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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星:要高度重視非傳統金融風險

2020年08月05日12:07    作者:王兆星  

  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王兆星

  我們應全面深入領會和貫徹習總書記的講話要求,既要重視當前顯性金融風險的化解,同時也要加強對長期隱性風險的主動防范;既要高度重視對傳統金融風險的有效管控,同時也不可忽視對非傳統金融風險的積極應對。因為非傳統和隱性的金融風險最有可能成為“灰犀牛”和“黑天鵝”,最易引發系統性風險。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指出:“必須強化風險意識、守住風險底線,保持對潛在風險的警惕性和緊迫感,主動出手,堅決馴服‘灰犀牛’問題,全面防范‘黑天鵝’事件,用大概率思維應對小概率事件,牢牢守住未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我們應全面深入領會和貫徹習總書記的講話要求,既要重視當前顯性金融風險的化解,同時也要加強對長期隱性風險的主動防范;既要高度重視對傳統金融風險的有效管控,同時也不可忽視對非傳統金融風險的積極應對。因為非傳統和隱性的金融風險最有可能成為“灰犀牛”和“黑天鵝”,最易引發系統性風險。

  過去在談到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時,不論從單體金融機構還是從整個金融體系的角度,我們往往更多關注一些傳統和顯性的金融風險,包括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法律風險、聲譽風險等,但卻往往忽視了那些非傳統和隱性的金融風險。當然,防范這些傳統、顯性的金融風險也非常重要,因為它們對單體金融機構和金融體系的安全都會構成很大的威脅。但同時我們也必須要高度重視對那些非傳統、隱性風險的防范,因為這些風險同樣會對單體金融機構和整個金融體系的安全構成很大的威脅,甚至是更大的威脅。我們要有更宏觀、更前瞻、更積極的風險觀和安全觀。

  這里所述的非傳統、隱性的金融風險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風險:

  氣候與環境惡化可能帶來的金融風險。大量科學研究和實證表明,由于全球工業化、城鎮化的加快和人們對碳排放控制、環境保護不力等原因,使氣候與環境不斷惡化,各種嚴重的自然和環境災害如颶風、暴雨、海嘯、高溫、山火、海平面上升、大氣及水土污染等,特別是嚴重水災和干旱發生的概率和頻率會越來越高,其所造成的威脅和損害也越來越大。例如,美國、巴西和澳大利亞的森林大火,亞洲一些國家的暴雨水災,歐洲一些國家的高溫,非洲一些國家的干旱等。這些全球和地區性的嚴重氣候和環境災害除了會對人民的生命、財產及國家經濟造成嚴重威脅與損害外,也會直接或間接地造成嚴重的金融風險,威脅金融體系的安全。因為這些突發、嚴重的災害,首先會使經濟遭受嚴重破壞,企業和家庭遭受嚴重損失,會導致實體企業和家庭的財務惡化、破產倒閉、債務違約,形成金融機構的大量不良資產和損失,甚至可能導致金融機構資不抵債和支付危機,進而可能導致金融體系的信用和信任危機,導致存款擠兌和流動性危機。其次會導致保險企業因支付巨額損失賠償,而出現資本和清償能力危機。再次還會使整個金融基礎設施系統(IT系統、交易系統、客戶信息系統及網絡操作系統)遭受嚴重破壞甚至癱瘓。

  發生全球性、地區性、全國性疫情可能帶來的金融風險。受氣候、生態、環境惡化以及人口流動、人際交流更加頻繁和密集等因素的影響,發生全球性、地區性及全國性疫情的概率和頻率可能會越來越高,如果預防和管控不夠及時有效,其所造成的破壞和危害也會越來越大。不僅會對人的生命、健康造成嚴重的威脅和損害,同時也會對企業的生產經營及整個國民經濟造成嚴重的威脅和破壞,由此也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金融市場的正常運行和金融體系的安全穩定。在這方面,不僅有歷史上的實際案例和沉痛教訓,同時更面臨著現實與未來的嚴峻挑戰。例如,最近發生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不僅直接給人的生命、生活和健康造成嚴重危害,同時也給經濟金融造成了嚴重沖擊和破壞,使企業遭受嚴重損失,直接導致企業停產、商店停業、學校停課、飛機停飛、運輸停運、飯店關門、旅游間斷等,導致了全球產業供應鏈中斷和經濟復蘇更加困難。更重要的是,造成人們的心理恐慌,擴大了對經濟信心和預期的陰影,從而引發全球金融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的劇烈震蕩。甚至有人預言和斷言,我們又面臨一場新的全球性金融危機。

