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解讀一季度經濟數據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陸挺

　　在世紀罕見的疫情沖擊之下，關于政府是否還需要設定今年的GDP增長目標，當前爭議較多，總結一下有四類觀點：（1）要堅決實現2010-2020年間實際GDP翻一番的目標，今年增長目標還是要定在5.5%以上；（2）增長目標不可廢棄，但可調低并放寬區間，如設定目標在2%-3%左右；（3）不設定絕對增長目標，采用“相對增長率”，就是以中國增長速度與全球增長速度的差值，來設定目標和評估中國經濟的增長狀況；（4）不再設定具體增長目標，將政策重心轉移到其他與就業和民生更為直接相關的目標之上。

　　設定GDP增長目標的作用有兩個，一是給各行業和企業一個關于經濟總量增速的指引，給各個層面的經濟決策提供一個參照物；二是用來考核地方官員。我們認為，上面這些觀點各有利弊，根據當前極為特殊且高度不確定性的全球疫情和經濟形勢，今年不設GDP增長目標的利遠大于弊，理由如下。

　　首先，在今年全球經濟大幅萎縮、我國本身也受疫情嚴重沖擊的背景下，追求過高經濟增速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第二，未來疫情發展還有很高的不確定性，不利于設定具體的增長目標。第三，若設定的增長目標區間過大，則失去制定目標的實際意義，“相對增長率”用來作為事后的評價尚可，但因為數據公布的滯后性，達不到原本設定增長目標的指導意義。第四，當前輿論嚴重高估了制定GDP增長目標的作用和經濟各層面對增長目標的依賴。實際上，我國地方政府官員的績效考核更加依賴地方之間的類似于錦標賽的相互競爭。第五，若全國性的GDP增長目標與實際情況脫離較大，或導致嚴重的副作用，如數據造假、寅吃卯糧、杠桿過高、追求資本密集而拉動就業不夠等問題。中央政府最近強調的目標已經從原來的“六穩”走向“六保”，體現了特殊情況下的底線思維。在放棄GDP增長目標的同時，為提振市場信心、突出底線管理，政府可以在財政支出、社融存量增速和城鄉居民收入方面給出具體的指引目標。

　　接下來，我們具體討論建議不設定今年GDP增長目標的五個理由。首先，全球經濟因疫情而遭受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的最大沖擊，中國經濟一度幾近停擺，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二季度也有可能維持負增長。歐美發達經濟體短期內勢必大幅衰退，我們預測二季度同比萎縮可達15%左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美國、歐元區和日本今年的GDP增速將大幅下跌至-5.9%，-7.5%和-5.2%，并將2020年全球GDP增速預測從之前的3.3%下調到-3.0%，遠低于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時的-0.1%。值得一提的是，一向比較看好中國經濟增長的IMF此次將中國2020年GDP增速從之前的6.0%下調到1.2%，和主要國際投行的預測相當接近。全球疫情本身的高度不確定性將導致投資和耐用消費品需求萎縮，全球貿易會迅猛下滑。未來一兩個季度中國出口可能大幅下跌30%，造成約1800萬人的失業。疫情本身會加速逆全球化和中美脫鉤，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可能會嚴重下滑。另外，我國金融體系本身也將因為過去十幾年高速累積的杠桿和近期的經濟萎縮而面臨更高的系統性風險。

　　在極為惡劣的全球宏觀經濟背景下，給定我國一季度GDP同比增速已經是-6.8%的事實，我國后三季度需要9.2%的同比增速才能讓全年GDP增長5.5%。根據目前的全球疫情，即使今年年中疫情結束，下半年全球經濟反彈，我國后三季度GDP增速也很難達到9.2%。如果全年5.5%的目標增速確實太高了，那么按照有些經濟學家的建議，將全年目標降低到3%呢？按照全球經濟在二季度巨幅萎縮的情況，結合我國疫情尚未完全結束的現實，二季度要實現同比正增長的難度是不小的。即使假定二季度同比增速為1%，下半年我國GDP增速要達到8.4%才能完成全年3%的目標。但實際上，即使下半年全球疫情完全結束，歐美日經濟復蘇，下半年這些經濟體實現同比正增長的難度還是不小的，考慮到外需在我國經濟中間的重要性，我國要在下半年達到8.4%的同比增速難度相當大，因此3%的全年目標也不現實。而如果今年冬季疫情復發，全年3%的目標就更沒有可能了。

