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滕泰（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

　　一、美國經濟增長不平衡對中美關系的影響

　　首先談談美國經濟增長的不平衡。第一個比較明顯的不平衡，就是美國制造業和服務業產業結構的不平衡。美國的制造業目前占它GDP的比重只有11%，而服務業占比高達79%，除了制造業和服務業之外，還有少量的農業，建筑業和采掘業等等。這么大的服務業和制造業的占比差異，就決定了美國這個國家的經濟上，必然是有巨大的經常項目（商品貿易）逆差，同時也必然有比較大的服務貿易順差。這個巨大的經常項目逆差和服務貿易順差，實際上是由美國自身的產業結構構成所決定的，即便它不進口中國的貨物，它也要進口墨西哥和其他國家的貨物，所以說，這樣的一種產業結構的不平衡，就決定了它有發動貿易戰的借口。

　　其實從美國的比較優勢來看或從全球的福利來看的話，美國進口制造業產品、出口服務是一種比較合理的國際分工。每個國家如果充分發揮它的比較優勢，那么貿易會促進總體利益最大化。但是，總體利益最大化具體到不同的人群，可能影響就不一樣。比如說制造業如果外遷得比較嚴重，那么制造業的產業工人就業機會確實就減少了。

　　假如特朗普連有能力改變這樣的一個美國的產業結構，或者認可這樣的國際分工，就沒有必要發動貿易戰；但如果既無能力改變，恰恰又希望將此當作發動貿易戰的理由，那就造成了過去幾年美國不斷地跟各國增加貿易摩擦的原因——這其實是美國國內經濟不平衡性所決定。

　　美國經濟第二個的不平衡，就是它的經濟增長在具體產業、區域、人口分布上的不平衡。從2008年以來，美國的經濟增長其實總體是不錯的，但是主要是集中在比如說加州的硅谷，西雅圖，或者紐約、新澤西、波斯頓等等這些地區的一些新興產業，主要是電子信息產業、傳媒產業、文化娛樂產業、金融產業、創新藥這樣一些產業。也就是說，美國過去十多年的經濟增長，是由少數地區、產業驅動的增長，一些中部的傳統制造業、傳統服務業比較集中的一些區域，沒有享受到足夠多的新經濟增長的就業或者收入增加效應。也就是因為如此，我們看到過去這些年，美國的中等收入群體，中產階級占比已經從高峰的70%以上，逐步回落到50%。

　　也就是說，在過去十幾年的經濟增長當中，少數地區，少數產業，少數人口更多地享受了美國經濟增長帶來的成果，而有70%—80%的失落的大多數，在新經濟主導的增長中受益是不夠的。也就是因為上述原因，靠制造分化、煽動分裂，獲得失落的多數人的支持，特朗普在四年前成功地當選為美國的總統?，F在馬上就到11月美國大選了，很多人都在做預測，到底是特朗普贏，還是民主黨的拜登贏？但這不僅僅是喜歡或者是支持特朗普還是拜登的問題，而是美國各個不同的地區、產業、階層的人口，決定繼續選擇分裂、分化、單邊主義、逆全球化，還是選擇重新回到包容、多元化、全球化的道路上？

　　第二部分，我們就來看看美國的這種不平衡性，造成的對內利用分化、制造分裂，對外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的政策，會如何影響中美關系。中美關系肯定雙邊來決定，但實際上在雙邊的關系當中，真正起主動和主導作用的，實際上是美方。很大程度上是美方的國內政治需要決定了其對中國的政策，而中國對然有一定主動權，但主要是應對。

　　在這種情況下，不論是特朗普當選，還是拜登當選，關于四個中美關系的的粗淺判斷供大家參考：

　　第一，大選后貿易戰會有所降溫。如果拜登當選的話，他已經明確表示會取消特朗普搞的這些關稅政策，他認為這些關稅最后都是美國消費者來承擔，所以是沒有意義的，任何一種擁護自由貿易主義或者全球化的人來看都能夠認識到這一點，所以如果拜登當選，毫無疑問貿易戰會降溫。而且拜登當選的概率在我看來還是比較大的，哪怕他是比較平庸，這個階段也許美國更需要一個平庸的領導人而不是繼續折騰。假設特朗普當選，貿易戰也會有所降溫。因為這幾年他該使的手段也差不多了，對貿易伙伴該榨的東西也榨出來了，榨不出來再榨也沒有用了。所以我覺得大選以后，不論是拜登當選還是特朗普當選，貿易戰都會有所降溫。

