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郭周明

　　“逆全球化”下，國際經濟秩序重構已成為當今世界發展面臨的重要議題，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建設將有助于世界深度認識中國在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改革中的角色 。建設“一帶一路”國際金融體制是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推動新型全球化、促進世界經濟發展、解決國際金融治理體系改革難題的中國方案。

　　然而，落實該方案尚需解決一系列問題，例如，如何認識傳統國際金融體制弊端及其與“一帶一路”倡議的“適配性”？如何通過實質性改革解決突出問題？如何構建“一帶一路”國際金融新體制？

　　商務部中國商務出版社社長、中商智庫執行理事長郭周明等圍繞上述問題深入分析與探究。本文為《“逆全球化”下建設國際金融新體制的中國方案——基于“一帶一路”研究視角》（上篇）。

　　全球金融危機后，“逆全球化”日漸抬頭和加劇，國際經濟治理體系面臨嚴峻的挑戰和沖擊。在此背景下，中國始終秉持全球化理念，走全球化道路。“一帶一路”倡議為全球化提供新動能，是推動世界經濟復蘇、優化全球治理體系、推動新型全球化的中國方案。作為深化高質量對外開放的重大舉措，“一帶一路”倡議承載輸出國內優勢富余產能、推進貿易投資便利化、加強沿線國家“五通”交流合作、實現區域大合作與大發展的美好愿景。

　　六年來，中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將“一帶一路”倡議從愿景轉化為現實，取得了重要進展和顯著成效。一方面，“一帶一路”倡議得到全球廣泛響應與支持，已有超過 150 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同中國簽署共建合作協議；另一方面，“一帶一路”重大項目批量落地，中國企業為沿線國家完善基礎設施、提高生產能力、加快產業發展、擴大就業機會、改善民生福祉等做出實在貢獻。

　　歷史上，西方發達國家憑借強大經濟優勢，在全球治理體系中占據著主導地位，其實施的“先架構制度、再展開實踐”的全球化發展戰略更多服務于發達國家，導致傳統全球化路徑缺乏包容性。隨著國際分工變化，原有全球治理體系已經無法適應新的世界經濟形勢 ，這使得部分發展中國家在缺乏話語權的國際形勢下難以平穩發展。

　　相對地，“一帶一路”倡議采取“試錯-糾正-總結”進化耦合模式，致力于構建多邊、多元、多層次合作機制，保障沿線國家共同獲利與發展。在推進“一帶一路”倡議進程中，金融發揮著先行和主導作用 。金融合作是沿線國家間經濟、貿易與投資合作的重要基礎，也是貿易與投資便利化、一體化發展的重要內容 。因此，共建“一帶一路”離不開沿線國家完備的金融基礎設施和健全的金融服務體系。

　　但事實證明，既有國際金融體制漸趨僵化，無法滿足“一帶一路”建設需求。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重創世界經濟，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為代表的國際金融組織的預警、協調和援助等令國際社會失望。在后危機時代，國際金融治理體系同樣未能與時俱進，阻礙全球經濟復蘇和發展。這為各國政府敲響警鐘，國際金融體系現存跨國、復雜的系統性風險不容小覷 ，傳統全球金融治理體系改革迫在眉睫。同時，美國在危機后憑借美元國際金融霸權地位轉嫁其經濟風險，導致國際金融治理陷入權力失衡、秩序混亂和調節失效的困境。

　　多位國內專家學者著眼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探討導致“逆全球化”抬頭的多重因素和國際經濟治理體系經歷的深刻演化軌跡，并就中國在其中的角色展開討論。盛斌和馬斌 、張發林均認為，雖然目前中國國際地位快速提升，美國霸權開始分散，但中國在主要國際金融組織中的地位仍未有實質性改變，尚無足夠能力引領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因此，中國應以“一帶一路”為前沿陣地，建立區域新金融治理體系，積極推動全球金融治理體系改革。

