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全球KOL聚焦金融大動蕩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任澤平

　　文：恒大研究院  任澤平  熊柴  馬家進  范城愷

　　3月美國總統黨內初選的“超級星期二”結果公布，民主黨內拜登領先，但桑德斯緊隨其后，共和黨內特朗普獲勝毫無懸念。4月桑德斯宣布退出競選。下一任美國總統將在特朗普和拜登之間決出，他們的政治主張關乎美國未來執政方針與中美關系。

　　1  美國“超級星期二”落幕：拜登逆轉桑德斯

　　2020年是美國總統大選的選舉年，主要議程包括：1-6月兩黨黨內初選、7-8月黨內確定總統候選人、9-10月競選運動、11月大選日選民投票、12月選舉人團投票以及次年1月總統宣誓就職。

　　共和黨內，現任總統特朗普競選連任，獲得提名沒有懸念，而民主黨內競爭十分激烈。民主黨初選共有3979張選票，拿下1991張才可獲勝。3月3日的“超級星期二”是一個關鍵節點，當天在加利福尼亞、得克薩斯等14州和海外領土美屬薩摩亞以及海外民主黨人中決出1357張選票的歸屬，占總票數的34%。加上2月在艾奧瓦、新罕布什爾、內華達以及南卡羅萊納4州的155張選票，“超級星期二”的結果有很強的指示作用，領跑者優勢越來越大、落后者將被加速淘汰。自1984年以來，共計18次“超級星期二”選舉中，有17次都是獲勝者最后獲得了黨內提名。

　　民主黨內拜登暫時領先桑德斯，但票數差距不大。在已公布的1355張選票中，拜登獲637票，桑德斯獲559票，沃倫獲64票，布隆伯格獲60票。而在2月的四州初選中，桑德斯略為領先，155票中獲60票，拜登獲54票。根據歷史經驗，贏得“超級星期二”的拜登最終獲勝概率更大，且其獲得布隆伯格、布蒂吉格、克洛布徹等退選支持，溫和民主派選票歸攏。

　　2  特朗普、拜登和桑德斯的政治主張與支持率

　　下一任美國總統將在共和黨的特朗普與民主黨的拜登之間決出，他們的政治主張關乎美國未來執政方針與中美關系。

　　2.1  三人簡介

　　唐納德·特朗普：74歲，現任美國總統，代表共和黨繼續參選，口號是“一起，我們正重建美國”（Together， we are rebuilding our nation）。特朗普以維持現狀并繼續推行上次競選承諾為核心綱領，高調宣傳執政期間的美國經濟發展。但其“美國優先”的外交態度激化了貿易爭端和軍事沖突，一直頗受爭議。

　　喬·拜登：78歲，曾是奧巴馬時期的副總統，代表民主黨第三次參選，口號是“最好的日子還在前方”（Our best days still lie ahead），屬民主黨中的溫和派，執政理念較保守克制。拜登因政壇經歷而得到黨內高層的支持，也較受黑人、少數族裔、女性群體歡迎，但“烏克蘭丑聞”一度使其受到廣泛質疑。

　　伯尼·桑德斯：79歲，猶太人，已任議員16年，是史上任期最長的無黨派議員，本次代表民主黨第二次參選，口號是“不是我，而是我們”（Not me． Us．），屬民主黨中的激進派，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主張用激進改革來保障公民權利與社會公平。選民對其態度出現兩極分化，他有廣泛又忠實的受眾，也有眾多反對者。此外，其健康問題常被詬病。

　　2.2  政治主張比較

　　特朗普與另外二人政治主張截然不同，體現了共和黨與民主黨執政理念的本質區別。共和黨屬于保守黨派，奉行文化保守主義、經濟古典自由主義，倡導市場自由與效率，主張限制政府規模和政府管制，反對非法移民；民主黨奉行新政自由主義理念，提倡加大政府經濟干預、降低金融風險，提高社會福利和縮小貧富差距、主張“寬待”移民以及包容社會多元文化。具體來看：稅收方面，特朗普擬啟動“減稅2.0”計劃，而民主黨人均提出增稅計劃、尤其針對富人。金融監管方面，特朗普主張放松金融監管，而民主黨人均希望加強監管、限制部分銀行業務以防范風險。醫療方面，特朗普反對全民醫保，而民主黨人均支持擴大醫保范圍。科技方面，特朗普對此積極性不高，甚至削弱了奧巴馬時期部分科技政策，而民主黨人均希望大力促進美國科技發展。環保和能源方面，特朗普對氣候變化結論持懷疑態度，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并廢除“清潔能源計劃”，堅持發展傳統能源經濟；而民主黨人均大力宣傳“新能源”計劃，呼吁2050年前實現100%清潔能源經濟和凈零排放，并支持重新加入巴黎協定。移民方面，特朗普強烈反對并已開始遣返非法移民，而民主黨人均支持例如DACA（童年抵美者暫緩計劃）等維護移民權利的法案。

