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秦朔　

　　從巴倫支船長到1609年的阿姆斯特丹

　　1596年5月10日，一位名叫威廉·巴倫支的荷蘭船長在阿姆斯特丹商人的資助下，指揮著3艘小船和17名水手開始遠航，希望通過北極前往亞洲。這年他46歲，之前的兩年曾兩次遠征北極，都無功而返。

　　巴倫支船長的第三次探險到達了北緯79°39′的地方，這是人類北進的新紀錄。他們繼續向東北航行，8月26日陷入浮冰，被迫靠上三文雅島（今天俄羅斯的一個島嶼），在北極圈過冬。他們熬過了8個月的漫長冬季，靠打獵充饑，靠動物的皮毛御寒。8個人病死或凍死。1597年夏天，小船終于從堅冰圍困中重回自由水域，但巴倫支船長卻在6月20日病死在一塊浮冰之上。

　　如此險遇和困境，船員們卻沒有動過阿姆斯特丹商人委托給他們的貨物。貨物又回到荷蘭，還給了委托人。

　　巴倫支船長航行過的一片海域后來被命名為巴倫支海，他的故事成為一些商學院的領導力案例。但在荷蘭人心中，這更是一個對委托人負責的關于信用的案例。

　　信用，是金融的精髓。

　　1602年，荷蘭14家貿易公司組成“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這是歷史上第一個股份公司，向公眾發行股票，投資人拿著錢袋到公司，在本子上記下投入額，公司許諾未來按股分紅。荷蘭政府也是股東之一，并將一些國家的權力注入，如可以與外國簽訂條約開展貿易，如出現糾紛，甚至可以發動戰爭。

　　東印度公司10年后才開始分紅，此前股東可以把股票流轉，在阿姆斯特丹大橋上自發交易。1609年，阿姆斯特丹誕生了第一個股票交易所，有經紀人，有固定交易席位，是當時歐洲最活躍的資本市場。

　　也是在1609年，阿姆斯特丹銀行成立，它是歷史上第一家取消金屬幣兌換義務而發行紙幣的銀行，吸收存款，發放貸款，還辦理支付業務，在商戶存款限度內以轉賬形式替他們付款，不另外收費。為了保障銀行的信用，阿姆斯特丹通過立法規定，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借口限制銀行的交易自由。所以當荷蘭和西班牙的海軍在海上廝殺時，西班牙貴族的白銀仍可自由地從銀行的金庫中進出。有了市政擔保，阿姆斯特丹銀行很快成為歐洲國際貿易的票據結算中心。

　　日內瓦大學教授尤瑟夫·凱西斯在《資本之都——國際金融中心變遷史》中說，過去的300年，僅有3個金融中心站在國際金融體系之巔：17世紀中期到18世紀晚期的阿姆斯特丹；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倫敦及1945年之后的紐約，倫敦和紐約在第一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分享了世界金融的領導地位。

　　阿姆斯特丹被作者賦予如此高的地位，是因為它一體兩面地奠定了現代金融的基石，一邊是契約責任，一邊是金融與商業體系，包括銀行、證券交易所、信用、有限責任公司，等等。而對阿姆斯特丹金融中心的更大支持，是當時荷蘭在貿易、船舶制造與航運、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國際地位。

　　17世紀中期，荷蘭東印度公司擁有1.5萬個分支機構，貿易額占世界的一半。從1602年到1782年，它分給股東的紅利是成立時股本金的36倍。它擁有國家權力和軍事力量，占領了中國臺灣，把印度尼西亞變成殖民地（第一個殖民據點巴達維亞就是今天的雅加達），奪取了非洲的好望角，用一個省的名字命名了大洋洲的國家新西蘭，在北美大陸哈得遜河河口興建“新阿姆斯特丹”——他們從當地人手中買下曼哈頓島建立貿易站時，這塊土地的價格只有60荷蘭盾。1664年，英國艦隊開來，荷蘭將這里讓給了英國人，英王查理二世交給他的弟弟管轄，將其領地從英國約克郡遷到新阿姆斯特丹，于是更名為“紐約”，即“新約克城”（New York City）。

