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瓊

圖片來源 / 圖蟲

　　《人物》雜志9月8日發布的文章《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刷屏。引發很多討論。

　　大家關心這個問題，不僅是關心外賣騎手的遭遇，更是因為很多人都有面臨“系統”算法前相似的困境。在國外，網約車、外賣平臺對員工的勞動關系等，也多年是個引起爭議待解的問題。

　　技術的控制并不是新鮮事

　　太陽底下并無新事。外賣騎手和卓別林在1936年《摩登時代》里演的流水線上扭緊六角螺帽的工人一樣，都是受技術控制。只不過控制人的技術變了，從機械化工廠流水線換成了計算機算法。

　　算法想讓騎手送貨更快，和工廠流水線想讓工人動作更快，都是為提高勞動者生產率，本質并無不同。只是工廠內封閉環境好控制，公共空間開放環境不確定因素多，控制難度更大。以前還只是工廠內部的安全生產問題，現在引起交通安全等社會問題，外部性更大。

　　根本在于企業盈利追求和社會責任的矛盾

　　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一個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事件，這幾年關注度高的幾乎都是互聯網企業，因為頭部平臺基本形成了壟斷之勢，和大眾的生活息息相關。

　　這次和以前不太一樣的是，以前多數是對用戶造成了危害，如百度魏則西事件，滴滴女乘客被害事件，而這次主要是對外賣騎手（本文為簡化稱為員工，但他們多數沒有和企業形成傳統穩定的雇傭關系）的壓榨。由于外賣騎手不遵守交規，對路上的其他人也可能造成危害。不管是對用戶還是員工，其實都是一個企業怎么處理自己盈利追求和對利益相關者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問題。

　　中美外賣平臺面臨的共性和個性問題

　　中美都形成了少數外賣平臺占據絕大多數市場份額的局面。中國的市場集中度更高。

　　美國消費市場分析公司Second Measure統計，2020年6月，美國餐飲外賣市場份額第一名DoorDash（擬于今年IPO）為45%，第二名Uber Eats（Uber已上市）為24%，第三名Grubhub（已上市）為22%，第四名Postmates（未上市）為8%。第五名Waitr為不到1%。

　　Uber 今年5月欲收購Grubhub未果（6月，Grubhub 被總部在荷蘭的Just Eat Takeaway以68億美元收購），7月宣布以26.5億美元收購Postmates，還待監管審批。

　　據 Trustdata 統計數據，2020 年第一季度，美團外賣占中國外賣市場份額的 67.3%，餓了么及其旗下“餓了么星選”共計 30.9%，形成雙寡頭格局。

　　中美外賣平臺面臨引起爭議的共性問題，一是對餐館收取的傭金定價，二是勞動用工形式和薪酬支付。

　　美國反壟斷小組委員會的主席戴維·西西林在一份聲明中表示，“Uber長期以來一直拒絕向司機支付基本生活工資，而Grubhub則存在通過欺騙策略及勒索費用剝削當地餐館的‘黑歷史’。”

　　“今年4月，美國最大的外賣平臺DoorDash和其他食品配送公司被消費者起訴，被指在外賣訂單中收取了過高的傭金。實際上，在全球許多國家，餐飲外賣的高傭金也引發了輿論爭議，在有的國家，外賣平臺傭金加上稅費，餐館需要支付訂單金額的四成左右，這些費用被轉嫁給了消費者，高額傭金引發了餐館行業和消費者的不滿。”

　　加州州長加文·紐森（Gavin Newsom）在2018年9月簽署了“第5號議會法案”（Assembly Bill 5，簡稱AB5）。根據這一2020年1月生效的法案，企業必須將包括網約車司機、快遞員、外賣員在內的“零工經濟”工人作為正式雇員對待，而不是獨立承包商（ independent contractors），使他們有權獲得最低工資等雇員保障，并有權組織工會。

　　2019年年底，優步（Uber）與Postmates等向洛杉磯聯邦地方法院提交訴訟，認為該法案是不理性的、違反了美國憲法，剝奪了工人享有的靈活性，要求阻止該法案生效。

　　中美外賣平臺面臨的有所不同的問題，美國是小費引起的騎手薪酬不透明問題，中國是交通安全問題。消費者給的小費，DoorDash分給騎手的比例不透明，引起騎手抱怨。

　　美國的小費文化，中國倒不存在。DoorDash聲稱付給騎手平均每個“活躍小時”（active hour）的工資是18.54美元，但有媒體調查騎手發現扣除騎手自己支付的成本外，只有11%的工作純收入在聯邦規定的最低小時7.25美元以上（注4）。在中國比較突出的交通違規和安全問題，在美國沒這么明顯。估計是不敢這樣，雖然外賣員是比一般行人著急，也騎車/開車速度挺快。似乎和美國比起來，在中國當外賣騎手相比其他工作收入更高一些，對送餐時間要求的壓力更大一些，而這兩者之間也有因果關系。