　　拜登和桑德斯政治主張也有諸多差異，體現了民主黨內“溫和派”與“激進派”的施政理念差異。激進派多主張以激烈改革方式實現民主黨奉行的民主自由理念，而溫和派多考慮循序漸進的改革方式，有時部分理念或與共和黨相似。具體來看：基建方面，拜登僅提出1.3萬億基建計劃，甚至少于特朗普的2萬億，而桑德斯提出了16.3萬億的綠色基建投資計劃。稅收方面，雖二人均提出增稅計劃，但桑德斯增稅幅度更大、項目更多。金融監管方面，雖二人均支持維護“多德-弗蘭克法案”以加強監管，但桑德斯進一步提出恢復“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以限制商業銀行的證券業務，還提出拆分大型銀行和科技公司。環保和能源方面，桑德斯的“綠色新政”計劃更加龐大復雜，提出在2030年前就實現電力和交通運輸業100%使用可再生能源，其基建計劃也將配合新能源領域的發展。貿易方面，拜登支持自由貿易和平等共贏的多邊貿易體系，而桑德斯主張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卻與特朗普高度一致。軍事方面，桑德斯支持削減國防預算，反對海外軍事部署，而拜登則與之相反。

　　但在對華態度上，三位候選人較為一致，美國兩黨對華遏制戰略已達成共識。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發布的《國防戰略報告》中將中國定義為“戰略性競爭對手”，且頻繁對華制造貿易摩擦。拜登自2019年6月以來對華態度逐步強硬，屬于對華理性鷹派，認為美國“正在與中國競爭”、“需要對中國強硬”。桑德斯更為激進，競選之初就呼吁要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反對中美貿易正常化，認為目前中美貿易關系不利于美國的就業增長和財富平等，計劃通過修改貿易政策來贏得這場競爭，并希望與盟友一同對華貿易施壓。

　　2.3  民調支持率

　　特朗普坐擁全黨資源和“現任”優勢，但其所在共和黨民調偏弱，拜登黨內暫時領先但有資金劣勢，桑德斯雖然支持率較高仍有翻盤機會但已宣布退選，總統寶座花落誰家仍存懸念。

　　兩黨之爭，民主黨獲更多支持。據YouGov等多家機構數據，2019年4月至今民主黨支持率一直高于共和黨，但并非意味民主黨大概率勝出。一是美國民調網站未必能保證調查樣本的代表性，2016年大選結果便與多數民調結果相悖；二是本次民主黨候選人眾多，民調結果可能有加總效應，隨著民主黨候選人陸續淘汰，其民調支持率可能下降。

　　民主黨內，拜登與桑德斯近期支持率不相上下。據綜合民調網站RCP，拜登自2018年底參選時黨內平均民調一直保持領先，桑德斯于2020年2月一度反超，但3月4日拜登民調以27.5：26的微弱優勢再登榜首。

　　競選資金方面，特朗普優勢明顯。截至2020年3月4日，特朗普已籌得競選資金近2.2億美元，超過拜登和桑德斯的資金總和。桑德斯已籌集1.3億，而拜登僅有0.7億。

　　3  特朗普和桑德斯崛起原因：政治激進、社會撕裂、貧富分化、鐵銹地帶、逆全球化、民粹主義、貿易摩擦

　　像特朗普和桑德斯這樣，政治主張激進且獲得高支持率的現象有違傳統政治選舉理論。中間投票人定理認為：出于選票最大化的目的，政黨或候選人會為了爭取中間選民而修正自己的政治主張，從而變得更加溫和。拜登和希拉里等建制派才更符合傳統理論。然而2016年特朗普擊敗希拉里當選美國總統，大大出乎選舉預測專家和權威媒體的意料。桑德斯也是自那時起刮起“桑德斯旋風”，如今依然風頭正勁。