　　在阿姆斯特丹之前，歐洲的金融中心在意大利的熱那亞和佛羅倫薩，但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影響才是世界性的。其背景是新航路的開辟，貿易從地中海地區發展到南歐再到全世界。亞洲的絲綢織品、香料、棉花、茶葉，美洲的金銀、糖、煙草、染料、毛皮，非洲的黃金、象牙，歐洲的工業制成品、奢侈品、武器，所有這些產品之間發生了交易。在此過程中，荷蘭也成為“海上馬車夫”，它造的船又大又結實，性價比高，航速快，17世紀末英國船只中還有1/4是荷蘭建造的。

　　1656年，阿姆斯特丹的新市政廳落成，一位詩人在頌歌中寫道：“……我們阿姆斯特丹人揚帆遠航……利潤指引我們跨海越洋。為了愛財之心，我們走遍世界上所有的海港。”準確地說明了荷蘭是通過經營海上中轉貿易而成就的一個商業帝國。

　　金融、貿易和航運，荷蘭一個也不缺。

　　威廉·彼得森與1694年的英格蘭銀行

　　在荷蘭之后，英國成為世界工廠與“世界銀行家”，倫敦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英國和倫敦崛起的理由也是系統性的。

　　英國在1588年贏得與西班牙海上爭霸戰的勝利，在四次英荷戰爭中打敗了荷蘭，在1756-1763年的英法戰爭中也后來居上；

　　1688年英國的“光榮革命”確立了君主立憲政體，次年頒布的《權利法案》大大限制了國王的權力，為資本主義發展確立了政治制度的框架；

　　珍妮的紡紗機、瓦特的蒸汽機，奠定了英國工業革命的技術基礎；

　　19世紀英國成為第一個工業化國家，1870年占世界貿易總額的1/3……

　　國家對外擴張蒸蒸日上，實則需要財政和金融打底。17世紀下半葉，頻繁的對外戰爭導致英國王室政府軍費開支巨大，必須開辟新的財源。但《權利法案》第4條規定：“未經議會準許，借口國王特權，為國王而征收，或供國王使用而征收金錢，超出議會準許之時限或方式者，皆為非法。”由于議會掌握了最高權力，王在法下，財稅大權遂從國王轉到議會，國王不能再利用特權征稅或賴賬不還。從1690年起，議會還加強了對稅收用途的控制，規定專款專用，國王不得隨意挪用，并設了專門機構監督審查。

　　1692年議會授權征收土地稅，這筆稅收直接上繳國庫，不經國王之手。1693年議會頒布《礦業皇家法案》，凡在采礦過程中發現貴重金屬，不再屬于王室，而歸礦業主所有。

　　這種種限制，讓王室的財源頓時減少，只能靠借債填補赤字。當時王室借債的對象是民間的金匠，他們借給王室的利率很高，最高為年率25%-30%。

　　王室必須找到新的籌資渠道。1691年，倫敦的金匠商人威廉·彼得森與幾個合伙人向王室提交了一份成立國家銀行的報告。他們可以向王室政府提供100萬英鎊的貸款，政府每年支付6.5萬英鎊的利息，并允許他們發行的票據成為法定貨幣。這個報告沒有被批準。

　　1693年，威廉·彼得森再呈報告，希望籌集120萬英鎊，貸給王室政府，政府每年支付10萬英鎊利息，授權允許他們享有發行與所借款數額相等的貨幣。經過激烈討論，1694年3月議會批準通過了《英格蘭銀行法案》，采用股份認購方式組建了英格蘭銀行，國王威廉三世和1286名商人認購了120萬英鎊的股票。7月27日，英格蘭銀行正式成立，威廉三世為其頒發了“皇家特許狀”，王室為銀行背書。

　　英格蘭銀行成立之初是私人股份制銀行，目的是給王室提供貸款，支持軍費，為國分憂，它享有一般私人銀行不具備的一些特許權，最重要的是“貨幣（紙幣）發行權”。經過漫長的演化，到1844年，英國議會通過了《銀行特許法案》，英格蘭銀行正式成為政府管轄下的、擁有唯一法償貨幣發行權的銀行。再后來，英格蘭銀行放棄了商業銀行業務，成為純粹的中央銀行，主要履行三大職能：代理國庫、清算中心、最后貸款人。

