡單包裝，最后再銷往美國。中國企業在出口報關的時候，可能并不確定貨物最終目的地是美國，可能會報作對越南的出口。但美國按照原產地原則，會認定進口國是中國。

　　中國大陸、香港、美國之間的轉口貿易活動是更典型的案例，中國出口貨物經香港轉運至美國，由此產生的統計差異（中方出口計為香港，美方進口計為中國大陸），可能是導致中國對美出口小于美國對華進口的關鍵原因。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一些可能的影響因素：

　　1）統計主體不同，多少會帶來一些差異。不過中美針對貨物進出口數據的統計原則，都是參考聯合國標準來制定的，所以這個差異可能比我們想象的要小。

　　2）計價因素。中國對美出口用的是離岸價，美國對華進口用的是到岸價。到岸價更高（多了運輸+保險費用），所以這也會導致中國統計的出口額低于美方統計的進口額。

　　3）匯率折算差異、貨物過關時間差異等。

　　搞清楚這個問題之后，我們再來簡要觀察我國的主要貿易對象、以及它們在近幾年的變化。

　　從出口方面來看，中國最主要的五大出口國家（地區）分別是：歐盟、美國、東盟、中國香港、日本，2019年這5者占比合計高達65%。

　　對這5個國家（地區）的出口占中國總出口金額比重，多年來一直比較穩定，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細微的變化：

　　第一，對美出口占比在2019年快速下滑，很大程度上是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反之，對歐盟的出口份額則有所提升，這也使得歐盟在2019年取代美國，成為中國的第一大出口地區。

　　第二，2013年內地對港出口絕對值達到頂峰，隨后逐漸萎縮，對香港出口占比也在持續下滑。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2014年后，中國整體出口形勢惡化，拖累了香港轉口貿易；二是內地設立了各種自貿區，對香港起了替代效應。

　　第三，2010年中國-東盟自貿區正式啟動后，中國對東盟出口占比在逐年提升，目前東盟已經成為中國第三大出口對象。

　　我們再將出口增速按照幾個主要國家/地區進行拆分。盡管對美、歐、日、香港、東盟的出口只能解釋一部分，但是基本能夠擬合出口增速的變動趨勢（見圖21）。

　　2018年，我國出口增速表現很好，對美、歐、東盟、香港的出口都起了比較強的支撐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中美貿易摩擦在2018年4月開始，但對美出口卻還未受到明顯沖擊，原因在于出口商為了避免后期關稅加征的影響，提前備貨以“搶出口”，反而支撐了這段時期的出口增速，直到11月搶出口效應才逐漸式微。

　　而在2019年，對不同國家的出口開始分化。其中，中美貿易摩擦效應顯現，對美出口和對香港出口的拉動作用共同轉負（對香港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轉口貿易至美國）。而對歐盟、東盟出口的拉動作用為正，尤其是對東盟出口表現很好，一定程度上對沖了對美出口的下滑。

　　到了2020年，形勢又比較復雜。首先在1季度，中國對這幾個國家的出口表現都很差，主要原因在于中國在疫情影響下停產停工，沒辦法正常交貨，出口面臨著罕見的供給約束。

　　隨后幾個月中國疫情逐漸緩解，海外疫情卻開始不斷擴散。但由于各國疫情狀況、防疫措施、疫后經濟政策不同，因此需求的恢復程度也有所不同，導致中國對各國出口狀況差異很大。目前來看，對美出口、對東盟出口，起了明顯的支撐作用，而對歐盟出口則有所拖累。

　　但是有兩個數據細節可以注意一下：

　　一是中國海關統計的對美出口，在2020年明顯超過了美國統計的對中進口，而在歷史上這種情況相當罕見。如果從美方統計數據來看，美對中進口（也就是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同比表現其實沒有那么好。

　　二是自2020年2月之后，海關統計的對歐盟進出口數據實際上剔除了英國，所以如果直接用當月值來計算當月同比，會造成數據的明顯低估。如果我們在2020年把對英國出口數據加入對歐盟出口數據，或者把2019年對歐盟出口數據中的英國部分剔除，那么計算出來的2020年對歐盟出口增速，表現其實還不錯。

