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王永利

　　貸款派生存款（貨幣），是信用貨幣體系下一個重要的貨幣投放渠道。那么，到底是先有存款（貨幣）后有貸款，還是先有貸款后有存款（貨幣）？這是一個一直有爭論的話題，甚至由此引發對貨幣起源、貨幣本質的爭論，需要仔細論證、準確把握。同時，銀行貸款派生的存款，與央行印發的現金，以及支付公司電子錢包的錢，到底是不同的貨幣，還是同種貨幣的不同表現形態？銀行發放貸款，屬于自己的資產，可以因此收取利息獲得收入，但其派生的貨幣卻是國家主權（法定）貨幣，受到國家信用保護，由此產生“貸款派生貨幣悖論”，如何有效加以管控？貨幣政策在應對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時，哪種情況更主動更有效？

　　一、準確理解銀行貸款派生國家貨幣

　　在信用貨幣體系下，銀行貸款成為貨幣投放最重要的渠道，貸款能夠派生存款（貨幣）是最基本、最顯眼的表現，原本并不是新奇的事情。

　　但近些年來，有人對此過度演繹，上升到先有貸款后有存款的“貸款創造貨幣”理論和重新發現貨幣起源的高度，認為貨幣不是從實物貨幣發展到信用貨幣，而是從一開始就是信用貨幣；不是先有貨幣（存款）后有貸款，而是根本上就是貸款創造了貨幣，理論上完全可以是先有貸款后有存款，銀行可以無限度發放貸款創造存款（貨幣）等。甚至由此提出了所謂的“荒島假設”：

　　假想一群人乘坐輪船中海上航行，由于輪船沉沒，大家來到一個荒島上，在沒有攜帶任何物品的情況下，貨幣是如何產生的？

　　首先這群人中的一個人宣布自己是銀行，如銀行A。當其他人中有人需要利用別人的商品或勞務時，可以向銀行A貸款。銀行A通過貸款創造存款，在其資產方增加對客戶的貸款，同時在其負債方增加對客戶的存款。存款就是貨幣，在此時貨幣就產生了。因此，貸款的投放不受存款的限制，銀行貸款能力是無限大的，只受到客戶需求的限制。

　　這種假設看似有一定的道理，實則完全是憑空想象，偷換了很多概念，嚴重歪曲事實：

　　首先，銀行A提供的貸款，是什么貨幣的貸款？人們憑什么接受其貸款？一個人宣布自己是銀行，就能成為人們接受的銀行嗎？銀行沒有人們認可的資本實力與信用水平，憑空發放貨幣，或者發放貸款并轉化為借款人的存款，因此產生的“貨幣”有人敢接收嗎？！

　　必須清楚的是：在當今社會，銀行發放貸款，投放的是國家信用（法定）貨幣（所以人們才會接受，才能夠用于對外支付），并不是銀行貸款投放的貨幣，就成為國家信用貨幣之外的銀行信用貨幣！

　　國際清算銀行（BIS）曾發表報告，將貨幣區分為央行貨幣（C-Money，主要指現金）、銀行貨幣（B-Money，主要指銀行存款）、電子貨幣（E-Money，主要指電子錢包里的錢或代幣）、投資貨幣（I-Money，主要指以黃金、法定貨幣等作基礎，或者以股權、基金等為基礎的代幣）等，這區分了貨幣的不同表現形態，可以用于特定的分析，但容易讓人以為這是不同的貨幣，實際上是不夠恰當的，上述所謂的“貨幣”都是法定貨幣的表現形態而已，其背后都是相同的法定貨幣。

　　從靜態看，貸款可以直接轉化為存款，銀行確實可以先有貸款后有存款，甚至可以通過貸款無限度地創造存款。但這并不符合現實。事實上，沒有人愿意以高利率獲取貸款后，完全用于存放銀行作為存款，獲取較低利息收入，因此承擔存貸款利差損失。人們獲取貸款，更重要的是為了對外支付。如果收款人不在同一家銀行開戶，如果貸款銀行沒有先吸收到一定規模的存款作為備付金，貸款人在對外支付時，銀行就會出現支付（流動性）危機，就會失去人們的信任（喪失信用），就不可能作為銀行繼續生存下去。除非全社會只有單一一家銀行，所有人都在同一家銀行開戶。

　　有人說，“現實中，單一銀行在中國有過成功的實踐，改革開放前近30年間，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國唯一的一家銀行，運行良好?！?/p>

