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黃益平

　　未來疫情發展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政府在制定相應的宏觀經濟對策的時候可以考慮分步走，將來根據進展漸次推出。如果在兩周內疫情真的控制住了，那么只需采取一些短期的補助與減稅即可，如果疫情延續較長時間甚至不斷惡化，那就可能需要規模大、力度大的刺激措施。

　　宏觀經濟政策是需求端的周期性調節工具，如果使用得當，可以燙平經濟波動，改善福利。但既然是周期性的調控手段，就既不宜過度使用，也不應長期依賴。支持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需要靠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但結構性改革往往是知易行難，世界各國概莫能外。但如果老是靠刺激，經濟也會出問題，就像人總是吃抗生素，肯定會影響身體健康。當然，一旦經濟面臨大的下行壓力，政府就應當盡快加大逆周期調控的力度，穩定經濟。而眼下，中國經濟就處于這樣的時刻。

　　發自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現在已經快速地蔓延到全國，海外不少國家也確認了病例。雖然世界衛生組織尚未將此列為全球突發性公共衛生緊急事件，而對中國而言，毫無疑問這已經成為一場公共衛生危機。

　　根據現有醫學知識的判斷，與2003年的非典相比，這個病毒的致死率要低一些，但傳播性更強。這場疫情究竟會如何演變、多久才能得到控制？可能取決于如下三個因素：一是病毒傳播的速度和廣度；二是科學家何時能確定病原并形成有效的治療方案；三是公共衛生部門的工作效率。無論何種情形，現在看來，有較大概率是整個事件會持續到第二季度。

　　現在還沒法分析新型肺炎會給經濟造成多大的影響，但如果參考之前我們對2003年“非典”影響的分析，可以大致明確其作用渠道。最重要的機制是擔心病毒傳染，自動或被動地限制人員流動：第一，服務需求減少；第二，生產、投資與出口中斷；第三，失業人口增加；第四， 財政與金融環境惡化。

　　可以肯定的是，疫情拖得越久，經濟影響也就越大。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做了一個“初步的評估”，認為新型肺炎可能令中國的GDP減少1.2個百分點。作為對比，2003年“非典”期間，幾家大的國際投行將當年的GDP增長預測平均降低了0.5個百分點。當然，后來的結果是2003年的GDP增速比2002年還要快，但這并不改變“非典”沖擊經濟的事實。

　　新型肺炎對經濟最直接的影響是出門減少，很多地方已經實施“隔離”措施，不少疫情嚴重的城市甚至直接“封城”，甚至有報道稱，一些地方把公路給挖斷了。不出門會影響消費，特別是服務品的消費，包括旅游、交通、娛樂、零售、餐飲等，加上現在適逢春節假期，影響就更大。根據美團等機構之前發布的《2020年春節假期旅游消費預測報告》，春節期間，全國酒店預訂需求較平日明顯增長，異地用戶占比較平時上漲16%，而文博館類景區門票銷量同比增長五成。現在這些恐怕都已經泡湯。許多企業為春節假期預先儲備了許多物資，這個打擊就可能是雙重的。

　　人不能出門，生產、投資都會受影響，部分地區已經宣布春節假期后推遲開學，工廠、企業推遲節后開工也是大概率事件（編者注：國務院辦公廳已于今日凌晨發布關于延長2020年春節假期的通知），更何況全國兩億多的農民工，絕大部分現在都在老家歡度春節，估計大部分無法按原計劃回到就業的城市。香港已經宣布二月底之前暫停所有來往武漢的高鐵與航班，相信來華的外國旅客數量也會急劇減少，其中包括商務旅客，這就會影響出口與直接投資。企業經營受到沖擊，必定會影響到就業。2018年全國服務業的就業人數是3億6千萬人，即便只有5%的就業人員因此失去工作，那也有將近2千萬人。

　　消費減少、部分經濟活動中斷、失業率提高以及GDP增長減速，這樣宏觀經濟形勢惡化就比較容易理解。一方面，經濟不好，財政收入勢必減少，但同時對財政補貼的要求反而增加，這些都會導致財政赤字增加、國家財政能力減弱。另一方面，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可能會大幅增加，而隨著經濟基數縮水，杠桿率反而會進一步上升，增加宏觀、微觀層面的金融風險。