　　進一步，中國應推動建立以多邊機制為基礎的國際金融新規則，從資金供給角度，完善“一帶一路”相關建設項目的多元化資本結構，以此推動多元投資者“命運共同體”的形成 。中國金融四十人青年論壇課題組同樣主張應深入挖掘債券市場，建立“一帶一路”多元化融資體系。宗良 強調，要發揮“一帶一路”與人民幣國際化的協同效應。保建云 建議，中國應主導并籌建“一帶一路”貨幣基金組織、開發銀行和國際金融組織等制度化組織，為“一帶一路”區域金融合作提供平臺保障。

　　“逆全球化”下，國際經濟秩序重構已成為當今世界發展面臨的重要議題，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建設將有助于世界深度認識中國在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改革中的角色 。建設“一帶一路”國際金融體制是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推動新型全球化、促進世界經濟發展、解決國際金融治理體系改革難題的中國方案。然而，落實該方案尚需解決一系列問題，例如，如何認識傳統國際金融體制弊端及其與“一帶一路”倡議的“適配性”？如何通過實質性改革解決突出問題？如何構建“一帶一路”國際金融新體制？本文將圍繞上述問題深入分析與探究，做出邊際貢獻，供日后研究參考。

　　一、國際金融體制發展現狀與困境

　　后危機時代，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發生變化，由發達國家主導、反映發達國家利益的國際金融體制已無法滿足當前全球化投融資的需要。國際金融體制改革需要中國積極主動參與其中，貢獻中國智慧，與各方攜手探索完善國際金融治理，推動新型全球化發展，實現世界經濟持續增長。

　　（一） 全球金融治理結構與世界經濟格局不匹配

　　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經濟金融治理體系改革已取得一定進展，有效推動了全球經濟復蘇，但痼疾未除，國際金融治理仍面臨諸多威脅與挑戰，體制運行脆弱性不容小覷。

　　第一，當前國際金融體制權力結構與世界經濟格局不匹配。二戰后，國際金融體制呈現出以美國為主導，日歐為核心，廣大發展中國家處于邊緣的“中心-外圍”格局 。自 21 世紀起，尤其是 2008 年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變化，突出表現為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愈發重要。2017 年，新興經濟體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率高達 80%，已成為世界增長重要引擎。隨著“二十國集團”（G20） 平臺升級，世界經濟增長的重心已向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傾斜，然而，當前國際金融組織權力結構仍未發生實質性改變。一方面，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在主要國際金融組織中投票權不足。例如，當前“七國集團”（G7） 在 IMF 的投票權總數是 41.33%，其中，美國高達 16.53%，擁有實質性一票否決權譹訛；金磚國家投票權僅有 14.18%。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投票權不足，反映其在現有國際金融體制下缺乏話語權，僅能被動接受發達經濟體領導和決策。另一方面，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在主要國際金融組織執行董事會中代表性不足。以世界銀行為例，25 個執行董事席位中有 13 個被發達經濟體牢牢占據，并且各董事往往為其所在國發聲，發達經濟體實際話語權進一步擴大。

　　第二，當前國際金融治理理念與發展中國家經濟現實不相稱。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國際金融治理理念早已被“資本化”，即強調市場化和自由化。在這種理念指導下，當前國際金融組織治理措施實質上均以實現金融市場化和金融自由化為根本目的，而非治理手段，頗顯本末倒置，且大多不考慮對象國經濟現實，趨于教條化。例如，亞洲金融危機期間，IMF 向泰國、馬來西亞等國提供援助時，要求受援國立即執行緊縮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穩定匯率，導致受援國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 。