　　英國的《權利法案》和憲政體制，讓政府的權力從無限變為有限，變為正常化，這使經濟和金融活動的可預期程度大大提高。倫敦的信用就是從這樣的框架里長出來的。

　　在另一個維度上，從英格蘭銀行的歷史可以看到，銀行與國家的命運休戚相關。中央銀行就是國家利益在金融領域的最后守衛者。

　　梧桐樹下的協議與1907年的J． P． 摩根

　　讓我們把視線轉向紐約。

　　1792年5月，華爾街68號，一棵梧桐樹下，24位股票經紀人簽下了一份協議：“我們，在此簽字——作為股票買賣的經紀人莊嚴宣誓，并向彼此承諾：從今天起，我們將以不低于0.25%的傭金率為任何客戶買賣任何股票，同時在任何交易的磋商中我們將給予彼此優先權。”這是市場中自發形成的秩序。

　　25年后，1817年3月8日，紐約證券和交易委員會（New York Stock and Exchange Board）誕生，后來成為紐約證券交易所。

　　美國的金融天然具有自發生長和直接融資的傳統。先是野蠻生長，然后逐漸規制化，或行業自律，或宏觀監管。資本市場幫助美國完成了很多以前想不到的奇跡，連接哈德遜河和伊利湖的伊利運河就是其中之一。它是第一條將美國東海岸與西部內陸聯系起來的快速運輸通道，使海岸線與內陸間的運輸成本減少了95%。1817年紐約州州長德威·克林頓提出這一構想時，預計要耗資700萬美元，是聯邦政府一年收入的1/3，聯邦無力支付。克林頓大膽設想，以紐約州的名義發行運河債券。華爾街熱捧運河債券，提供了充裕的資金，原計劃10年完成的工程，提前2年就修通了。

　　在伊利運河之后，無論是鐵路建設還是在南北戰爭中為林肯政府融資5000萬美元，華爾街都鼎力支持。內戰結束后，南方的將軍說：“我們不是被北方的軍隊打敗的，是被北方的金融打敗的。”華爾街的支持使北方有源源不斷的資金供給，而南方光靠消耗農場主的資金，政府很快就瀕臨破產邊緣。

　　金融站在哪一邊，那一邊就獲勝。

　　由于天生自由經濟，美國歷史上涌現出許多私人背景的金融家。約翰·皮爾龐特·摩根（J． P． 摩根）是最為彪炳史冊的一位。1907年的美國銀行危機，幾乎是靠他一己之力才逃過生死劫難的。

　　20世紀初的美國經濟一片繁榮。從1902年到1907年發電量增長了1倍多，百業興旺。資本的巨大需求促使機構與個人過度舉債，1906年紐約一半左右的銀行貸款都被信托公司投在高風險的股市和債券上。1907年10月，第三大信托公司尼克伯克對聯合銅業公司的收購計劃失敗，市場傳言尼克伯克即將破產，從第二天開始，存款人都到銀行提取現金，造成擠兌。

　　在尼克伯克等參與銅礦股票投機的銀行和信托公司倒閉后，整個銀行業對信托公司產生了強烈的不信任，要其立即還貸，信托公司到處借錢，不惜利率沖高到150%。銀行間市場一片惜貸，市場流動性完全停滯，市民在各信托公司門口徹夜排隊，等候取款，股市暴跌，紐約市政府無法發債，紐約證交所差點關門。

　　1907年的美國還沒有美聯儲，救市重擔落到J． P． 摩根身上。這位多病的老人挺身而出，在他的私人圖書館召集了一個銀行家聯盟，要求大家出資，承諾保證市場流動性。聯盟成立了緊急審計小組，評估受困的金融機構損失，為他們提供貸款，購買他們的股票。摩根先注入自己的資金，然后動用羅斯福政府批準的2500萬美元，最終化解了危機。這之后，意識到“不會永遠都有救世主摩根”的聯邦政府決定重建金融系統，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很快成立。

　　J． P． 摩根說過，風險即機遇，如果政府和法律不做，我自己來！但事實上，凡是政府有求于他，他總是義不容辭。南北戰爭時，聯邦政府為穩定經濟和購買武器要發行4億美元國債，這么大的數量只有倫敦市場可以完成，但英國支持南方，不可能幫助北方融資。當聯邦政府問摩根是否有辦法時，他回答：“會有辦法的。”他并未急著推銷，而是先通過新聞界廣泛宣講愛國主義，并親自到大街小巷，帶頭為前線募捐。在人民被動員起來后，愛國主義的最好體現就變成購買國債，國債很快銷售一空，摩根也從政府手中獲得了一大筆酬金。