　　不巧的是，上面這些沖擊正好發生在一個比較敏感的時間點。2019年經濟增長明顯下滑，從一季度的6.4%回落到三季度的6.0%，普遍的預期是四季度可能會跌到6.0%以下，并且因此觸發了是否需要“保六”的爭論。所幸的是經濟在四季度穩住了，消費、投資與生產的環比增速還出現了小幅度回升。但如果受疫情影響，2020年一季度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再次加大，勢必會直接影響老百姓的生活與投資者的信心。因此，政府在努力控制疫情的同時，也應該考慮采取一些政策應對措施。

　　相比較而言，宏觀政策的重頭戲應該放在財政政策方面。關于財政政策，先要想清楚三件事情。

　　首先，經合組織為財政健康劃過兩道邊界線，一是財政赤字不超過GDP的3%，二是公共債務低于GDP的60%，這兩條線的關鍵是政府的整體資產負債表，僵硬地死守3%的赤字率，可能沒有必要。

　　其次，中央、地方的財政要算總賬，過去幾年中央財政擴大赤字，但地方平臺融資收縮，總體看來政府的總開支不僅沒有擴張，反而還減少了。

　　最后，財政擴張不能總是重復“鐵公機”那老一套，這次應對疫情尤其如此，宏觀政策要穩增長，但更關鍵的是要穩民生、穩社會。參照美國在全球危機期間的做法，國務院或許可以經全國人大授權，建立一個專項的緊急“救助基金”。

　　具體可以考慮在如下五個方面采取一些措施：

　　第一，央行應該適度放松貨幣政策，包括增加注入流動性與引導LPR往下走。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環境有利于緩解企業的財務壓力，擴大融資規模，降低資金成本。財政與監管部門也應該支持金融機構加快處置不良資產，補充資本金，這樣才能讓金融機構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需要注意的是，政府不宜強制要求金融機構為困難的中小企業增加貸款，尤其不能行政命令降低貸款利率。若有需要，財政部門可以考慮為困難企業的貸款提供臨時性的貼息。

　　第二，為新經濟渠道提供各種政策支持，增加網絡消費。與2003年非典時期相比，新經濟形態已經成為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部分，網購已經占到社會零售總額的20%以上，這為化解疫情沖擊提供了緩沖空間。老百姓不出門，可以叫外賣，在京東、淘寶購物，甚至到網上看新電影《囧媽》。但所有這些服務仍然需要人來提供，包括加工、投遞。如果政府可以為這些新經濟渠道提供防護、消毒器材，甚至經濟補貼，可以幫助降低疫情對消費的沖擊。

　　第三，為中小企業提供稅收等優惠，幫助它們渡過難關。許多中小企業的經營狀況本來已經岌岌可危，這次受到疫情的影響，也許會讓相當一部分餐飲、交通、旅游、零售、制造等領域的中小企業更加難過，甚至一些大型企業也可能遭遇很大的財務困難，但這些困難很可能都是暫時的。政府應該考慮采取一些措施緩解所有這些企業的困境，比如大規模地減免它們的稅收，甚至為部分企業提供一次性的補貼。

　　第四，幫助受疫情沖擊而失去工作的人員，特別是缺乏良好的社會保障的農民工。過去農村是農民工的蓄水池，城市經濟形勢好，大家都出來打工，萬一經濟形勢不好，很多農民工就會暫時返鄉。但現在這樣的功能越來越弱，無論是在城市就業多年的年長一些的農民工，還是年輕一代的農民工，大多很難長期回鄉生活。政府的幫助可以形式多樣，包括幫助安排返鄉，就地尋找再就業的機會，甚至提供臨時性的生活補助。

　　最后，有針對性地增加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包括醫院、學校和城市交通。這次疫情暴露出一個問題，即在大部分中部地區城市包括武漢，人均醫療設施偏少。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靠提高管理水平，但同時也應該抓緊時間補短板，多建一些醫院。最近全國開始推開戶口制度改革，特別是在地級市層面，將來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城，對于醫療、教育、交通和住房能力都可能構成挑戰，政府應該未雨綢繆，降低未來公共衛生風險事件的概率。

　　未來疫情發展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政府在制定相應的宏觀經濟對策的時候可以考慮分步走，將來根據進展漸次推出。如果在兩周內疫情真的控制住了，那么只需采取一些短期的補助與減稅即可，如果疫情延續較長時間甚至不斷惡化，那就可能需要規模大、力度大的刺激措施。

　　參考文獻：Don Hanna and Yiping Huang， 2004， “The impacts of SARS on Asian economies”， Asian Economic Papers， 3（1）： 102-112．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