　　第三，國際金融體制決策程序冗余低效。一是援助談判過程復雜漫長。援助貸款的批準與獲得通常需要就金額、條件等反復談判，而金融危機往往來勢“快”且“猛”，導致援助效率低、效果差。二是決策效率低下。部分國際金融組織重大事項的決策通常采用多數通過制，甚至部分決議需全票通過，使得部分成員國，尤其是控制多數投票權的發達國家，為最大化本國利益而阻撓重要議題或改革方案通過。最典型例證來自 IMF 份額改革。2010 年 12 月，IMF 理事會批準將新興經濟體出資份額由 3%提高至 9%，盡管這個數字遠不及占比第一的美國的份額，但仍遭美國阻撓，使決議執行一拖再拖，直至 2016 年 1 月才正式生效。

　　（二） 國際金融監管長期“碎片化”

　　金融自由化思想盛行導致金融監管缺位，使得國際金融機構活動范圍擴大、競爭加劇，成為當前國際金融危機重要推手。監管缺位使得現有國際金融體系不能及時與準確地掌握資本跨境流動規模、方向和變動趨勢，資本跨境流動透明度不足，從而對資本跨境流動變化趨勢研究和預判不到位，尤其缺乏對“熱錢”流動方向和趨勢的預警和研究。反思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其核心問題是國際金融監管標準缺失，即國際金融體系對金融市場缺乏有效監管和預警，尤其是對發達國家大規模資本流動的監管與控制，導致國際金融體系紊亂，引發全球金融危機，阻礙世界經濟健康發展。金融危機后，國際金融監管改革逐步推進，主要涉及系統重要性機構、主權債務風險、影子銀行體系、信用評級機構等內容。但由于美國的特權地位和頻發的大國博弈，許多監管改革方案僅停留在文字層面，難以落實，形成各國自治、各組織自治的“碎片化”金融監管現狀，產生多重監管、監管真空等問題，加重金融體制脆弱性。

　　金融監管缺乏的深層原因是國際金融體系內部權力分配不合理——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代表的一系列制度仍主導著世界金融秩序，西方發達國家仍掌握國際金融體系話語權和決策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是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不足，系統性風險抵御能力有限，當跨境資本大規模持續進出時，單靠本國或“一帶一路”國家間彼此“扶持”，難以支撐當下不斷擴大的經濟規模和不斷上升的市場需求，這些國家也將成為現有金融體系內在缺陷的受害者。

　　（三） 國際信用體制不健全

　　一方面，國際信用評價機制缺乏公平公正性。在重大國際事務中，以美資企業為主的國際信用評級機構難以擺脫自身利益訴求，評價模式欠缺公平性，例如，2007 年 7 月，美國三大國際信用評級機構大范圍調低幾乎全部次級債評級，導致全球投資者恐慌性拋售，成為國際金融危機的導火索，而三大評級公司卻賺取了大量利潤。

　　另一方面，國際信用體系不健全。信用是金融服務、企業合作以及國際貿易順利進行的基石，如果缺少完善可靠的信用體系，其他金融服務都只能是空中樓閣。根據世界銀行統計，截至 2017年，發展中國家中約 20 億人沒有銀行賬戶，信用卡覆蓋率僅達 10%左右，正規金融機構僅能滿足約 21%的貸款需求。究其原因，主要是發展中國家信用體制不健全，金融服務難以深入開展。同時，跨國可共識國際信用體系缺失，跨境信用獲取困難，渠道受限。

　　二、建設“一帶一路”國際金融新體制的問題與挑戰

　　為解決國際金融體制現存問題，落實“一帶一路”倡議，推進新型全球化、促進世界經濟發展，需建設“一帶一路”國際金融新體制。然而，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存在經濟發展較落后，區域政治經濟風險復雜、金融風險防范機制落后、制度化金融合作平臺匱乏、多元化投融資體系不健全等問題，“一帶一路”國際金融新體制建設面臨諸多挑戰。

