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東方金誠 王青

　　5月18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正式發布，對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要求、7大關鍵領域改革措施以及貫徹落實的組織保障進行了系統設計和全面部署。我們認為，這是繼《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之后，在疫情期間出臺的第二項推進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文件。這表明，當前在全國上下集中全力抓好疫情防控和穩定宏觀經濟運行的同時，穩步推進重大結構性改革仍在政策議程中居于核心位置。這不僅將為我國宏觀經濟長期穩定向好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也有助于提振當前市場信心。

　　一、進一步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關于《意見》出臺的背景，文件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與這些新形勢新要求相比，我國市場體系還不健全、市場發育還不充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沒有完全理順，還存在市場激勵不足、要素流動不暢、資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觀經濟活力不強等問題，推動高質量發展仍存在不少體制機制障礙，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堅定不移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不斷在經濟體制關鍵性基礎性重大改革上突破創新。

　　二、7大關鍵領域改革的總體方向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動搖的同時，加大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

　　1、《意見》提出，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增強微觀主體活力。下一步要繼續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積極穩妥推進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穩步推進自然壟斷行業改革，重點推動電力、油氣管網和鐵路運輸業務市場主體多元化和適度競爭。我們認為，在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過程中，市場競爭、激勵兼容將是未來推動國企經營效率提升的重要方向。

　　針對當前市場普遍關注的民企經營、融資環境問題，《意見》要求營造支持非公有制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制度環境，支持非公有制經濟進入電力、油氣等領域，大幅放寬服務業領域市場準入，增加面向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供給，支持發展民營銀行、社區銀行等中小金融機構，健全民營企業直接融資支持制度等。這意味著近年來優化營商環境、強化對民企的金融支持等措施并非周期性政策，而是已成為我國基礎經濟制度的一部分。這將有助于穩定市場預期，提升民營企業投資信心。

　　2、《意見》提出夯實市場經濟基礎性制度，保障市場公平競爭。重點包括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全面完善產權、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等制度。我們認為，其中的“全面依法平等保護民營經濟產權，依法嚴肅查處各類侵害民營企業合法權益的行為”具有很強的針對性，能夠進一步為民企營造安心的投資、經營環境。而“完善和細化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交易、保護制度規則，加快建立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加強企業商業秘密保護，完善新領域新業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則是對我國經濟發展轉向創新驅動的一項“制度激勵”。眾所周知，知識產權保護是激勵創新的重要制度基礎。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正在從技術的引進模仿逐步轉向自主創新，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迫切性越來越大。

　　《意見》提出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推動“非禁即入”普遍落實，以及全面落實公平競爭審查制度。這兩項措施近年來持續推進，本次《意見》將其納入，一方面體現了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另一方面也將推動地方政府和相關部門進一步出臺具體舉措，精準實施，精準落實。

　　3、《意見》提出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進一步激發全社會創造力和市場活力。這部分內容與4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對外發布《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相銜接，主要內容是強化土地、資本、勞動力和數據等四項基本要素的市場建立、價格市場化改革和配置方式創新等。

　　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商品和服務價格97%以上已由市場定價。與之相比，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和數據等要素市場發育相對滯后，要素配置扭曲正在成為我國經濟結構性矛盾的重要根源。我們判斷，繼“三去一降一補”之后，要素市場化改革將成為新一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伴隨改革的深入推進，“蜇伏”的要素資源將被喚醒，并將成為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這在當前外部環境動蕩不定，我國經濟增長要更多依靠內需驅動，更需激發各類主體和各類要素潛能的背景下，尤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4、《意見》提出創新政府管理和服務方式，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制。這部分內容比較豐富，旨在進一步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明確政府經濟管理職責，有效彌補市場失靈。針對當前形勢，其中有兩點內容值得重點關注：一是《意見》強調“依法構建管理規范、責任清晰、公開透明、風險可控的政府舉債融資機制，強化監督問責。”二是要求“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健全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決策機制，完善基礎貨幣投放機制……。”我們認為，《意見》的這部分內容實際上也為當前關于財政赤字貨幣化的爭論提供了一種理解框架。

