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甘犁、何青（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

　　受此次疫情影響，我國社會經濟秩序都受到巨大沖擊，很多企業都面臨較大的經營危機。即使能平穩度過此次疫情，要恢復元氣可能也需要一段時間。疫情不僅對居民就業和收入有短期的影響，中長期的影響也不可忽視。宏觀層面上，政府正在采取的很多措施，比如調節供應平抑物價、投放貨幣緩解流動性、出臺各類支持政策幫助企業復工等。2月3日，湖北省也已出臺對防疫一線工作者取得的臨時性補助免稅、對個體工商戶經營所得減免個稅等政策。這些措施對鼓勵和支持防疫工作，緩解此次疫情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將會起到重要作用，但對同樣受到疫情沖擊影響較大的低收入個人和家庭支持不足。

　　除了出臺各類財稅金融政策，緩解企業經營困難，努力保住就業崗位外，還需要出臺規模更大、更精細的財政刺激政策。建議對受此次疫情影響較大的收入較低、民生負擔較重的群體，給予一次性的現金補貼，既可立竿見影的幫助受疫情沖擊較大的老百姓度過難關，維護社會穩定，也有助于穩定消費，避免落入總需求下降、進一步導致就業減少、收入下降的惡性連環。

　　從個稅政策來看，全面減免個稅的政策發揮作用的空間非常有限，還可能導致本已吃緊的財政收入雪上加霜，不建議再出臺全面的個稅減免政策。其原因在于上一輪個稅改革已經大幅減輕居民個稅負擔，受疫情影響較大的中、低收入群體本身不需繳納個稅或者只需繳納較少個稅。加之個稅是累進稅率，本身對經濟波動有一定的適應性，當收入減少時，適應較低的稅率或者不交稅。2019年全面實施的新一輪個稅改革，將居民工薪、勞務報酬、稿酬和特許權使用費四項所得合并計征，免征額提高到年收入6萬。根據測算，實際有70%左右取得綜合所得的納稅人不需繳納個稅。對于需要繳稅的群體， 59%收入在6-9.6萬之間，應納所得額的邊際稅率為3%，年納稅總額在1080元以下，平均年納稅額為436元，實際稅負并不高。

　　在個人所得稅方面，可以考慮通過精準定向的個稅減免、調整預扣繳策略等措施，鼓勵居民參與防疫、降低個體工商戶經營負擔、緩解居民流動性。2月3日，湖北省已出臺對防疫一線工作者取得的臨時型性補助免稅、對個體工商戶經營所得減免個稅等政策。這對鼓勵和支持防疫工作，幫助小微企業度過難關都是非常及時和必要的。對于以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為主的靈活就業、自由職業等群體，可以允許納稅人或扣繳義務人申請暫不進行個稅預扣繳，在年終匯算清繳時進行辦理。在實際征管中，勞務報酬和稿酬所得并不是像工薪所得一樣進行累計預扣，而是按次參照預扣繳稅率表進行預扣，這導致預扣繳稅款額度可能遠超過應納稅額，年終匯算清繳時退稅的情況。以每月獲得1次5000元勞務報酬的情況為例，年總收入為6萬元，實際不需繳納個稅。而每月預扣繳的稅款為800元，實際年預繳稅總額為9600元。在正常時期，這800元/月的預繳稅款對納稅人可能影響不大。但如果受疫情沖擊導致收入非常不穩定，暫停辦理這筆超額的預繳稅款對居民就非常有幫助了。

　　總的來看，需要出臺更精準定向的財政支出政策，對受此次疫情影響較大的收入較低、負擔較重的群體給與更大力度的一次性現金轉移支付。由于低收入群體邊際消費傾向更高，對低收入群體大規模的轉移支付將直接轉化為大規模的消費，加上乘數效應，對整個經濟體而言也是強力的刺激。這有助于提振全社會信心，幫助社會經濟盡快恢復活力。雖然傳統的經濟學觀點認為，由于消費者在各期平滑消費，一次性的收入增加對消費促進作用非常有限。但在收入受到沖擊導致居民存在較大流動性約束的時候，給予一次性補貼，可以有效緩解流動性約束，進而促進消費。還有助于增加居民對政府保民生能力的信心，減少預防性儲蓄增加消費。此外，此時通過這筆“雪中送碳”的定向補貼，可以拉近老百姓和政府的距離，增強向心力，為社會經濟復蘇營造良好的氛圍。采用一次性補貼的方式刺激經濟或緩解外部沖擊帶來的影響，在國際上并不少見。例如美國2001年為應對互聯網泡沫破滅以及2008年為刺激經濟，都對收入較低的居民發放了300美元或600美元的一次性補貼。

　　具體而言，我們建議充分利用個稅改革后建立起來的居民收入和支出的申報核實體系，對未能享受個稅專項附加扣除政策紅利，且年收入在6萬元以下的群體，對其教育、醫療、住房和贍養支出按照一定比例給予一次性的定向補貼。該政策直接瞄準低收入群體中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民生支出負擔較重群體，這部分群體受疫情的影響相對較大，也相對公平，可切實提高人民群眾獲得感。為便于實施，支出額的認定可與現行個稅專項附加扣除政策的認定標準一致，例如子女教育以一個月1000元的標準認定，贍養老人的獨生子女按照每月2000元標準認定。有個稅收入和支出申報核實系統的支持，這項政策落實起來將不存在太大難度。如果將補貼額度按照認定支出負擔額度的10%進行設定，人均補貼額度接近1620元，對于疫情沖擊的家庭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額外收入。據估計，受惠人口規模將達1.76億，補貼總額接近2860億元。這2860億元的一次性補貼，不僅僅使得1.76億低收入群體生活得到改善，還將直接轉化為2000億的消費，考慮消費乘數效應，總共帶來近4000億元的經濟增長，相當于2019年GDP總量的0.4個百分點。

　　除對收入較低、民生支出負擔較重的群體發放一次性補貼外，還建議對受此次疫情沖擊較大的兩類重點人群，給與更大力度的額外補助，幫助他們渡過難關。一類是受疫情直接影響的人群。前面談到的湖北僅對防疫一線工作者取得的臨時型性補助免稅是遠遠不夠。對他們應該要有專項的補貼和獎勵。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這次因為醫療資源全面傾向于新冠病毒，很多其他的病人是沒有得到及時的救護的，所以對大病醫療的救助還需要加大。另一類是未納入政府正式保障制度范圍的低保、特困戶邊緣群體。對已經納入國家正式保障體系的低保戶、特困戶，從政府收到的保障性收入并不會受到影響。但對于未納入正式保障范圍內的邊緣群體，他們就業和收入穩定性都比較差，在疫情沖擊下，他們的基本生活可能存在更大困難，需要更大力度的補貼支持。

　　當然，這些政策的實施需要較大的財力支持，中央政府可以通過發國債的方式來解決資金來源。因為這些減稅和補貼都是臨時性，通過國債來對沖成本是可行的。根據央行數據，2019年底我國政府債余額37.37萬億元，相當于2019年GDP余額的37.7%。這與其他主要經濟體相比，均處于較低水平。2018年，美國政府債務占GDP比重為106%，日本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高達222%，德國政府的債務占GDP的比重為68.3%，法國政府的債務占GDP的比重為122%，印度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為69.8%，都比中國要高得多。發放3000億左右的防疫專項國債來對低收入群體定向發放一次性補貼，不論是保民生，還是穩增長，都是有效可行的。

　　(本文作者介紹：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