　　第二個預測，科技戰會升溫。不管是為了國內政治需要還是其他什么目的，特朗普已經非常成功地把中國塑造成美國無二的戰略競爭對手了，這個事情短期沒法改變。即便是拜登當選了，他也會繼續把中國當成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如果把中國當成長期戰略競爭對手，科技戰必然是主要的手段。

　　第三，意識形態領域的或者外交競爭恐怕很難淡化或調和。

　　第四個中美關系的判斷就是熱戰可控。即便有擦槍走火的可能，總體也會保持在一個理性和可控的范圍之內。因為熱戰不符合中美兩國乃至全球的利益，不論是美國的幾大科技公司，華爾街的金融集團，美國的消費者、跨國公司，都不會受益，可能只有少數美國軍工企業會受益。在這樣一種格局下，一旦發生沖突以后會迅速回到可控的范圍之內。

　　二、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

　　在這四個基本判斷的前提下，談談中國的大循環和雙循環。

　　大循環和雙循環是中國在當前全球戰略背景下的一個應對性的選擇。剛才說了中美關系是雙邊關系，但是現在實際上是美國主導，那我們被動地也得有個應對。我們會繼續保持對外改革開放，但是在需求、供給方面，都得有足夠強大的內循環的能力：如果海外的某些市場，采取比較強烈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讓我們出口受阻，那我們要有能力讓它在內部循環起來，在需求市場上有內循環的能力；如果某些國家，對我們采取供應鏈斷供的措施，那不能被人家卡脖子，供給方面也要有內循環的能力。

　　內循環為主體的關鍵在于國內消費市場。中國在2019年的GDP總額是大概13萬億美元，而美國是20萬億美元，但兩國的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已經相差無幾：按照去年底的匯率計算，美國大概是6萬億美元左右去年，中國5.55萬億美元，當然美國對服務的消費會多一點，而我們還在成長過程當中，中國未來是毫無疑問的全球第一大市場。所以所謂“內循環”，就是未來拉動經濟增長的增量，應該是靠國內市場的成長。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出口要存量上要減小，甚至是出口轉內銷，很多商品轉內銷是不可能的。比如，中國每年向海外出口的鞋子將近100億雙，衣服300多億件，轉內銷回到國內是不可能的，消化不了。所以就是還必須得繼續的擴大改革開放。另外在一些進口的產品上，我們也擺脫不了對國外的依賴，比如說石油，還有一些能源鐵礦石等等。該進口的還得進口。

　　所以說既要重視內循環，也要重視雙循環，還是要繼續擴大改革開放，哪怕是遇到一些貿易保護主義，出口受阻，哪怕把廠子開到海外去，也要擴大改革開放。但是未來市場的增量，可能更多在國內，而國外的貿易順差會逐年地降低。

　　2015年，我們的經常項目順差創歷史新高，是5500億美元，然后逐步回落到4500億美元，現在穩定在4000億美元左右這么一個水平，我們認為這個趨勢還會持續，持續到比如2030年，有可能達到一個貿易平衡。所謂貿易平衡什么意思，貿易平衡就是順差是零，這個是個歷史規律。英國在工業化過程當中一開始也是巨大的經常項目出口的順差，后來變成平衡，然后變成逆差；美國在工業化過程當中也是巨大的貿易順差，然后隨著服務業占比的增加，制造業占比的降低，產業的外移，那就變成經常項目的貿易平衡，然后也就貿易逆差或者赤字，那中國的話早晚也要走過這個長期順差的這么一個過程，到貿易平衡，然后再到有可能是逆差的這么一個情況。

　　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中國國內市場的成長空間是足夠大的。目前來看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只有4億人，那換句話說，剩下的那10億都是中低收入群體——如何把中低收入群體變成中等收入群體？如果我們能夠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不斷地壯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話，那么中國市場未來的成長空間更大。

　　所以中國內循環為主體是有基礎的，但是對外開放還是要堅持，堅持國內國際雙循環。

　　三、中國經濟增長不平衡的影響

　　在這種國際大背景下，中國經濟雖然處于總量上加快恢復的趨勢中，但結構上也有明顯的“不平衡”。

　　短期的經濟恢復不平衡，首先是疫情受控以來，需求的恢復滯后于供給。中國是全球率先復產復工的，現在制造業規模以上企業復產復工率超過99%了，但是需求遠遠沒有恢復到疫情之前的增長水平。