　　第二，疫情本身還有不小的不確定性。截至4月21日，全球累計確診病例已達247.7萬例，死亡病例高達17.1萬例。當前處于疫區中心的歐美等國的每日新增病例雖已見頂，但還在高位徘徊。病毒已大規模向亞非拉發展中國家蔓延，這些國家的公共衛生系統落后，抗疫能力差，因此可能會延長全球疫情。新冠病毒的一些特征導致疫情本身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1）病毒能夠無癥狀傳播。根據已有的一些統計，無癥攜帶病毒的概率在20%到50%之間。（2）病毒變異具有不確定性，加大了疫苗和抗毒藥品研發的難度。病毒疫苗研發的難度非常高，時間跨度長，一般需要一年以上，即使研發成功，也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量產。（3）新冠病毒有可能在消停一段時間后再度復發。以1918-1919年全球大流感為例，流感病毒爆發了三次，以1918年冬季肆虐全球的第二次爆發毒性最強，導致的死亡率最高。目前各國都在抗疫和重啟經濟之間在做艱難的平衡。市場樂觀預計疫情能在5、6月間被初步控制，全球經濟尤其是歐美經濟在5月以后能逐步返回正軌，但如果疫情在今年冬季復發，全球經濟必然再度下行。面對如此高的不確定性，政府難于在此時制定一個適用于全年的GDP增長目標。

　　正因為以上兩個因素，最近有學者提出兩種變通的GDP增長目標。一種變通是在調低增長目標的同時，擴大目標區間，比方說將今年增長目標設定在2%到3%之間。另外一種變通是設定“相對增長率”，也就是和全球經濟增長率之間的差別。比如說如果今年全球增長率是-3%，設定的相對增長率是高于全球經濟增長率5個百分點，則我國的GDP增長目標為2%。我認為，這兩種變通方法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價值非常有限。

　　就擴大增長目標區間而言，因為制定增長目標的一個動因就是給經濟各階層一個合理的預期，如果區間太大，就又失去設置目標本身的意義。設定增長目標的另外一個動因是考核地方政府官員。但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時，區間的下限而非區間本身就成了增長目標，因此擴大區間也就失去意義。政府在2015年之前一直設定一個具體的增長目標，到2015年時首次將目標定在“7%左右”，略微增加了一些彈性。到2016年時，把經濟增長預期目標設定在6.5%-7.0%。到2019年，再次將目標下調到6.0%-6.5%。可見，之前政府也考慮到了區間過大的弊端，因此從2016年開始設置區間時一直將區間維持在0.5個百分點。

　　就“相對增長率”而言，優點在于可以根據全球經濟的實際情況來設定我國經濟增長目標。但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為了設置我國的增長目標，就需要預測全球經濟增速，但究竟采用哪種預測就有一定的隨意性。如果政府自己預測全球經濟增速，可能會被外界認為做不到客觀公正。 第二，如果采用外部某些機構如IMF的預測的話，這些預測是會定期調整的，如IMF每季度調整一次，這就有可能迫使我國政府每季度調整一次增長目標。如果采用市場金融機構的預測，則這些預測調整更為頻繁。而如果政府設定的增長目標調整過于頻繁，則失去了設置目標的指導意義。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實質上放棄增長目標，而是使用事后的全球經濟增長速度作為基準來考核地方政府官員，但我們下面會談到，這種考核方式的價值是非常有限的。