　　這問題到底怪誰？

　　怪消費者？

　　外賣服務中消費者希望快，就像消費者總是想買便宜貨一樣，都是核心關注點。但和過去不同的是，移動互聯時代，消費者更換服務者的轉換成本大為降低，只在一個APP的下載甚至只在一個小程序的點擊之間。有的APP可替代性低，比如微信。有的APP可替代性極高。消費者教育也是需要的，要尊重、體諒提供外賣服務的勞動者，要適當換位思考。但是特別重視速度的消費者，對服務者還是會用腳投票。所以消費者教育會有所幫助，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怪企業？

　　企業總要壓低成本、提高效率、贏得客戶，也就是增加利潤，利潤是任何企業最重要的追求。企業戰略歸根結底只有兩種，低成本和差異化。除了低成本之外的所有戰略幾乎都可以歸為差異化戰略——不是以低價，而是以其他方式獲得客戶的偏好，比如集中于細分市場，也是一種差異化。而差異化之后，還是要競爭誰能更低成本地滿足差異化的需求。所以，企業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追求是永恒的，企業可能也會自律，講商業倫理、講社會責任，這從長遠看有利于企業發展，但和企業短期盈利追求間是有矛盾的。如果企業在利潤壓力下沒有足夠的自律，過了合法合理的邊界，到了損害消費者和員工等利益相關者利益的程度，就需要有外部力量的干預。

　　怪政府？

　　政府需要提供的服務，就是劃定各方的責權利邊界并予以強制執行。比如交規方面。“2019年4月，全國正式實行電動車新國標——根據規定，電動車時速不得超過25公里/小時。在《人物》此次調查接觸到的近30名外賣騎手中，無論美團還是餓了么，沒有一人的電動車符合新國標，這些電動車的時速一般都能跑到40公里左右，遠遠超過限速。騎手群和貼吧里，還有很多人交流如何通過改裝，讓新買的電動車解除限速。”是企業算法逼迫騎手普遍性違反電動車速國標、普遍性違反交規，因為幾百萬騎手的存在，都成為一個社會問題，而不是騎手個人的問題，是否需要處罰企業？

　　更重要的是勞動者保護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人社部的《勞務派遣暫行規定》，互聯網企業是否需要遵守？平臺趨向把成本外部化/社會化，能否允許。這還是非常有爭議的問題。

　　市場失靈和有形之手失靈

　　關于市場的力量、資本的力量，有截然相反的觀點和名言。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師或面包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把資本用來支持產業的人，“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事非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即資本家、市場主體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促進了社會的利益。

　　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資本家有了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就會鋌而走險，有了百分之百的利潤就敢踐踏人間一切法律，有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潤，他們就敢冒上絞刑架的危險。”這句也經常被引用來描述資本。

　　其實，資本“一半是天使，一半是惡魔”，既可為善，也可為惡。為善還是為惡，并非一念之間，而是資本趨利動機和其他社會力量長期博弈的結果。千萬不要把資本、把企業妖魔化。企業自律是基石，也需要媒體、監管部門、法律的外部監督和約束。

　　“資本”根本沒有一般人想象得那么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所謂“資本”，也不過是千千萬萬個投資者資金的合成。外賣平臺普遍盈利困難，美團2019年才在成立9年后首現實現盈利。美團2019年餐飲外賣的銷售成本為446億元，其中支付給399萬外賣騎手的成本為410.4億元，從積極的方面看的確解決了很多人的就業問題，特別在疫情下就業困難時期。美國的外賣平臺龍頭DoorDash去年營業收入近10億美元，虧損約4.5億美元，現在它準備上市，投資者和分析師在擔心外賣平臺很難盈利，未必是個好的投資。

　　不過股價倒漲得不錯。美團點評2018年上市發行價69港元，現在漲到230多港元。Grubhub2014年上市發行價26美元，現在約70美元。

　　市場能自動解決很多問題，但存在市場失靈。政府也能解決不少問題，也存在政府失靈。正如《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指出的，需要“最大限度減少政府對市場資源的直接配置和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有效彌補市場失靈”。