  發生社會動亂和政局不穩可能帶來的金融風險。社會、政治穩,經濟、金融則穩;社會、政治亂,經濟、金融則亂。例如,最近一個時期,智利、委內瑞拉、巴西、玻利維亞、阿根廷、黎巴嫩、伊拉克、伊朗等國家發生的群眾示威、社會暴亂及政局動蕩,以及我國香港地區一小部分人的動亂和暴力。一方面直接威脅到國家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穩定,使經濟遭受重創,生產萎縮、物價上漲、失業擴大。另一方面也嚴重破壞了貨幣、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的穩定,引發貨幣、金融的動蕩,貨幣貶值、資本外逃、存款擠兌、股價暴跌。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面臨崩潰。

  發生貿易爭端與經濟制裁可能帶來的金融風險。在經濟已經高度全球化、產業分工高度專業化、金融與資本高度國際化、國際清算高度美元化的今天,如果美國利用其經濟、科技、金融、美元的優勢或霸主地位,為實現其自身經濟利益和政治目的,帶頭破壞國際貿易和全球治理規則,以本國法代替國際法,以本國規則代替國際規則,對他國發起貿易戰、關稅戰、科技戰、金融戰,對他國進行貿易和金融制裁,將對他國的產業與企業、經濟與金融、資本與投資等造成嚴重干擾和沖擊,對貨幣和金融的穩定形成嚴重威脅,至少會增加經濟、金融及投資的高度不確定性。例如,美國對古巴、朝鮮、伊朗、委內瑞拉、俄羅斯等國的經濟金融制裁,已經給這些國家的經濟金融造成嚴重的沖擊和損害,導致這些國家貿易停滯、資本外逃、通貨膨脹、貨幣貶值、生產萎縮、工人失業、經濟倒退,甚至面臨經濟金融崩潰的風險。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在今后相當一段時期,美國將會不斷運用經濟、貿易、科技、金融等制裁手段,進一步加強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相關國家進行威脅與遏制,干預其他國家的政治與經濟,由此會給這些國家的經濟金融帶來干擾和沖擊,甚至對其經濟金融安全造成嚴重威脅。

  金融科技信息系統遭到攻擊可能帶來的金融風險。當今金融體系已經高度電子化、信息化、數字化,高度依賴現代信息技術的支撐。互聯網、移動支付、數字貨幣、數字金融、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現代金融信息科技的快速發展,在推動數字經濟快速發展、便利人們經濟生活、賦能金融功效、促進金融模式與生態變革的同時,也增加了潛在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威脅。而且這種風險具有很強的隱蔽性、突發性、系統性和破壞性,一旦發生,就是災難性的。今天。我們的金融機構和金融體系已經形成對信息科技的高度依賴,而這些科技信息系統又具有高度的復雜性,其成熟度與穩定性還不夠高,甚至其核心部件及功能還存在著對外部或第三方的高度依賴性。其災備系統還不夠完備和可靠。在這種情況下,一旦遭遇外部攻擊、外方制裁、環境破壞等情況,就可能使系統癱瘓,金融業務就可能停滯,客戶信息數據就會泄漏丟失,就可能引發金融恐慌和金融系統性危機。