　　我們接下來討論第四個問題，就是反思一下設置GDP增長目標究竟有多少意義？很多人一聽說建議政府不設GDP增速目標，感覺天要塌下來，社會經濟運行就要出現混亂，許多經濟活動將難以協調。其實，仔細梳理一下數據和歷史，就完全沒有必要如此擔心，如此夸大GDP增長目標的作用。我國從2003年到2011年期間，設定的GDP增長目標從早期的7%到后來的8%，在此期間除了2009年因為全球金融危機而導致經濟下行風險劇增之外，GDP增長目標都是明顯低于當時潛在經濟增速的。尤其是2004年到2007年期間，實際GDP增速高出GDP增長目標3到6個百分點。可以說，那幾年的經濟增長目標形同虛設，對經濟各層面沒有實質性的指導意義，最多起到了底線思維的作用。2011年以后，我國潛在GDP增速顯著梯級下滑，GDP增長目標被動逐級下調，實際和名義GDP增速與很多經濟指標脫鉤，一方面失去了對國民經濟和企業各種指標制定的指導意義，另一方面因為宏觀統計數據質量開始惡化，對中央政府決策造成了很多困難。

　　以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增速為例，從2014年的7.0%下滑到2015年的0.8%，但同期實際GDP和名義GDP增速只是從2014年的7.4%和8.5%略微下行到2015年7.0%和7.0%。其實對企業而言，行業差別很大，企業一般都依賴于各類外部的市場研究和企業內部的行業研究來制定規劃，最近這幾年由于GDP增速的波動性很低，與大部分行業的市場走勢和波動嚴重脫節，極少有企業真正使用政府制定的年度GDP增長目標來制定其年度規劃。

　　如果政府的GDP增長目標對企業決策的意義有限，那么是否對政府官員，尤其是地方政府官員的考核至關重要呢？綜合過去20年研究我國地方官員激勵機制的文獻，一個共識是地方官員之間的橫向競爭，也就是所謂的“晉升錦標賽模式”是考核激勵地方政府官員的關鍵，而非是否能夠完成中央政府或上級政府所制定的GDP增長目標。事實上，中央政府制定的GDP增長目標若過低，地方政府會自動加碼，因此中央政府設定增長目標的意義有限，這在2003到2007年期間尤其明顯。另一方面，當中央政府設定的目標過高時，地方政府則有較高動力，通過扭曲乃至偽造數據來完成上級政府制定的目標，這又使得客觀考核官員的難度增加。因此，我們雖然不能完全否定中央政府設定GDP增長目標的作用和意義，但最起碼有不少論據是缺乏邏輯和事實依據的。

　　最后，我們談一下設定有可能過高的GDP增長目標的一些副作用。我國幅員遼闊，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各地經濟增長潛力千差萬別。而地方政府官員一般不甘心讓當地GDP增速明顯落后于中央設定的目標區間下限，因此，若全國性的GDP增長目標與某些地區的實際情況嚴重脫離，就有可能讓一些地區的主政官員鋌而走險進行數據造假。過去十來年嚴重的統計數據造假事件主要發生在遼寧、天津和內蒙古等經濟發展潛力快速下行的省份。地方政府的數據造假在掩蓋問題的同時，不僅嚴重影響中央政府政策制定的質量，也導致了我國區域間嚴重的資源錯配，降低了我國整體的投資效率和經濟增長潛力。

　　有別于個別省市的數據造假，更多的地方政府則是通過增加杠桿撬動更高投資來追求更高的GDP增長。當然，即使沒有中央政府的GDP增長目標，不少地方政府也會采取這樣的策略，但如果中央政府設定的GDP增速目標過高，明顯超出某些地方的增長潛力，面臨軟預算約束的地方政府很可能會為達到目標而竭力舉債來追求高GDP增速。這種做法一方面加大了我國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另一方面因所投項目大部分以資本密集型為主，對增加就業的貢獻非常有限。