　　這同樣是違背事實的說法。如前所說，在信用貨幣體系下，為有效控制貨幣的投放，需要劃分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否則，要么會使貨幣金融嚴重萎縮，要么很容易使貨幣金融嚴重失控。我國改革開放之前，由于推行公有制計劃經濟，貨幣金融功能嚴重萎縮，人民銀行實際上只是國家的“印鈔機”和“出納員”，難以發揮應有作用，貨幣金融已經被削弱到非常薄弱的地步，并容易掩蓋各種貨幣金融問題，根本難言“運行良好、成功實踐”。

　　改革開放之后，由于貨幣金融基礎極其薄弱，1993年開始經濟不斷升溫，對資金需求急劇擴大，金融隨之陷入極其混亂的狀態，1998年被迫實施嚴厲的金融大整頓，剝離處置了規模巨大的不良資產。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國家加快推動金融體制改革，特別是中央銀行、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分離，制定和實施《中央銀行法》、《商業銀行法》，推動“分業經營、分業監管”，清理相互拖欠（三角債），鼓勵同業之間市場競爭，并不斷健全相應的金融監管法規，才推動中國金融取得了良性發展。

　　實際上，作為銀行，特別是從事存貸款并派生貨幣的銀行，是要具備非常嚴格條件的。即使是非國家所有的民間銀行，要發行貨幣并被社會廣泛接受，也必須擁有足夠大的資本實力和貨幣儲備物，特別是要保證及時兌付，嚴格控制流動性風險。一旦出現兌付問題，就可能動搖人們對它的信心，就可能引發存款擠提，進而造成其破產倒閉。所以，聲譽和信用是銀行生存與發展的生命線！

　　可見，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應該是先有貨幣，后有存款與貸款，而不是先有貸款和存款，后有貨幣，盡管在信用貨幣體系下貸款成為貨幣投放最重要的渠道！央行購買儲備物投放基礎貨幣是最基礎的貨幣投放，然后銀行通過吸收存款，具有流動性（支付）保證后，才可能發放貸款或購買債券派生存款（貨幣）。所以，銀行貸款可以派生存款、創造貨幣，成為貨幣投放的重要渠道，但不能因此就脫離實際盲目拔高，扭曲貨幣的本質和發展邏輯。

　　二、貸款創造貨幣悖論與有效管控

　　銀行貸款派生貨幣確實存在一個需要特別關注的問題：在信用貨幣體系下，商業銀行發放貸款，屬于間接融資，并不會減少原有的存款，而是相應增加新的存款，銀行似乎可以憑空發放貸款擴大存款，為銀行擴大貸款投放提供了巨大空間。但銀行發放貸款屬于自己的債權或資產，能夠由此獲取貸款利息收入，而貸款轉化的存款，卻不是其自家獨有的貨幣，而是國家統一的法定貨幣（所謂“B-money”以及“銀行信用貨幣”的說法是不準確的），受到國家信用擔保。這就使得銀行貸款的收益與風險失衡，很容易誘惑銀行過多投放貸款，并形成銀行“大而不能倒”的陷阱（大型銀行破產倒閉會沖擊金融體系的穩定，甚至影響法定貨幣的信用，國家往往不得不提供支持防止其破產倒閉），產生“貸款創造貨幣的悖論”。

　　因此，必須采取措施切實強化對銀行貸款的監管和約束。

　　現在，世界各國對吸收公眾存款并發放貸款的銀行業（存款性機構）的監管，都是所有社會行業中最為嚴格的，包括資本充足率、流動性比率、不良資產率、撥備覆蓋率等等一系列監管指標，以促進其安全性、流動性、盈利性的有機統一。同時，央行還會通過建立法定存款準備金、存款保險、一般支付備付金等制度，以及通過調節央行與金融機構之間的資金供求（規?；蚶剩┑日{節貨幣派生能力與規模，有效調控貨幣總量。對出現重大問題的商業銀行，央行可以在需要時予以接管，或者推動其破產清盤。商業銀行必須堅持存款立行，確保流動性安全，平衡好流動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的關系，不能只看到貸款可以派生存款、擴大利差，就不顧風險而盲目擴大貸款、擴張規模，追求短時間的高速發展！