　　再來看進口，2019年中國最主要的五大進口國家（地區）分別是：東盟、歐盟、韓國、臺灣、日本，這5者占比合計為52%。

　　歐盟、東盟在我國的進口占比，近年來持續保持在一二位，并且提升較快，尤其是東盟。

　　而韓國、臺灣、日本、美國的占比則呈現下行狀態。特別是對美進口占比，在2018-2019年明顯跌落。

　　將進口增速按國別（地區）拆分來看：

　　2018年進口增速維持高位，對歐盟、臺灣、韓國、東盟進口比較均勻地起著拉動作用。2019年進口增速大幅下滑，對美國、韓國進口是關鍵的拖累項。2020年，中國進口增速同樣維持低位，其中對歐盟進口則是主要拖累項（尤其是在4-5月）。

　　3、視角三：貿易方式

　　我國海關進出口統計中，一共有19種不同的貿易方式，但最關鍵的是兩種：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其他的貿易方式規模都比較小，我們往往也不太關注。

　　一般貿易指有進出口權的企業單邊進口或者出口貨物，是最普通的一種貿易形式。

　　加工貿易相對復雜一些，它是對外來的原材料、零部件進行加工，然后再對外出口的一種貿易形式，主要包括來料加工裝配貿易、進料加工貿易兩種。

　　來料加工裝配貿易，是由外商提供原材料、零件，甚至是機械設備，然后在國內加工裝配，最后將成品交付給同一外商。

　　進料加工貿易，是中國企業自己拿外匯進口原料、零件，加工后再對外出口。它和來料加工裝配貿易的最主要區別在于，一個是自己買原料（買賣關系），一個是外商給原料（委托關系）。

　　來料加工裝配貿易的特殊性更強。因為原料、產成品的所有權一直在外商手中，中國只是加工。但是海關統計仍然把它理解為貨物貿易活動，并同時記錄原料進口額和產品出口額。

　　改革開放后，加工貿易在中國崛起，客觀上來看，這是中國積極融入全球價值鏈的一個縮影，也是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它給中國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政府稅收，也引入了外資和技術。

　　但21世紀以來，加工貿易占比在逐漸萎縮，而一般貿易占我國進出口比重則逐漸上行。這個趨勢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變得越來越明顯。

　　目前，一般貿易、進料加工貿易占比分別為60%、20%左右，而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占比已經不到5%。

　　加工貿易的萎縮，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中國自主創新、自主制造能力在快速提升，產業在轉型升級。有很多之前做加工貿易起步的小企業，在積累了資金、消化了技術之后，從單純的代加工，向自主研發制造轉化，貿易方式也從加工貿易逐步向一般貿易切換。

　　第二，全球產業轉移。隨著我國勞動力不再那么廉價，加工貿易的利潤空間快速壓縮，全球產業鏈正逐步轉移至人力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地區，這也導致我國加工貿易占比不斷下滑。

　　第三，加工貿易容易導致順差過大，因此相關優惠政策有所收緊。比如在2007年政府集中調低了加工貿易產品的出口退稅率。

　　除了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之外，還有其他一些特殊的貿易方式，它們的占比也在逐步擴大。

　　對比2000年和2019年，占比擴大較快的主要是“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物流貨物”、“保稅倉庫進出境貨物”，還有“其他貿易方式”（包括市場采購貨物、邊民互市進出口商品及通過郵件、B類快件渠道進出境的跨境電商包裹等）。

　　前兩者和中國重要保稅區、保稅倉庫的快速發展有關，后者可能和近年來興起的跨境電商有關。

　　（三）進出口預測

　　進出口的影響變量多而復雜，要預測進出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進出口是分析師最常預測錯誤的宏觀經濟數據之一）。本章主要介紹一些市面上比較流行的預測指標。

　　第一，PMI新出口訂單指數/進口指數。

　　PMI有新出口訂單和進口兩個分項，發布時間早于海關進出口數據。通過PMI讀數來預判進口和出口，是市場上最常用的方法。

　　PMI本質上是一個環比數據，我們可以將PMI新出口訂單指數轉化為虛擬同比，然后再與出口當月同比進行比較。進口同理。

　　可以發現，在中期趨勢上兩者比較接近，但是PMI同比很難捕捉到出口增速的短期波動特征。而且2020年以來，PMI新出口訂單顯示的信號，似乎比出口同比要悲觀得多，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今年上半年市場對于出口形勢的集體誤判。