　　在中央部委層面，為配合完成政府設定的當年GDP增長目標，有可能在一些產業政策上采取寅吃卯糧的做法，這些政策或可在短期增加需求，但會給后面幾年留下較大的包袱。以汽車為例，2015年“股災”后的10月，小排量乘用車購置稅先減半一年至5%，之后一年調回7.5%，再之后調回10%。在2016汽車銷售景氣上行后，2017年增速明顯下行，2018-2019連續兩年負增長。原因很簡單，這種購置稅減半的辦法就是透支未來的購買力。這種做法不是絕對的不可取，今年的特殊情況下或可再次使用，但我們必須知道這種保增長的辦法對未來經濟的負面影響。

　　在今年極為特殊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所導致的經濟危機下，面對很高的不確定性，如果設定具體GDP增長目標的弊端過大，完不成既定目標的可能性較高，中央政府的最佳政策選擇究竟是什么？我們認為，應在當前“六保”的基礎之上，堅持底線管理，設置更為明確的財政支出、信貸增長和就業的目標，在穩定經濟基本盤的同時，推動要素價格市場化等市場化改革，從而為疫情之后的經濟復蘇打下堅實的基礎。

　　4月17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在疫情防控常態化前提下，要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維護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大局。我們認為，從原來的“六穩”走向“六保”，體現了當前中央政府在宏觀管理方面的底線思維。但市場或許需要更為具體的目標來提振信心，因此政府可以在以下三個方面考慮給出一些指引性的預期目標。

　　首先，明確一個政府財政支出目標。一季度我國公共財政支出同比下降5.7%，3月份更是同比下降9.4%。而去年全年我國政府公共財政支出增長8.1%。政府財政支出能直接拉動需求，彌補私人需求的不足，還可以給“六保”提供真金白銀的支持。我們認為，今年政府可以制定一個約8.0%的公共財政支出增長目標，并明確大幅度加大對受疫情沖擊的企業和家庭的紓困政策力度。至于這樣做會產生多大的赤字，以及如何進行赤字融資，通過國債、特別國債還是各種地方債融資，這些都是次要的問題。在全球低利率的有利背景下，中國政府應該在這方面還有較大的空間。

　　其次是明確一個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增速的下限。在今年年初央行擴充定義之后，社融已經包括所有官方口徑下的政府債務，因此設定社融增速目標實際上也和確定財政支出目標相呼應。我國去年年底社融存量同比增速為10.7%，今年一季度得益于央行主導的信貸擴張，到今年3月份社融存量同比增速已經上升到11.5%。我們認為，政府可以較為明確地傳遞出這樣一個信號，就是通過各種貨幣、信貸和財政政策，使得今年平均的社融存量增速將不低于11.5%這個水平。今年大宗商品價格下行，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將顯著低于去年，因此若維持今年11.5%的社融存量增速，應該可以為經濟提供較好的支撐。

　　第三點是在就業方面。這方面設定具體目標的難度很高，原因在于我國的失業和就業指標的精度較低，統計范圍過窄，市場可信度不高。不少學者之所以非常堅持要設定較高的GDP增長目標，是因為他們認為GDP增速和就業之間有著非常緊密和固定的聯系。

　　事實上，正如我們前文所述，若GDP增長目標較高，地方政府為完成目標，往往會選擇資本密集型而非勞動密集型的項目。在失業指標遺漏大量農民工的背景下，我們認為政府或可一方面加大城鄉居民家庭調查的力度，另一方面設定一個底線，就是讓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年度實際可支配收入保持正的增長。今年一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61元，同比名義增長0.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下降3.9%。按常住地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91元，名義增長0.5%，實際下降3.9%；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41元，名義增長0.9%，實際下降4.7%。設定這個目標的優點在于可以直接利用現有的統計體系，直接將就業和民生掛鉤，通過直接覆蓋農村居民來追蹤農民工就業對農村居民的影響；與此同時，也能夠度量在經濟下行的情況下政府紓困的力度。

　　(本文作者介紹：野村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