　　為此，必須切實強化商業銀行財務約束，既要防止政府強行干預銀行貸款（包括貸款的投向、規模和利率），嚴格控制政府直接向銀行透支或發行債券，也要防止政府和央行一味追求金融和社會穩定而對商業銀行過于保護，提供無限支持（剛性兌付）而使其難以破產倒閉，并因此扭曲全社會的風險意識和資源配置機制，很容易積累金融系統性風險，損害貨幣的質量和聲譽。

　　必須牢記：社會負債的質量，主要對應的是銀行發放貸款或購買債券的質量，才是決定整個貨幣質量和信譽及其國際競爭力的根本因素！沒有全社會不良資產的準確反映與及時處理，沒有資不抵債的借款人和放款人的有效清理，要維持良好的貨幣金融體系是非常困難的。

　　三、貨幣政策既要防控通貨膨脹

　　又要防控通貨緊縮

　　在信用貨幣體系下，貨幣供應最終取決于社會的貨幣需求（背后是用于交換的社會財富在增長），特別是貸款等間接融資的需求。貨幣政策要加強貨幣供求關系的調節，在經濟金融健康發展，社會貨幣需求旺盛，可能引發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央行可以通過提高資金拆借利率或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等方式進行逆周期調節，必要時，甚至可能直接控制信貸投放規模，嚴格控制貨幣供應；在經濟進入下行區間，投融資風險加大，社會貨幣需求萎縮，可能引發通貨緊縮的情況下，則要反向操作，擴大貨幣供應。

　　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央行在抑制通貨膨脹時，具有更大的主動性、能動性，而在面臨社會貨幣需求萎縮，抑制通貨緊縮方面，則會陷入“零利率陷阱” ，遭遇政策瓶頸，難以發揮預期作用：在人們對借款投資連本金能否收回都沒有把握的情況下，即使銀行以零利率提供貸款也沒有人要，貸款就難以投放出去。這種狀況在新中國歷史上很少遇見，但在日本、歐洲、美國等很多國家卻并不少見。對此，需要有清醒的認識。

　　這就涉及一個重大貨幣理論問題：貨幣總量變化最終是由貨幣供給方（貨幣政策當局）決定的，還是由貨幣需求方決定的？

　　傳統上，人們普遍認為，在信用貨幣體系下，一個國家的貨幣當局可以隨意擴大貨幣發行，因此，很容易造成貨幣超發，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乃至金融危機，貨幣政策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應對通貨膨脹。但實際上，貨幣當局擴大貨幣投放是有條件和有限度的，信用貨幣的投放，無論是央行購買貨幣儲備物投放基礎貨幣，還是銀行投放貸款或購買債券派生貨幣，根本上都取決于貨幣需求方的需求，缺乏有效的貨幣需求（如人們不愿出售貨幣儲備物以換取貨幣，或者不愿增加負債以獲得新的貨幣），貨幣供給方即使是想投放也投放不出去（除非免費贈送貨幣，但這樣貨幣體系就會崩潰，必須嚴格加以控制）。人們愿不愿意增加負債以獲得新的貨幣，又取決于其對能否擁有可以對外出售的財富的預期。即使擁有財富，但如果缺乏社會對這些財富的需求，難以將財富交換出去換取貨幣，就難以歸還此前通過負債獲得的貨幣，貨幣投放就會遇到困難。這種狀況已經在越來越多的國家，特別是市場化程度高的發達國家出現，并且難以消除。

　　這就引申出一個重要的貨幣理論——“貨幣需求理論”（Money Demand Theory）。當然，這一理論還需要仔細論證和完善。

　　在中國，長期以來很少遇到通貨緊縮的挑戰，但現在這種情況可能改變。2008年9月爆發全球金融危機，暴露出全球化高速發展之后，大規模資本和產能轉移已經階段性走過頭了，全球性產能過剩、需求不足的狀況難以消除，世界經濟將長時間處于“整體低迷、此起彼伏”的狀態，主要經濟體已從整體分工、包容式增長，轉為零和競爭，貿易摩擦、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抬頭，國際規則和國際秩序受到沖擊，世界迎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種情況下，中國作為全球產能最集中（世界最大制造業基地）、外貿依賴度很高的國家，已經進入經濟發展轉型調整、經濟增長下行壓力不斷加大、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擺脫中等收入陷阱）非常關鍵的時期，通貨緊縮有可能超越通貨膨脹，成為經濟金融宏觀政策必須面對的首要挑戰，對此需要引起重視、做好準備。

　　(本文作者介紹：前中國銀行副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