　　在具體預測時，可以用PMI新訂單指數/進口指數的變化，來簡單預判進出口的環比走勢。但PMI和海關進出口數據的統計原理完全不一樣，所以最多是判斷變動方向，沒法定量預測。

　　哪怕只是預判方向，準確率也不算太高。2005年以來，PMI新出口訂單指數預判出口環比增速的成功率為58%。PMI進口指數預判進口環比增速的成功率則有66%，相對更高一些。

　　預測方法：首先考慮到出口/進口環比的季節波動特征，計算過去幾年各月環比波動的平均值。然后參考PMI新出口訂單/進口指數的讀數，并綜合考慮國內外經濟形勢，對該環比平均值進行調整，并最后通過環比連乘的方式來推算同比。

　　第二，波羅的海干散貨指數（BDI），它是日頻數據。

　　要理解BDI這個指標，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干散貨”。航運業可以粗略地分為集裝箱運輸、干散貨運輸、油輪運輸三類。

　　其中，油輪運輸主要用于液體貨物，比如石油、液化天然氣。

　　干散貨運輸主要用于各種大宗資源品，比如鐵礦石、煤炭、水泥等。

　　集裝箱運輸則主要用于各種工業制成品、終端產品，比如各種機電產品。

　　而所謂的“波羅的海干散貨指數”，就是由波羅的海航交所（位于倫敦，是全球最主要的航運市場）編制的、反映全球干散貨船航線運價的一種加權價格指數。

　　為什么是干散貨？因為干散貨主要是各種工業原料，它的需求變化能夠最快響應全球經濟的周期性變動。當全球經濟向好時，一般對資源品的需求將率先回升（工業生產鏈條的最前端），相關國際貿易也會更興盛，帶動干散貨船運費上漲，進而促使BDI提升。

　　所以，BDI的預測角度，和我們總量分析中提到的OECD綜合領先指數差不多，都是通過觀察外需的變化，來間接判斷出口的下一步走勢。只不過BDI指數作為高頻數據，更便于跟蹤。

　　邏輯上是如此，但是比較遺憾的是，從短期來看BDI月同比對我國出口同比變動方向的預測成功率，只有50%左右。所以它只能是作為判斷全球經濟景氣度的一個簡易指標，不是很適合直接用于預測出口。

　　第三，中國出口集裝箱運價指數（CCFI）以及進口集裝箱運價指數（CCIFI），它們是周頻數據。

　　CCFI/CCIFI由上海航運交易所編制，也是通過進出口集裝箱的運輸價格變動，側面反映進出口的景氣度。其中，CCFI以1998年1月1日為基期，CICFI以2014年11月28日為基期，基期指數都是1000點。

　　同樣地，CCFI對出口的預測效果也比較一般，成功率只有51%左右，CCIFI對進口的預測效果就更差了。

　　（四）其他進出口數據

　　除了海關貨物進出口數據以外，還有一些其他類型的進出口數據，容易讓人混淆。本章對這些進出口數據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簡單梳理。

　　2015年后，外管局也會按月發布國際貨物與服務貿易數據，數據公布時間在下月的月末，要晚于海關進出口數據。

　　另外，它的數據格式比較特殊，采用的是借貸方的形式。簡單理解，貸方實際就是出口（貨物減少、資金流入），借方實際就是進口（貨物增加、資金流出）。

　　另外，從名稱上就可以看出，外管局發布的“國際貨物和服務貿易數據”，既包括了貨物貿易項，又包括了海關數據中沒有的服務貿易項。

　　從貨物貿易項來看，外管局數據以海關貨物進出口數據作為源數據，但是做了一些調整。最主要的差異有兩點：

　　第一，統計范圍差異。海關進出口數據的統計關鍵在于“跨境”，外管局貿易數據的統計關鍵在于“所有權變更”。

　　所以，跨境了、但所有權沒變更的貿易活動，最典型的比如來料加工（進口料件和出口成品的所有權都屬于境外企業），海關會統計為貨物貿易，但外管局不統計貨物貿易，而是把加工費而算進服務貿易中。

