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趙建

　　先不要著急用猛藥，畢竟現在財政赤字前所未有的大，貨幣政策在通脹的壓力下也越來越有限，政策資源已經變得非常昂貴，所以錢更應該用在刀刃上。我的建議是，在當前經濟已經出現邊際緩和的情況下，還是讓子彈再飛一會，保持現在的政策力度先不變，看看這些改善的跡象能不能成為筑底的力量。最重要的是，要改變政府單打獨斗的境地，改善企業家和投資者的預期和信心，通過市場調動起民營企業的力量和最基層的力量， 才能建立抗通縮統一戰線。在這方面，宋朝歷史有足夠的經驗和教訓。

　　今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去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在這個值得紀念的年份，向來以中國奇跡和中國速度為豪的GDP增速兵臨6%的關口，創自采用國民賬戶核算體系以來的新低，引起了學術界和政策層的高度關注和熱議，在認識和討論過程中也引起了越來越大分歧。政策，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

　　一，6%關口的分歧：改革派VS刺激派

　　分歧大致可以分為兩派：從政策主張來看是“長期改革派”和“短期刺激派”，從各自理論基礎來看是“結構論”和“周期論”。前者認為恰恰是貨幣和財政刺激政策造成了當前的經濟下滑，因此不能再繼續飲鴆止渴進行投資和債務的擴張，應該保持定力加快結構性改革和去房地產化，依靠結構性力量來對沖周期性下滑，真正從速度情結中走出來實現高質量發展。

　　而短期刺激派則認為當前的經濟形勢很嚴峻，在貨幣刺激很難有效的情況下，必須立即采取財政“猛藥”來進行逆周期調節，緊急制動“踩剎車”以防止汽車下坡過程中的失速風險，否則企業破產和人員失業等狀況會進一步惡化。另外，當前的高債務和通脹都不是問題，財政赤字短期內也不是問題，所以政策層不應該有那么多顧慮，應該果斷加大財政投資的劑量。

　　政策主張的分歧最終落腳到6%的數字上，是繼續把有限的和越來稀缺的“政策子彈”布局在6%的防線上進行“意義不大的抵抗”，還是退守6%的關口，集中力量布防5%？匯率破了7，集中力量布防7.1，不也是沒出啥大問題嗎？余永定等學者認為，6%非常重要，要盡全力守住，否則可能引起進一步的下滑。而且當前的政策不僅沒有全面逆周期擴張，而且有許多政策還處于收緊狀態，應該毫無顧忌的釋放寬松政策來“踩剎車”，防止經濟進一步失速以致于發生‘踩踏事故“。

　　圖1． 眾多學者對余永定教授的觀點發生分歧

　　二，6%的真實體感與中國經濟的三大“懸崖”

　　6%就真的那么重要嗎？數字當然是抽象的，但數據背后的人員就業和企業經營狀況卻是實實在在。6%的速度意味著什么呢，和7%有什么區別？只是統計局的數字游戲，還是中國經濟的真實寫照？是不是中國這個經濟體，如果不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就會引發大批企業破產和工人失業？那么所謂的從高速度轉為高質量，是不是必須付出一定的代價？速度和質量必須是替代的嗎，沒有了速度，質量能不能保障？

　　從最近一段時間的調研和觀察來看，“6%”的確在現實的微觀層面演繹，身邊的企業家朋友普遍認為很嚴峻，有的在裁員，有的在撤項目。就業形勢非常嚴峻，再加上CPI陡然上升，生活成本大幅提高，實際工資水平在下降，6%的真實“體感溫度”的確很低。

　　圖2． 領取失業保險的人數創三年新高

　　從我們的研究來看，當前的宏觀風險主要面臨著三大“懸崖”，第一個就是速度懸崖，也就是并不是6%這個數字本身的水平大小，而是速度下降的太快。就像從6樓到1樓，用梯子一層層的下，一層層的消化和平滑下樓的風險，還是直接從樓上跳下來，這里面有個本質的區別，所謂的“減速治理”。所以短期刺激派主張加大財政和貨幣擴張政策劑量的理由，就是為了防范速度下降太快造成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

　　圖3． 經濟增長速度陡然下降

　　第二個是財政懸崖，赤字擴張的太快，可能會造成不好的影響。最近幾年，中國經濟的財政依賴特別強，政府的錢袋子一旦大幅縮水，就會影響政策能力甚至是國家治理能力。尤其是過去用財政贖買穩定的做法可能會大打折扣。如果政府因為赤字導致兜底能力減弱，對國內外投資者和企業家的信心沖擊會比較大。從下面的兩張圖顯示，2019年的財政赤字呈現自由落體的態勢，而且地方政府的土地轉讓金支出開始大于收入，也就是長期依賴的土地財政都不賺錢了，這對地方政府的財政是極其嚴峻的考驗。