　　問題解決靠誰？

　　《人物》這次的深度報道，總體反響正面，引發社會關注。但也有少數人認為，報道發聲看起來以善意推動了改變，但其實卻只是無用的“圣母”。“試圖解決一部分弱者的問題，結果卻給另一部分弱者造成問題。”（注5）我反對這種看法。媒體對社會發展能起到積極作用（雖然媒體有時也令人失望，在新時期下同樣面臨很多挑戰，本文不討論），美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扒糞運動”（也稱“黑幕揭發運動”）是個突出典型。當時一些媒體記者致力于深入調查報道黑幕，揭發丑聞，對社會陰暗面進行揭示，推動了美國社會的進步。中國非常需要更多調查記者去深入報道社會問題。引起關注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這一報道，已經使美團和餓了嗎做出反饋，即使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也會有所改善。

　　這事如何解決呢？

　　維舟認為，“從歷史上看，有三種演進可能：一是依靠公權力來‘主持公道’，但最終會發現，它其實也是一個有著自己特定利益的‘系統’。二是社會的自組織化，不同利益團體在一套中立的框架下，通過復雜的博弈、交易、妥協，為自身爭取利益。三是自我邊緣化，即對這些系統完全失望，變成游離其外的一分子——這看似是撤出，但其實也是博弈。”

　　我覺得其實是一和二的結合。社會利益的博弈最后反映在公權力如何來劃定各方責權利，如何“主持公道”上。公權力，就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監管部門等。

　　這是個困難的博弈過程。比如，在美國，關于零工工人福利的爭論已經持續多年。早在2013年，就有多起針對優步、Lyft和其他零工經濟公司的訴訟。上文提到的優步與Postmates起訴加州零工經濟法案，2020年2月，洛杉磯聯邦地方法院拒絕了優步與Postmates提出的阻止加州零工經濟法案生效的要求，稱該法案的公共利益超過了這些公司的擔憂。洛杉磯聯邦地方法院法官Dolly Gee表示，雖然這些公司已經證明，他們可能因該法案而遭受一定程度的不可彌補的損害，但這些潛在的風險遠不如該法案在設定生活工資和管理就業方面的公共利益重要。

　　2020年5月，加州總檢察長澤維爾·貝塞拉（Xavier Becerra）根據AB5法案正式對優步和Lyft提出起訴，指控這兩家公司將網約車司機歸類為獨立承包商而非雇員，直接導致了加州數十萬工人被剝削。貝塞拉指出，“創新并不是要求你虐待員工。加州有保護工人及其雇主權利的基本法律，我們要確保優步和Lyft能夠遵守游戲規則。”來自舊金山、洛杉磯和圣地亞哥的市檢察官也已經加入了貝塞拉提出的這起訴訟。加州勞工專員Lilia García-Brower 也另案對優步和Lyft提出起訴，同樣指控其損害工人利益，使工人沒有帶薪的病假、超時工資補償和最低工資等雇員應享受的權利。此前勞工專員已接到近5000件工人對這兩家公司克扣工資的投訴。優步則反擊說政府應更關注于解決300萬加州人失業的問題，為他們創造工作，而不是要毀了外賣行業。優步和Lyft還發起加州全民公投，以決定是否廢止AB5法案。

　　對互聯網平臺的監管，在每個國家都是一個有待研究解決的問題，各方利益的平衡是個難題。比如既不能讓外賣平臺成本過重導致嚴重虧損，也得保護工人權利，還會經過各方力量反復的博弈。

　　對一些問題，平臺有其解決方式。比如外賣送餐平臺面臨的吃飯高峰人員緊張、其他時間閑暇的問題，東南亞打車租車服務供應商Grab和進入外賣領域的Uber通過相關多元化來解決。Grab主席Ming Maa說：“我們可以讓司機在高峰時段載客，午餐和晚餐時間送外賣，中間時段送快遞。”用一套運輸網絡系統提供各種不同的服務，為司機/外賣員提供更多的賺錢機會，也能降低為消費者送貨的成本。

　　科技發展引起的新問題，可能最后科技發展以另一種方式解決。比如，以前的工廠很多殘酷壓榨工人，被稱為“血汗工廠”，現在再進現代化工廠流水線，工人大多很輕松，看看機器避免出故障，或在流水線起承轉合一些未完全機械化自動化的環節干預一下。除了研發人員，流水線上工人面臨的更大問題可能是單調乏味，還不如送外賣有意思，所以年輕人更不愛干。現在的外賣騎手，終有一天大部分可能被無人機、機器人取代。

　　本文首發于21世紀經濟報道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戰略發展部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