　　而沒跨境、但是所有權變更了的貿易活動，比如我們上文中提到的離岸轉手買賣，海關不會統計，但是外管局會統計。

　　第二，計價原則差異。海關數據中，出口用貨物離岸價（FOB）統計，進口用到岸價（CIF）統計，但是外管局數據中，無論是進口還是出口均按照離岸價統計。

　　離岸價小于到岸價，所以外管局披露的貨物貿易借方（進口）數據，會更明顯地小于海關進口數據。

　　當然除了上述兩個原因以外，還有其他一些統計細節的不同，導致海關數據和外管局貨物貿易數據在絕對值上存在差距。

　　但總體而言，兩者的增速走勢非常接近。如果只考慮貨物貿易的話，我們看時間序列更長的海關數據就夠了。

　　除了貨物貿易項外，外管局數據還有服務貿易項。

　　服務貿易的統計方法和流程相對更復雜。不過因為服務貿易的占比較小，在全部出口中占比約為10%，在進口中占比約為20%，也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所以我們就不繼續展開說明了。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聯合國等編制的《國際服務貿易統計手冊》）。·

　　關于服務貿易，有幾個簡單的事實可以了解一下：

　　第一，服務貿易一共包括12個分項。

　　其中，進口中最主要的分項是“旅行”，2015年至今占比平均為52%，不過2020年受疫情影響，目前已快速滑落至30%左右。

　　出口中，各服務貿易分項占比相對更平均，“其他商業服務”（如研發、咨詢等）占比最高，約為28%。

　　第二，我國服務貿易正持續處于逆差之中，最主要的逆差項是旅行，這反映了我國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背景下，居民境外留學、旅游的盛行。與此同時，運輸、知識產權使用費方面產生的服務貿易逆差也比較大。

　　另外，外管局還會按季、按年發布大家所熟知的國際收支平衡表，我們同樣可以在表內的經常賬戶中找到“貨物與服務貿易”這一項。

　　它的統計口徑、編制方法，和上文所提到的“國際貨物和服務貿易”，實際上是一樣的。

　　只不過“國際貨物和服務貿易”是月度數據，而國際收支平衡表為季度、年度數據。而月度數據是初步數據，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季度、年度貿易數據，則會根據最新資料稍作修訂。

　　與此同時，GDP支出項下，有年度的凈出口數據，它直接取自國際收支平衡表（人民幣計價）中的“經常賬戶-貿易與服務項-差額”。

　　這兩個數據的數值基本上也保持一致。只有最新的2019年數據除外，可能是受兩個數據修訂時差的影響。

　　最后再補充說明一個比較特別的數據——工業企業出口交貨值。它的數據質量也不錯，也能很好地反映我國出口情況。

　　出口交貨值，實際上屬于工業數據，一般和工業增加值數據一起發布（所以會晚于海關出口數據）。簡單理解，出口交貨值就是工業部門的出口創收。

　　那它和海關出口數據有什么不一樣？

　　第一，出口交貨值僅限于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而海關貨物出口數據并不限制貿易主體，這是最明顯的區別。

　　第二，出口統計范圍不同。出口交貨值統計了兩部分，一部分是工業企業直接出口的產品價值（按出口價計算），另一部分是賣給外貿公司的產品價值（按外貿公司收購價計算）。

　　直接出口很好理解，外貿公司這里稍微解釋一下。對于很多工業企業來說，辦理出口手續、尋找海外客戶都是麻煩事，不如直接把產品先賣給專門做進出口的外貿公司，然后由外貿公司來處理這些產品。

　　不過外貿公司拿到這批產品后，可能會選擇出口，但也可能會轉為內銷。但無論如何，只要工業企業把貨物賣給了外貿公司，這筆收入就計入出口交貨值。

　　而對于海關出口統計來說，關鍵還是看跨沒跨境。所以海關只統計外貿公司最后對外出口的那部分，并且是以外貿公司的出口價來統計的，會比出口交貨值采用的外貿公司收購價要更高（畢竟外貿公司要賺差價）。

　　數據走勢上，出口交貨值增速和海關出口增速有很強的相關性，并且前者比后者要更穩定，異常跳動更少。

　　3 

　　案例解讀：2020年9月進出口數據

　　我們以2020年9月海關進出口數據為例進行解讀。

　　先來看出口。2020年9月，以美元計價的出口同比為9.9%，較前值提升0.4個百分點。以人民幣計價的出口同比為8.7%，較前值降低2.9個百分點。

　　人民幣計價的出口表現明顯要更差，主要是因為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同比在8月大幅走弱（上文中提過，人民幣計價出口同比=美元計價的出口同比+上月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同比）。