  非傳統金融(包括部分影子銀行)逃避監管可能帶來的金融風險。在傳統、正規金融不能滿足多元化和多層次融資需求,同時傳統、正規金融又受到嚴格監管的情況下,就會出現大量的地下非法金融、非正規金融、非傳統金融,出現大量影子銀行。我們有時把這種現象稱為“金融脫媒”。雖然它們有時也會成為正規、傳統金融的重要補充,為實體經濟提供正規的、傳統金融難以提供的資金融通,但是如果它們不受適當的監管,任其盲目發展擴張,就有可能積累巨大的金融風險。甚至由于金融風險具有很強的傳染性、外溢性,從而會威脅到正規、傳統金融體系的安全,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例如,由美國引發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盡管有各種原因,但不可否認的是,大量貨幣市場基金、私募基金、對沖基金、非正規金融機構發放的住房抵押貸款及其證券化、各種場外金融衍生產品交易等,對金融資產的泡沫化和金融危機的爆發,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再如,我國前一時期出現的大量非法社會集資、不受監管的網絡借貸、P2P融資、企業間擔保融資、私募基金、通道信托、表外理財等,如果我們沒有及時有效地治理和整頓,就有可能形成巨大的金融風險,甚至會引發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在國際金融組織的推動下,各國普遍加強了對傳統、正規金融機構的監管,進一步提高了包括資本和流動性在內的監管標準,由此增加了正規、傳統金融機構及業務的成本,助長了非傳統、非正規金融業務活動的擴張,這會使金融體系的風險上升。

  非金融部門高額債務與非常態貨幣政策相互疊加可能帶來的金融風險。自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主要國家為擺脫經濟衰退,加快經濟復蘇和刺激經濟增長,都相繼實施了非常態化的貨幣政策,即大規模的貨幣量化寬松和低利率(包括負利率)政策,中央銀行大規模收購政府和企業債券,同時對金融機構在中央銀行賬戶的資金支付負利率,由此來促使金融機構增加對經濟的信貸投放。這一政策的后果之一,就是導致融資利率過低,非金融部門(包括非金融企業、各級政府和家庭個人)大規模借債,非金融部門債務水平不斷攀升,甚至已經大大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水平。與此同時,由于中央銀行通過購買各種債券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和不斷降低借貸利率,促使各類投資者為追求安全和收益,不得不大量投資政府債券和低等級企業債券,甚至是垃圾債券。由此,一方面增加了債券市場的資金供給,擴大了對發行債券的需求,推動了非金融部門的債務規模不斷擴張;另一方面,也推動了債券、股票、房地產等資產價格的不斷上漲,導致資產泡沫不斷積累。在債務規模不斷擴大和資產泡沫不斷累積的相互疊加和相互推動下,一旦貨幣政策及利率調整預期發生逆轉,市場信心發生動搖,就可能出現金融市場的巨大波動,出現大規模拋售和大規模違約,大量企業就會關門、倒閉、破產,就會再一次引發全球性和系統性的金融危機。

  要有效防范和應對上述重大非傳統金融風險,最大程度地減少這些風險所形成的破壞和損失,我們必需做好以下幾件事情:

  首先要早重視。要充分認識和高度重視這些風險發生的客觀性及可能造成的嚴重破壞,充分認識其可能性、緊迫性和危害性。其次要早研究。要提早加強對相關風險的全面研究。要分析和把握上述風險的形成因素、發生概率、傳導機制及可能后果,在相關理論和數據的支持下,建立科學可靠的數學模型,加強分析、監測和預警。再次要早預防。上述非傳統風險有其發生的可能性,但并不具有必然性。也就是說,如果早形成共識,早付諸行動,早加強合作,是可以預防和控制的,可以降低其發生的概率、速度和強度。最后要早處置。如果預警和預防失敗,風險還是發生了,那就要積極主動地有效應對,及早處置化解,將沖擊破壞和風險損失控制到最少最小。

  本文原發于銀行家雜志

  (本文作者介紹:國務院參事、中國銀保監會原副主席)

責任編輯:潘翹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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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關鍵詞: 王兆星 金融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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