　　（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金融風險防范機制落后

　　金融風險通常指經濟層面風險，如匯率風險、信用風險、市場風險以及流動性風險等。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建設新型國際金融體制，僅關注經濟風險遠遠不夠。“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政治體制、經濟水平、文化歷史、宗教信仰差異較大，部分區域也是地緣政治沖突熱點地帶和全球主要政治力量角逐焦點區域，戰火頻發、沖突不絕、社會矛盾突出，甚至一些國家政府政權屢經更迭，政治取向改變、主權違約等事件時有發生。這些問題對金融投資造成的影響遠大于經濟風險，因此，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推動金融開放與合作，需格外重視化解和防范政治風險。此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由于經濟金融體制落后、風險防范機制不健全，在動蕩的國際經濟環境中更容易受到影響，出現經濟衰退、貨幣貶值、匯率動蕩等問題，增加了新型國際金融體制的建設難度。

　　（二）“一帶一路”制度化金融合作平臺匱乏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金融合作需要穩定的制度化組織作為平臺和保障。雖然 2015 年成立的亞投行為“一帶一路”國家間金融合作提供一定條件，其主要任務是“以基礎設施融資服務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并不具有協調功能。因此，“一帶一路”區域間金融合作制度組織建設滯后和制度化平臺缺乏是沿線國家需要面臨的共同問題。

　　首先，“一帶一路”連接歐亞非大陸，涉及 65 個國家和地區，而目前尚未有完全覆蓋“一帶一路”地區的區域性金融合作組織。其次，“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水平、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社會文化習俗等差異巨大，要實現彼此之間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貿易和投融資互享互融，需要一個區域間組織進行統一協調。雖然在“一帶一路”沿線已存在一定數量區域性組織，如東盟、歐亞經濟聯盟、獨聯體等，但由于組織目標和職能存在差異，組織間聯系較為薄弱，甚至一些區域性國際組織內部各成員間也存在矛盾沖突和利益糾葛，進一步加劇地區不穩定性。最后，對“一帶一路”國家間金融合作具有較大影響的國際或區域性組織大多屬于政治經濟綜合性組織，協調國家間金融合作只是這些國際組織眾多職能之一，專業化優勢不明顯。但是，“一帶一路”金融合作需要解決大量實踐層面上的困難，需要具有專業協調和解決問題能力的區域性金融組織。

　　（三）“一帶一路”多元化投融資體系尚不健全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普遍缺乏發展資金。據亞洲開發銀行估計，2016 年至 2030 年間，亞洲新興市場共需約 26 萬億美元基礎設施投資，年均逾 1.73 萬億美元，資金需求巨大，而來自發達經濟體的對外援助和國際發展融資貸款只能滿足約 7%的融資需求 。同時，由于基礎設施投資具有回收期長、收益率低等特征，私營部門較難通過市場化投資渠道獲得正常投資回報。因此，“一帶一路”建設需要著力解決大規模資金缺口問題，否則將嚴重制約“一帶一路”建設進程。此外，傳統國際金融組織在“一帶一路”融資中通常也“難以施展拳腳”。一方面，當前國際金融機構提供的資金主要是債務型資金，而債務融資存在還本付息負擔和借貸期限制約，適用于收益率較高且回收期較短的項目，與基建項目資金需求不協調。而且，債務融資方式下，被投資國難以與投資國形成“合作共贏”利益連帶機制，無法保證長期資金支持。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沿線政治、經濟、文化風險錯綜復雜，其中以政治風險尤甚。在難以化解或防范各類風險情況下，世界銀行、IMF 等將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持謹慎態度。

　　綜上，“一帶一路”區域龐大的資金缺口，僅靠各國內源性的資本積累杯水車薪，需要借助外力打破融資困局。

　　本文原發于《國際金融研究》，為《“逆全球化”下建設國際金融新體制的中國方案——基于“一帶一路”研究視角》（上篇），下篇近期推出，敬請期待。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博士后，商務部中國商務出版社社長、中商智庫執行理事長、《國際貿易》雜志社社長兼主編、《商業周刊/中文版》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