　　供給本身的也有不平衡，就是服務業的恢復滯后于制造業，這個是很大的問題。2019年我們制造業的占比是27%，服務業占比是53%，如果服務業的恢復滯后的話，那經濟恢復的可持續性還是有問題的。

　　從需求面來看的話，可能不平衡的情況更加嚴峻一些，主要是投資的恢復和出口的恢復比較快，而消費的恢復比較慢。

　　其中投資比較快主要是房地產投資和基建投資拉動。房地產投資8月份跟去年同比大概12%左右的增長。1到8月份的累計房地產增速是4.6%。那這個房地產投資，到底還能不能夠長期和持續地快速增長呢？從房地產商拿地的速度、融資情況、居民購房熱情消耗來看，可能到四季度的時候就會達到一個增速的頂部。

　　基建投資可持續性有多強呢，有可能持續到比如明年上半年。今年地方專業債3.75萬億，加上銀行配套資金總額可能八、九萬億，可以持續個一年半載了，但是長期來看可持續性依賴于兩個方面，一是有沒有可投資的項目，二是有沒有錢。從項目來看的話肯定是越來越少，經過幾十年的投資，東部的“鐵公機”——鐵路公路機場——都已經飽和了，雖然從理論上城市地下管網建設有很大的空間、從物理空間上西部也有基礎設施投資空間，但是作為經濟項目來選擇，真正能夠提供穩定現金流回報的，越來越少了。從財政資金看，疫情期間支出增減，收入減少，也不能長期支撐基建投資的高增長。

　　今年除了投資高增長，連出口都超預期高增長，出口從二季度就變為正增長，七、八月份都是按人民幣計價都是10%以上增長。為什么出口會超預期的增長呢？一是我們率先復產復工，填補了國外的供應缺口，二是歐美、日本，澳大利亞等很多發達國家為了穩經濟都執行了大量的刺激消費計劃，給老百姓發錢刺激消費，因而也刺激了中國的出口。所以就是海外對消費的刺激，加上中國供應鏈的率先恢復，雙方合力，促成了今年中國出口的高增長，這個高增長還可以繼續持續，持續到四季度沒問題。

　　總之，靠房地產投資拉動，靠基建投資拉動，靠出口拉動，長期都很難持續，真正的增長應該依靠的主力是消費。而恰恰消費的恢復，最近這幾個月都低于預期。6月份的話很多人認為消費有可能變成正增長，結果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從5月份的-2.8%，只漲到了6月份的-1.8%，還是負增長。7月份大家以為是正增長，結果7月份是-1.2%，還是同比負增長。8月份大家認為肯定是正增長了，結果同比只有正0.5%，剔掉物價的影響以后，實際增長還是負1.1%。1到8月份，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累計增長-8.6%，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只有23萬億，距離去年全年的41萬億人民幣還差17萬億元——后面四個月能夠消費17萬億嗎？那不可能的，真的后四個月達到這個水平的話，得跟去年同比增長16%才行。也就是說，今年消費有可能是負增長可能已成定局。

　　如果今年消費負增長，那還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第一次。去年我們的增長結構中，投資占31%，消費拉動57%，出口拉動11%。今年這個數還沒出來，但投資貢獻對經濟的拉動肯定在80%以上，出口的貢獻在2、30以上，消費是負貢獻。如果國內消費恢復力度不夠，中國經濟這個內循環怎么循環的起來，長期的增長怎么能夠可持續呢？這是個大問題。

　　到底是為什么會形成這種經濟恢復不平衡的狀況呢？毫無疑問是疫情的影響了。但是疫情影響下為什么投資可以高增長？因為是我們在穩投資方面有獨特的體制優勢和決策優勢。今年主要是3.75萬億的地方專用債對基建投資的推動力度比較大。假設換一種思路，比如說不是用3.75萬億的專項債搞投資，而是把3.75萬億給老百姓發錢，給中低收入者，比如給6億人均月收入只有1000塊錢的人口發錢，能不能通的過？在中國的當前這個決策體制和決策模式下，恐怕很難通。