　　美國金融史上，在充滿創新精神的私人金融家與在每一次危機后“打補丁”的監管者之間，一直存在著偉大的博弈和微妙的平衡。總體看，華爾街越來越規矩和被律師思維影響，但在西部的硅谷，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推動又在驅動新金融的創新。扎克伯格的Libra就是其中之一。美國金融發展的一個啟示是，永遠不能讓私人資本或政府監管完全占上風。

　　1991年一位老人的希望與金融的黃金時代

　　如果以1602年成立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1609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和阿姆斯特丹銀行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起源，距今已經400多年。

　　400多年前起步的阿姆斯特丹，300多年前起步的倫敦，200多年前起步的紐約，都曾登上世界金融體系之巔。后兩者至今仍雙峰并峙。巔峰不止于高峰，而是一覽眾山小的頂峰。

　　以百年為尺度，下一個，是誰？

　　上海有沒有可能？

　　從1847年英國麗如銀行在上海設立代理處，成為第一家進入中國的外資銀行開始，上海就是中國金融國際化的象征。其間有起有伏，但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所特有的基因和氣質——重規則、守契約、講專業——一直留存在這座城市的血脈中。

　　20世紀30年代，上海就是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影響力遠超東京等城市。

　　當時的上海，外資金融機構云集，截至1936年末在滬外資銀行達27家；中資金融機構總部集中，截至1937年末，有各類中資銀行83家，其中總行或總管理處57家；主要由上海眾業公所和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組成的上海證券市場，是亞洲最大的證券市場之一；上海金業交易所是亞洲規模最大的黃金交易市場，1926年成交的標金（重10兩的標準金條）達6232萬條，僅次于倫敦和紐約；上海外匯市場的國際化程度和市場成交量均位居亞洲各國前列；上海的票據貼現市場、銀行同業拆借市場等其他金融市場的交易也十分活躍。直到抗日戰爭，上海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才逐漸衰退。

　　半個多世紀之后，1991年，鄧小平在上海說，“上海過去是金融中心，是貨幣自由兌換的地方，今后也要這樣搞”，“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這位1920年從黃浦江畔出發去法國勤工儉學的充滿開放意識的領導人，把金融中心、國際地位的要求交給了上海。

　　1992年，十四大宣布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并作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一項重要長期戰略。2009年，國務院頒布國發19號文，提出上海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以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眨眼間，已到了交卷時刻。

　　今天，上海是全球金融要素市場最完備的金融中心城市之一，不僅形成了涵蓋股票、債券、貨幣、外匯、商品期貨、金融期貨與場外衍生品、黃金、保險、信托等門類齊全的金融市場體系，而且建成了上海清算所、中國信托登記公司、跨境銀行間支付清算公司（CIPS）、中央結算公司上海總部、中債擔保品業務中心等金融市場的基礎設施。

　　今天，上海已經形成了各類中外資金融機構集聚的金融機構體系，以及充滿創新活力的金融產品和業務體系。原油期貨、國債期貨、股指期貨、股指期權、黃金ETF、跨境ETF、ETF期權、外匯期權、銅期權、同業存單、信用風險緩釋工具等產品陸續上市，跨境人民幣業務、投貸聯動等業務創新不斷推出，外資股權投資企業試點（QFLP）和合格境內有限合伙人試點（QDLP）在全國率先推出，自貿試驗區在全國率先開展自由貿易賬戶試點。

　　這些概念離一般人似乎很遠，但從國際一流金融中心建設的角度看，這都是不可或缺的。很多產品推出的背后，都充滿了極其不易的創新探索、上下溝通、左右磨合。

　　今天，從內涵功能看，上海已經具備了價格形成、資產定價、人民幣支付清算、服務實體經濟（2019年上海金融市場直接融資額為12.7萬億元，占全國直接融資總額的85%以上）等金融中心的基本功能。

　　今天，從開放水平看，上海的跨境資源配置能力已經上了一個大的臺階。在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方面，上海成功啟動了“滬港通”“滬倫通”“債券通”、黃金國際板、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境內證券投資、跨境人民幣結算再保險業務等等。截至2019年末，共有2731家境外機構投資者進入銀行間債券市場，“熊貓債”已累計發行3356.7億元，A股相繼被納入明晟（MSCI）、富時羅素（FTSE）、標普道瓊斯三大國際指數，中國債券被納入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摩根大通全球新興市場政府債券指數。