　　這里我們以美元計價數據為準進行分析。9月出口同比9.9%，再度刷新年內新高，但是增速已經放緩。

　　分商品來看，第一，防疫物資出口增速繼續走弱，但仍然處于高位。其中，紡織紗線、織物及制品出口同比從38.9%繼續下滑至30.9%，醫療儀器及器械出口同比則從47%下滑至34.7%。不過，從拉動點數來看，紡織紗線、織物及制品對整體出口還是起了很關鍵的支撐作用。

　　第二，線上辦公用品出口出現分化。其中，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其零部件對出口的拉動點數非常高，并且還在繼續提升。

　　而手機出口增速則從23.3%大幅下滑至-42.5%，導致拉動點數明顯轉負，拖累整體出口。原因有二，一是在于上年同期有高基數，二是可能和原本應在9月發布的蘋果手機秋季新品推遲到10月有關（中國的蘋果代工廠在9月無法出貨）。手機出口的惡化，很大程度上解釋了9月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增速的下行。

　　在防疫物資、部分線上辦公用品等比較關鍵的出口項走弱的情況下，我國出口增速卻依舊保持著向上的動力，側面說明外需正在經歷更普遍的回暖。

　　韓國、越南等亞洲國家的出口同比，在9月分別大幅提升了17.8和11.4個百分點，也可以印證這一點。

　　隨著疫情對全球經濟的負面沖擊逐漸消解，海外需求正在從之前的防疫物資，轉向更廣泛的生產、生活資料。9月通用機械設備、家電、家具、燈飾等相關商品的出口增速均有所好轉。

　　分國別來看，9月對美國、東盟出口增速提升至20.5%和14.4%的高位，這兩者構成了最主要的支撐力量，但對歐盟、日本出口增速則分別下滑至-7.8%和-2.7%，拖累整體出口（就算考慮了英國數據剔除因素，修正后的對歐盟出口增速也在走低）。

　　對美出口快速上行，部分原因在于上年同期基數走低。而對歐盟出口同比回落，可能和9月歐洲疫情再起、防疫措施趨嚴導致經濟修復放緩有關。

　　再來看進口。進口增速從上月的-2.1%，大幅跳升至本月的13.2%，遠超市場預期。

　　分商品來看，對9月進口增速回升貢獻比較大的商品，主要有這么一些：

　　一是集成電路和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其零部件，和電子信息產業鏈有關。尤其是集成電路，對進口增速的拉動作用在9月明顯提升，這也可能和中國科技企業為了預防美國進一步制裁，加快零部件備貨有關。

　　二是原油、鐵礦石、銅礦石、初級形狀的塑料等工業原料，這從側面印證了中國生產活動的加快。

　　三是汽車及汽車零部件，和汽車消費、汽車制造活動有關。這也和乘聯會高頻數據顯示的9月國內汽車消費回暖跡象吻合。

　　分國別來看，9月我國對各主要國家/地區的進口增速實現普升，進一步說明了進口的改善來自于中國自身內需的擴張。

　　其中，對美國進口增速反彈幅度最大，從1.8%提升到24.8%，這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加快履行（包括大豆等農產品、能源類產品等進口都在加快）。

　　展望四季度，新冠疫情可能仍然是影響出口的關鍵線索，但是情況正在逐漸發生改變：海外疫情還沒有迎來真正拐點，而生活、生產秩序正趨于常態化。

　　所以，防疫物資的出口增速，還能夠在高位運行一段時間，線上辦公用品的出口增速也不會差（尤其是本應在9月出貨的手機延遲到10月，可能會進一步推高10月手機出口同比數據）。

　　接下來中國出口面臨的情況是，外需將漸進回暖，帶來整個出口蛋糕的擴大，但是海外國家的復工，可能會陸續分散掉中國的出口份額。不過由于歐美消費比生產恢復得更快，短期來看仍然是需求效應占主導，中國出口增速依然有支撐。

　　同時，隨著我國內需持續修復，進口增速預計也將保持在高位。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