　　所謂財政赤字貨幣化，核心內容是央行直接以零利率認購財政部發行的國債，為積極財政政策提供零成本融資。這種操作的好處在于能夠減輕國債發行帶來的擠出效應，使得商業銀行資金不因大量購買國債而減弱對實體經濟的信貸投放能力，同時又可以避免大量國債發行推高市場利率，加劇企業融資貴問題。其不利之處在于央行貨幣政策將被國債發行“綁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對政策利率的調控能力，而且還有可能導致財政紀律松弛，為潛在的政府負債率和通脹率大幅上升埋下隱患。本次《意見》強調要規范政府舉債融資機制，要求建立現代中央銀行制度——這包括明確中央銀行和財政部門的邊界，嚴禁政府財政向中央銀行透支，避免這兩個“口袋”相連通，以及堅守“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等內容。我們認為，這實際上意味著現階段我國實施財政赤字貨幣化的可能性很小。當前我國政策利率遠高于零利率水平，貨幣政策傳導能力正在改善；未來國債、包括特別國債發行規模的擴大幅度有限，而且這也僅是疫情特殊時期的階段性政策，因此現有金融體系有能力消化其供給壓力。這樣來看，在可以預見的將來，財政赤字貨幣化難以成為必要的政策選項。

　　5、《意見》提出堅持和完善民生保障制度，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我們認為，這部分的一個重點是“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一提法。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模式是重投資，因此投資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高，政府稅費收入也處于較高水平——這可以支撐政府對基建等領域的投資。當前我國人均收入已達到1萬美元，未來經濟增長將進一步轉向消費驅動，增加勞動報酬分配比重將有效支撐居民消費。預計下一步將在最低工資調整、稅費體制改革等領域出臺向工薪階層傾斜的具體政策，進一步壯大中產階層，提升社會整體消費能力。

　　在完善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方面，主要是解決民眾在養老、醫療、住房這三個領域的后顧之憂，促進社會公平，兜底民生保障。具體方案是提升統籌層次，加大政府投入，織密社會保障網；同時針對本次疫情，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

　　6、《意見》提出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重點包括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加快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港等對外開放高地建設，健全高水平開放政策保障機制，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我們認為，以上措施既是我國長期對外開放政策的深化與升級，也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可以看到，2018年以來美國政府帶頭掀起一股逆全球化過程，發起經貿摩擦、削弱國際組織等做法層次不窮，持續近30年的經濟全球化進程遭遇嚴重頓挫。在這樣一個關鍵時期，中國以擴大高水平開放作為應對，同時強化對WTO等重要國際組織的支持，加大對全球公共產品的貢獻度。我們認為，這一方面有助于遏制逆全球化亂流，同時也是在為我國經濟持續轉型升級，充分發揮比較優勢，最終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營造有利的外部條件。未來國內各經濟領域將對外資進一步敞開大門，中國不會因外部環境的一時波動而改變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

　　7、《意見》提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強化法治保障。主要包括完善產權保護、健全破產制度、修訂反壟斷法，完善各經濟領域法律法規體系，按照包容審慎原則推進新經濟領域立法；健全執法司法對市場經濟運行的保障機制，以及全面建立行政權力制約和監督機制，完善發展市場經濟監督制度和監督機制等內容。市場經濟也是法治經濟，微觀主體對未來的預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策能否成為有執行力的法律法規。同時，完善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并著力強化執法能力，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另外，法治除了規范各類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外，一個重要職能是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真正做到“有權不可任性”。我們判斷，下一步針對經濟領域公權力的監督約束機制會進一步強化，重點指向資源、土地、規劃、建設、工程、金融等腐敗問題多發領域，通過黨內監督、監察監督、行政監督、司法監督、審計監督、財會監督、統計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協同發力，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營造一個風清氣正的社會環境。

　　三、三條保障措施將提高重大改革舉措的“落地率”，提升民眾對改革推進的“感受度”。

　　制度的生命在于執行。對于以上7大領域結構性改革如何不斷走深走實，《意見》給出了三條保障：首先，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能夠提供堅強的政治保障，確保改革沿著正確的政治方向推進，并獲得強大的組織動員力量。其次，健全改革推進機制，將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基層首創精神，能夠將《意見》的精神實質與各地實際有效結合起來，調動地方的主觀能動性。第三，完善改革激勵機制，明確敢于擔當、攻堅克難的用人導向，建立健全改革容錯糾錯機制。我們認為，以上三條措施給出了實施結構性改革的政治領導、推進機制和激勵相容機制，將有效解決“徒法不足以自行”問題，提高重大改革舉措的“落地率”，提升民眾對改革推進的“感受度”。

　　(本文作者介紹：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博士，東方金誠首席宏觀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