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吳曉波

　　一只口罩可以濃縮出半本經濟學教材。

　　昨天，在天堂的某一間階梯教室，一堆經濟學家在一起討論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在疫情暴發期間，口罩的價格應不應該被管制起來。”

　　一月底，陜西省鳳翔縣仁和堂藥店以19元/只的價格進貨了一批口罩，以25元/只的價格對外零售，有消費者舉報“高價牟利”，當地的市場監督管理局吊銷了藥店的營業執照。二月初，山東蘭陵縣五家藥店因高價賣口罩的行為，被罰款共計120萬元。

　　第一個發言的，當然是亞當·斯密，他是在場所有人的老師。他不但是“看不見的手”的發明人，還當過很多年的蘇格蘭海關專員。

　　斯密說：“人因自私而利他，貿易的自由化程度決定了市場的活躍度，疫情的暴發導致口罩的緊缺，價格的波動是需求的自然反應，靠‘看不見的手’完全可以調節，政府沒有管制的必要。”

　　“我完全同意亞當老師的觀點。”第二個站起來的是阿爾弗雷德·馬歇爾，他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經濟學系，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他進一步闡述道：“市場價格決定于供、需雙方的力量均衡，猶如剪刀的兩翼，而供需優化的最佳模式，是充分競爭的自由貿易。”

　　馬歇爾講完，教室冷場了好一會兒，有人看著窗外，有人在咬自己的指甲。馬歇爾只好點名了，他叫道自己學生的名字：“凱恩斯，別玩手機了，說說你的觀點。”

　　凱恩斯挺倒霉的是，在他活著的時候，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對戰時經濟和蕭條有與老師不同的看法，他怯生生地跑到黑板前，畫出了一個公式：

　　K=1/（1-b）

　　然后開始了滔滔不絕的演講：“b為邊際消費傾向，b=Δc/ΔY，Δc為消費增量，ΔY為國民收入增量。根據我的研究，邊際消費傾向越大，支出的乘數效應也越大。現代市場經濟常常會陷入一種非充分就業的均衡，政府應該通過貨幣和財政手段來動態調節市場的失衡……”

　　亞當·斯密看不懂這些復雜的公式，他很不耐煩地嚷道：“約翰，直接說你的結論吧。”

　　“那我就直說了。”凱恩斯咽了一下口水，“在特殊狀況下，政府應該管制口罩的供給，包括它的定價。”

　　凱恩斯的發言當即在教室里引起了一番騷動。卡爾·馬克思跟在場的很多人都不對味，他根本不屑于今天的討論，不過沒想到凱恩斯的話倒稍稍讓他中意，他喃喃自語說：“資本家絕對不會放過任何可以榨取剩余價值的機會。如果有100%的利潤，他們就會鋌而走險；如果有200%的利潤，就會藐視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潤，便會踐踏世間的一切。”

　　“你這個自由經濟的叛徒！”教室里響起了哈耶克的聲音，這位比凱恩斯小16歲的奧地利人活著的時候，就看英國佬不順眼，“你的觀點將導致在競爭領域的嚴重限制。在向這個方向探索的同時，我們應當小心翼翼，以防止所有的經濟活動，會一步一步地依賴政府支出的方向和規模。這是一種致命的自負，將導致一條通往奴役之路。”

　　凱恩斯當然也不是吃素的，他大聲反駁說：“哈耶克同學，你在財政部工作過嗎？你參與起草過戰后經濟重建計劃嗎？在道德和哲學上，我幾乎同意你的所有觀點，但是，你并沒有給我們提供在何處劃分界限的說法。我猜想你大大地低估了中間道路的現實性。你這個書呆子！”

　　“我認為亞當·斯密老師和哈耶克是對的。”坐在凱恩斯后排的美國人羅納德·科斯忍不住加入了論戰，他是企業契約理論的提出者，“任何市場交易行為都可以通過‘自愿聯合’或‘協商解決’來實現。政府管制了價格，讓生產者和流通者無利可圖，最終的結果是供給量減少，市場上的口罩會越來越少。”

　　“凱恩斯才是對的。”又有一個美國人斯蒂格利茨站了起來，他是諾獎得主，大學教授，同時擔任過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還在世界銀行當過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

　　他的觀點是：“市場和政府，都會失靈。在信息不全或市場機制不完整的狀況下，國家的干預就必然存在，它可以有效改善資源分配的效率。政府應該在更正市場失靈和市場局限，以及追求社會公正方面，扮演重要但有限的角色。”

　　他接著說：“今天中國的疫情，如同戰時狀態，口罩已經儼然是一種戰略物資，它的供給是否充足，價格是否穩定，將嚴重影響公眾的情緒，政府管制是必須的。需要警惕的是，戰時政策不能常態化。”

　　“斯蒂格利茨，你錯了。自由、私有、市場這三個詞是密切相關的。在這里，自由是指沒有管制的、開放的市場。”說話的是不足1米6的“矮巨人”米爾頓·弗里德曼，他跟科斯是鐵哥們兒，“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鼓勵政府參與定價。已經集中起來的權力，不會由于創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愿望而變得無害。”

　　“弗里德曼同學，你的那幫芝加哥小子當年把智利搞得還不夠亂？完全的自由，等于沒有自由。科斯并不知道自己的定理是什么。至于到底是否存在這么一個定理，還存在較大的爭議。”反駁者是薩繆爾森。

　　只要有弗里德曼的地方，就有他的死對頭薩繆爾森，他們活著的時候，吵了一輩子，到了天堂也沒有消停過一天。“當年在美國的時候，我們就已經見識了弗里德曼的一個‘市場能夠調節它自身’的觀點有多么錯誤。希望你不要再去誤導中國人了。”薩繆爾森繼續說道。

　　“薩繆爾森，我活著的時候最大的錯誤就是沒有寫一本經濟學教材，讓你到今天還在禍害人間。”弗里德曼人最矮，嗓門最大，他當年的外號叫“瞎啰”。

　　眼看著兩人要打起來了，一場嚴肅的經濟學案例討論顯然無法再繼續下去了。

　　于是，散伙。

　　注：本文場景完全虛構，不過經濟學家們的發言觀點，全數來自他們的原話。

　　(本文作者介紹：財經作家。本專欄為吳曉波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