　　特朗普和桑德斯之所以能夠快速崛起，是因為美國的選民分布發生了變化。政治極化的背后是社會撕裂，美國貧富分化日益嚴重、鐵銹地帶快速衰落、逆全球化思潮涌動、民粹主義興起。

　　3.1  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均加劇，社會主義思潮涌動

　　美國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擴大，1968-2018年基尼系數從0.386升至0.486。2014年，美國前1%的人口擁有20.2%的總收入，前10%的人口擁有47.0%的總收入；而在1980年，二者的占比分別為10.7%和34.2%。2014年，后50%的人口僅擁有12.5%的總收入，中間40%的人口擁有40.4%的總收入；并且后50%人口收入份額的下降速度顯著快于中間的40%人口。OECD的36個成員國中，美國的基尼系數僅次于墨西哥、智利和土耳其，顯著高于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

　　美國財富分配差距持續擴大。2014年，美國前1%的人口擁有38.6%的總財富，前10%的人口擁有73.0%的總財富；而前者在1980年的占比為22.5%，后者在1985年的占比為60.8%。2014年，后50%的人口僅擁有-0.1%的總財富，中間40%的人口擁有27.1%的總財富；后50%的人口受次貸危機沖擊陷入負資產，中間40%人口的財富份額亦快速下降。

　　桑德斯提出的提高個稅最高檔稅率至52%、提高企業所得稅至35%、提高資本利得稅、支持財富稅、提高累進遺產稅、支持金融交易稅等政策主張便是迎合了美國中下層人民對于當前收入財富分配不公的不滿情緒。

　　3.2  制造業外流與鐵銹地帶衰落，逆全球化與貿易摩擦

　　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因為存在比較優勢，自由貿易能使每個人狀況更好。從效率角度來看，確實沒錯，但從公平角度來看，全球化帶來了分配問題。“大象曲線”形象地說明了這一點，也揭示了當前“逆全球化”浪潮興起的原因。在過去幾十年全球化浪潮中，受益最大的是中國等成為世界工廠的新興市場經濟體，以及以跨國集團和華爾街為首的富人階層，美國五大湖區的白人中產階級的相對狀況反而急劇惡化。

　　美國制造業持續外流。2001年中國加入WTO，依靠物美價廉的產品迅速搶占國際市場。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由2001年的28.3%快速下滑至2017年的16.7%，中國則從2004年的8.7%快速上升至2017年的27.1%。中國于2010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

　　制造業崗位流失沖擊藍領工人就業。美國中產階級的崛起依賴于制造業大發展，制造業提供了大量相對高薪且穩定的工作崗位，1913年福特汽車公司的流水線工人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因此受制造業萎縮沖擊最大的就是這些藍領中產工人。2018年美國薪資最高的是計算機、法律、金融和醫療等高端服務業，接下來是制造業，最低的則是餐飲等低端服務業。高端服務業的就業崗位有限、職業技能要求較高，因此制造業工人往往只能向低端服務業轉移，收入下降且崗位不穩定。

　　中產階級收入增長停滯。美國第二產業就業人數占比持續下降，第三產業占比上升。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變化帶來收入分配上的變化。美國人均實際GDP平穩上升，1953-2017年間增長了238.9%；但是家庭實際收入的中位數卻只增長了122.2%，尤其是1980年之后，收入增速顯著放緩。經濟增長的成果集中流向高收入階層，而未惠及廣大的中產階級。

　　鐵銹地帶助力特朗普贏得大選。美國五大湖區的工業重鎮隨著產業變遷而快速衰落，被稱為“鐵銹地帶”。當地的藍領工人經歷失業、收入下降、社區衰敗、夢想破滅，正是這些未被精英階層關注的沉默的大多數，幫助特朗普爆冷贏得大選。比較2008年和2016年的總統大選結果，最大的變化便是五大湖區周邊的六個州發生了倒戈。

　　明白了上述背景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特朗普和桑德斯在貿易問題上會有如此強烈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并致力于制造業回流美國。