　　很多的學者、決策部門都認為給老百姓發錢是“打水漂”了，修了橋、修了路、修了大樓，才看得見摸得著，既增加供給又增加需求。這種看法對不對呢？大家可以自己去評判，有自己的看法，我只是把這樣的事實擺出來。在中國通過一項3.75萬億的投資很容易，但通過給老百姓發錢刺激消費幾乎是不可能。這是決策觀念、決策體制問題。當然，歐洲和美國也有它的問題，歐洲、美國說決定給老百姓發錢很容易，發個幾萬億美元沒問題。但特朗普說搞個萬億美元的基本建設投資，提了幾次都無疾而終。美國沒有那個決策體制，他怎么去搞投資？他也沒有一套報項目、選項目、審項目、上馬項目的決策機制，盡管歐洲、美國的很多基礎設施已經老化了，但是他們的決策體制通不過這樣的基建投資提案。

　　不管什么原因，消費增長的滯后，與我們提的內循環主體的、靠擴大消費拉動內需是不符合的。所以如何改變這種不平衡的經濟增長結構，推動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這是我們下一步政策要考慮的一個重點。

　　當然，除了短期疫情恢復的不平衡，需要重視的是，中國經濟有可能也會像在過去十年出現長期增長的不平衡。從產業上來看的話，未來的經濟增長一定是新經濟的增長，這個是別無選擇的選擇。新經濟的增長，它跟過去四十年增長的普惠性不一樣了，不能期待在西部或者中部某個小城市出現一個阿里巴巴，或者出現一個字節跳動。所以過去十幾年，美國的經濟增長不平衡體現在少數產業的增長，少數地區的增長，少數人口的增長，如果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也別無選擇地是這樣不平衡的增長，將帶來哪些影響呢？

　　以上觀點，供大家批評討論，謝謝！

　　以下為問答互動：

　　問：如何看待目前的股市情況？有沒有可能漲到3400點

　　滕泰：預測中國的股市點位的跟算卦差不多，但是如果算卦的話，只算一個3400點的話，那目標也太小了，中國的股市這十年都沒怎么漲，要漲的話肯定會超過3400點。股市必須得更好地反映經濟增長的情況，在疫情的沖擊下，中國經濟率先復產復工，可能是全球唯一一個正增長的大國經濟。雖然有很多不平衡性，總體來看，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恢復的趨勢。一季度是負6.8%大家知道，二季度是正3.2%，那么三季度總量有可能到5%以上，四季度更快，有可能搞到7%以上。明年一季度跟今年一季度比的話，同比增長可能到12%以上。從貨幣供應來看的話，M2的增速這些年一直是偏緊的，現在到了10%以上，所以M2增速貨幣供應相對這個寬松的程度，我覺得也能保持到明年一季度。

　　所以，雖然點位又不好預測，總體還是要樂觀一點。

　　問：第二個問題是，如何看待房地產市場？看到有觀點認為以后不應該將房產作為資產配制，您如何看待？

　　滕泰：房價的變化一般受到土地供應的因素，人口城鎮化的因素，居民收入的因素，房地產金融的因素，還有資產配置因素等這五個方面的影響。

　　首先從居民收入來看，房價永遠跟居民收入正相關，居民收入漲得快房價就漲得快，居民收入如果增速回落，那房價也漲得快，今年居民收入增速比往年顯著回落，不支持房價上漲。

　　第二個城鎮化，或者是人口遷徙，澳洲、新西蘭、包括中國過去幾年過去房價漲得都不錯，全是因為人口。每年百分之一點幾的人口進城市，總量上它會支持房價的上漲，現在看人口進城市的速度會放緩，可能未必支持房價的上漲。

　　房地產金融現在來看是受控的；土地供給方面，可能今年、明年大家會看出來其實是增加的；最后一個資產配置因素，房價漲的時候大家都去買房子，這是一個正向因素，房價不漲了，大家就不買了，是個負向因素。

　　所以從幾個方面來看的話，我覺得中國現在再去把配置房產作為一個投資肯定不再是好時候，但是也不排除局部的某些區域的房價還會持續上漲，比如像大灣區的地區，經濟有活力，教育、文化環境也都在改善，但是珠海、中山、佛山、汕頭，這些地區房價相對于長三角的無錫、蘇州要低很多，類似于這樣地區還是可以關注的。

　　問：您覺得目前應該降息，但是有觀點認為窮人更在乎利息收入，您怎么看待呢？

　　滕泰：大家都在乎利息收入，但是如果全社會平均利潤率都在下降，利息從哪里來呢？降息是個宏觀決策問題，既刺激消費，又刺激投資。1到6月份的時候，居民儲蓄存款增加了9萬億人民幣，因為大家對未來感覺到不安全，花錢的地方太多，收入在降低，所以邊際消費傾向在降低。在這樣的背景下，不降息就是鼓勵儲蓄，那么消費起不來；消費起不來，經濟循環不起來，內循環不行，那就業不行收入也必然受影響，經濟就會陷入惡性循環。所以疫情沖擊下個各國都大幅降低了利率。