　　今天，從發展環境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配套服務體系不斷健全，營商環境顯著改善，法治、信用、人才環境也更加完善。陸家嘴金融城在全國率先實施了“業界共治+法定機構”公共治理架構，在31.78平方公里的陸家嘴，聚集了4萬多家企業，上海47萬金融從業人員中30多萬都在陸家嘴。如同丘吉爾所說，“由于金融城的存在，倫敦才配叫倫敦”。由于陸家嘴的存在，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才有了靈魂的棲息之地。

　　過去二三十年，是上海金融發展的黃金時代。

　　無論登頂多么漫長，有夢想就會有希望

　　當今天探討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明天，往往會聽到兩種聲音。

　　一種是，隨著中國經濟總量未來超過美國，上海挑戰甚至超越紐約不在話下。

　　一種是，在利率匯率市場化、貨幣國際化、資本項目可兌換等尚未完全實現，法治、人才環境與“紐倫港”相比還有差距時，上海要建成“最高級”而不是“比較級”的國際金融中心，遙遙無期。以資本市場為例，滬深交易所還沒有一家外國公司上市，如果我們的市場只為本國公司提供證券發行業務，完全放棄“離岸業務”，是無法和紐約、倫敦的市場媲美的。債券市場也有類似問題。

　　我贊同基于第二種立場的一些觀點，即未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必須更加開放，更加國際化、法治化，膽子要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在有些方面，單點的政策試來試去已經有很長時間，應該盡快落實為通則和規制，全面推開，深度推進。有些政策創新的帽子很大，卻光打雷不下雨，讓人干著急。

　　更開放，更自信，這不僅對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有利，對整個中國更好地融入全球化、服務全球化，也是重要的戰略選擇。

　　但同時，我也認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登頂之路，一定會有自己的特色，而不是某個國際版本的照搬。金融抑制不可取，但在整個金融文化還不夠健全、體制性結構性扭曲依然不少的背景下，多一些穩定的考慮，也并非多慮。因為這不只是一個城市的戰略，也是國家的戰略，上海作為金融中心，時時刻刻都在服務全國，和整個國家的發展路徑不可分，和所處的時代與國際環境也密切關聯。

　　只是我們需要認識到，穩定的最終達成，靠的不是封閉和收縮，還要靠改革，靠形成真正可信賴的制度環境和法治環境。同時，還要善于發揮新技術的作用。

　　比如，今天是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的時代。由于以移動支付為代表的金融技術的普惠化創新，中國正在發生一些深刻變化。中國有一條著名的胡煥庸線，從黑龍江黑河到云南騰沖，絕大部分經濟活動都集中在這條線東邊，西邊則非常荒涼。但是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表明，中國的移動支付已經開始突破胡煥庸線，從2011年到2018年，東西部移動支付覆蓋度指數的差異縮小了15%。傳統金融無法實現的服務的普惠化，新技術會幫助實現。

　　尤瑟夫·凱西斯在《資本之都》中文版序言中提出過幾個觀點，值得傾聽——

　　1、一座城市崛起為國際領先的金融中心與其所在國家經濟實力是密切相關的；

　　2、國際金融中心領導地位的輪換是非常罕見的；

　　3、輪換過程非常緩慢，而且往往是國際經濟政治動蕩的結果；

　　4、上海要想追隨18世紀阿姆斯特丹、19世紀倫敦和20世紀紐約的腳步，那么中國的經濟規模必須要超過美國。同時，歷史表明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并非是擁有一個國際領先的金融中心的充分條件，紐約1914年開始挑戰倫敦的時候，美國的GDP已經是英國的2.5倍，人均GDP也比英國高20%，但仍然用了30年時間（包括兩次世界大戰）才最終完成了替代過程。因此，上海或上海-香港聯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未來，從根本上取決于中國經濟的未來和全球地位。雖然全球經濟力量從大西洋時代到太平洋時代的遷徙是一個大趨勢，但這個過程會很漫長，甚至也會有曲折。

　　不過，有夢想才會有希望。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夢想，就是登頂全球金融體系之巔。夢想有多大，自我超越的意愿和不斷創新的行動力就會有多強。

　　從登頂全球的夢想來說，過去20多年，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只是完成了一小部分任務，在中國新的全球地位和人民幣資產地位的基礎上，更具挑戰性也更具吸引力的征程，才剛剛開始。上海有條件也應該走得更快。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