　　3.3  上升通道堵塞與階層固化，美國夢褪色

　　從年齡來看，年紀最大的桑德斯卻受到學生等年輕群體的熱情支持，因為美國夢正在褪色，而“民主社會主義者”桑德斯主張免除公立大學學費和助學貸款，直擊年輕人痛點。

　　美國夢的核心是：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人收入更高、生活更好，只要肯努力，就有希望實現階層躍升，躋身中產階級。上升通道是否順暢、階層是否固化可用“絕對流動性”這一指標來衡量：全社會子女30歲時收入超過其父母30歲時收入的比例。比例越高，說明下一代人實現階層躍升的希望越大。

　　美國的絕對流動性在持續下滑，從1940年的92%下降至1984年的50%。這意味著1940年出生的人群，他們30歲時的收入基本都能超過其父母年輕時的水平；而1984年出生的人群，竟有一半不如父母。如果你出生于1940年，若想要達到父母一輩80分位的水平，只需超過14%的同齡人即可；如果出生于1980年，則需要超過74%的同齡人，競爭更加激烈，階層躍升愈發困難。

　　絕對流動性的下降意味著年輕一代幸福感和希望的逐步喪失。美國嬰兒潮一代（出生于1946-1964年）是最幸福的一代，戰后經濟高速增長，無需過多的個人選擇，只需按部就班就能乘著時代東風過上標準的中產階級生活：有房有車、定期家庭旅行、足額的子女教育經費、充分的醫療和養老保障等。千禧一代（出生于1981-1996年）就沒有這么幸運了，往往要背負巨額教育貸款、遭遇次貸危機引發的“大衰退”、收入不足以支付房租和房貸、只能繼續和父母住在一起。因此千禧一代成為“占領華爾街”運動的主要發動者和支持者。

　　接受高等教育是實現階層躍升的最有效途徑，教育機會的不公平正在加劇階層固化。在美國頂尖私立大學（常春藤聯盟、芝加哥、斯坦福、麻省理工、杜克大學）中，只有13.5%的學生來自底層50%的家庭，3.8%的學生來自底層20%的家庭，而來自頂層1%家庭的學生卻高達14.5%，甚至超過了底層50%的家庭。頂層1%家庭的孩子就讀頂尖私立大學的概率是底層20%家庭的76倍多。

　　美國大學學費快速上漲，助學貸款負擔沉重。1984-2019年，美國CPI漲了1.5倍，住房租金漲了2.2倍，醫療服務漲了2.7倍，大學學費卻漲了7.3倍。高額的學費對應著高額的助學貸款。美國有近4500萬人背負助學貸款債務，占總人口的八分之一多。三分之二的大學畢業生背負助學貸款債務，平均高達35000美元。因此桑德斯提議立法，對華爾街征新稅，以免除1.6萬億美元的學生債務。

　　4  美國大選結果及其影響

　　美國大選階段性結果將影響美國和全球經濟貿易、地緣政治、金融市場發展方向。桑德斯因加強金融監管、打擊大型科技公司壟斷行為等主張，在近期崛起過程中已對金融、科技領域資本市場造成沖擊，而拜登的階段性勝出可能帶動市場反彈。特朗普階段性表現或最終勝出可能正面影響金融、保險、傳統能源、汽車、軍工等領域資本市場，而民主黨人表現與基建、科技、新能源等行業密切相關。

　　未來，若桑德斯當選，其一系列“全民”保障政策可能短期施壓美國經濟，而其“綠色新政”計劃若能推行則可創造長期經濟增長動能；若拜登當選，其更加開放的貿易政策可能緩解美國和全球貿易阻力，提振全球經濟。

　　若特朗普連任，美國經濟或因財政和貨幣寬松而保持強勁，但國內貧富差距、對外貿易和軍事摩擦等不確定性，或為美國和全球經濟長期穩定發展埋下隱患。

　　然而無論誰最終當選，美國對華遏制局面均難以改變。中美博弈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已由貿易摩擦上升到金融戰、科技戰、地緣政治戰、國際輿論戰、國際規則戰等全方位的博弈。

　　面對內外挑戰，中國應大力啟動“新基建”，短期有助于擴大需求、穩增長、穩就業，長期有助于釋放中國經濟增長潛力，提升長期競爭力，改善民生福利。盡快以二次入世的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對外繼續降低貿易壁壘、開放更多領域，對內深化改革、優化營商環境、促進國企民企外企公平競爭，進一步提升中國國際競爭力與綜合國力。

　　(本文作者介紹：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恒大經濟研究院院長。曾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室副主任、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董事總經理、首席宏觀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