　　問：前一陣子一個演講當中提到了說美國制造業占比雖然只要有11%，但是如果加上生產性服務業，就占到美國經濟總量超過60%了，美國仍然是一個制造業的大國，對于這個觀點，您是怎么看的？

　　滕泰：

　　這個觀點有一定道理。與工業化過程中農業生產環節的產值在GDP中占比下降相似，隨著技術的進步和社會分工的越來越發達，生產制造環節產值在經濟中占比下降與制造業的重要性并不矛盾。正如年勇先生演講中所述，在美國占經濟總量81%的服務業中，生產性服務業的比重最近幾年已經提高到48%左右，因而美國的制造業占比實際達到60%左右。所以，一方面單純生產環節體現的制造業產值占比下降，另一方面與生產環節相關的服務業產值卻迅猛增長。從這個角度看，美國的確從來沒有放棄制造業，雖然美國制造業在GDP占比僅為11%，但美國仍然是制造業強國。同樣，雖然德國、日本制造業占比僅為20%左右，這些國家的制造業核心競爭力其實都很強大。

　　不過，“生產性服務業”這個概念也很值得討論一下，比如，美國的蘋果公司，是不是為中國的手機組裝車間服務的？微軟公司，是不是為那些使用windows的制造業工廠服務的？耐克公司沒有工廠只有研發、設計、品牌、渠道和管理，那耐克也是為他在中國、印尼、墨西哥的加工廠服務的？還有特斯拉總部是為上海的制造廠服務的嗎？到底誰是價值創造的主體？誰為誰服務？

　　答案是，蘋果公司的研發、設計、品牌創造了價值（客戶消費的主要也是這些價值），大量制造業都想為蘋果公司服務；耐克的研發、設計、品牌、渠道創造了價值，大批制造企業都行為它代工服務——那些用研發、設計、品牌、渠道、管理創造價值的現代服務業，不是為制造業服務的；恰恰相反，制造業為他們服務，在蘋果、耐克等完成了價值創造的80%以上之后，制造業只是完成剩下的20%的硬件價值來提供一個載體。

　　我們強調制造業的重要性沒有錯，但是制造業的重要性既不體現在制造業占GDP的比重上，也不體現在所謂“生產性服務業”的規模上，而是體現在那些能夠獨立創造研發、設計、品牌、流量、體驗等“軟價值”的現代服務業的規模上——這些現代服務業所引領的技術越發達、社會分工越細、產值越大，單純制造環節的產值在GDP中的占比有可能就會越來越低。

　　制造業占比降低，但制造業增加值的增長速度并不低，只是服務業的規模超過了制造業的規模。歷史上，在工業化過程中，工業的發展雖然壓低了農業的占比，但并沒有損害農業的增長，而且工業技術還推動了農業的產出增長；在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過程中，無論是知識產業、信息產業、文化娛樂產業、新零售、新金融等行業的快速成長，還是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服務業的技術進步，雖然壓低了制造業的占比，但并不曾損害過制造業的增長，而且這些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還推動了制造業產值的提高。

　　問：最后一個問題，國內當前比較關注消費低迷的趨勢，您覺得造成消費低迷的原因是什么，除了降息還有什么其他的措施建議嗎？

　　滕泰：消費受到很多的因素的影響，首先是疫情，疫情是造成消費下降的主要原因。但是疫情受控了，社會秩序恢復了，消費為什么還不恢復，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同時，美國的疫情還沒有控制住，每天新增加病例幾萬人，但美國的消費6月份就正增長了，8月份又創新高，這個是怎么回事？

　　疫情改變了很多東西，企業利潤大幅下滑，中小企業個體工商戶受損失，人們收入的減少，對未來的不安全感增加，所以邊際消費傾向降低了。如果沒有一個外部變量來打破，它很難靠自身的力量回到之前那種增長。那么，這個外部變量到底是什么？能不能有呢？短期能影響消費的主要就是利率和收入，收入除了工資收入，還有財產性收入。不論從哪里著手，都應該在穩消費上多花點資源和工夫了。

　　來源：經濟學家圈

　　(本文作者介紹：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經濟學博士，沃頓商學院高級訪問學者，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兼職教授，中華全國工商聯智庫委員，新供給經濟學和軟價值理論的提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