　　圖4． 財政赤字呈現自由落體狀

　　圖5． 第一季度地方政府賣地虧了5000億元

　　第三個懸崖，過去可能覺得是長期變量，或者慢變量，現在也成為一個短期風險的來源，那就是“人口懸崖”。我們看到新出生人口的數量從2018年開始出現驚人的斷崖式下跌，2019年的新出生人口竟然只有1100萬。這個現象一方面會對經濟造成巨大的沖擊，另一方面更多的是對當前經濟下滑到6%的一個反應。

　　圖6． 第一季度地方政府賣地虧了5000億元

　　三，讓子彈飛一會，等待邊際上的改善轉換為趨勢性力量？

　　從上面的分析來看，形勢的確很嚴峻，而且呈現出斷崖式下跌和速度失控的態勢。那么是不是就應該不計成本的重新加大貨幣和財政刺激，包括繼續用房地產等手段來拉動經濟而不惜犧牲結構呢？

　　我認為也未必。事情要分兩面來看，風險和問題總是實實在在看得見摸得著的，但經濟內生的韌性卻是在潛移默化的發生作用，這是所謂的“結構性力量”。另外，如果經濟下行的太快，經濟自己會產生一部分反抗力量，也就是所謂的“周期性力量”。而且，巨大的財政懸崖的背后，是減稅和基建投資等大幅擴張，這些投入不可能不激起一點水花，仍然會贖回一定的“經濟增速”。

　　事實上，現在很多指標也在邊際上悄悄的發生變化。比如說作為投資先行指標的挖掘機產量和銷量在大幅反彈，戰略新興產業PMI指數表現不錯，消費者信心依然維持在高位，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完成額止跌回升，尤其是，作為景氣先行指標的制造業PMI在11月份改善明顯，重新回到榮枯線以上；城鎮新增就業人口自5月份以來雖然仍然是負增長，但降幅已經大幅收窄。這些跡象都表明，經濟可能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差，而且有筑底的跡象。

　　圖7． 挖掘機銷量明顯回升

　　圖8． 新興戰略產業PMI回升明顯

　　圖9． 消費者信心依然維持高位

　　圖10． 投資實際完成額開始回升

　　圖11． 11月制造業PMI重新回到榮枯線以上

　　圖12． 新增就業人口從5月份開始已經改善

　　所以我的觀點是，先不要著急用猛藥，畢竟現在財政手中沒多少錢，貨幣政策在通脹的壓力下也越來越有限，政策資源已經變得非常昂貴，所以錢更應該用在刀刃上。我的建議是，在當前經濟已經出現稍微緩和的情況下，還是讓子彈再飛一會，保持現在的政策力度先不變，看看這些改善的跡象能不能成為筑底的力量，或者至少可以降低經濟下滑的速度，也就是為經濟著陸搭建一個梯子或者緩沖墊。最重要的是，要改變政府單打獨斗的境地，改善企業家和投資者的預期和信心，通過市場調動起民營企業的力量以建立抗通縮統一戰線。這也是對中國經濟韌性的一次有耐心的檢驗。

　　四，北宋改革的經驗與教訓：從歷史中尋找啟示

　　中國歷史上當經濟和財政出現問題的時候，也會遇到類似今天的分歧。比如北宋宋仁宗后期，軍事花費較大，財政出現虧空，經濟也沒有起色，國家面臨較大的困境，所謂的“三冗危機”。

　　這個時候出現了兩種聲音的改革派。一個稱為溫和改革派（類似現在的供給側改革派），代表人為范仲淹和富弼，主張精兵簡政和減少政府干預，減少稅收和其他攫取，讓利于民等等，所謂的“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條建議，主要是整頓吏治。這個方案一度給社會帶來了希望，引起了各方面的歡迎。但是在實施過程中，一是執行走形，很多基層官員利用改革的機會亂作為，造成了不好的后果然后怪罪于改革派；二是改革觸動了很多官員的利益，引發了官僚階層的反抗。最終的結果可想而知，當然也才有了流芳千古的《岳陽樓記》。

　　另一個稱為強硬改革派，主張強化政府權力和國有力量，通過政府強勢介入經濟來賺錢的方式解決商人壟斷和財政虧空問題，該派的代表是宋神宗時期的王安石。王安石改革的核心是國有化經營，比如均輸法，就是政府自己經營運輸業；青苗法，就是政府自己經營信貸業；市易法，就是政府自己經營商業等。而募役法，方田均稅法等，不過是重新核算人口和土地來提高征稅。改革的結果，短期內的確大幅改善了財政，但是對社會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損害，出現了大批因青苗法強迫貸款后還不起債和募役法交不起稅而流離失所的流民。按照學者郭建龍（見其著作《汴京之圍》）的觀點，王安石改革的負面影響倒不是改革本身，而是為了強推改革將一些道德低下和沒有能力的年輕官僚送上了權力層，為后面的黨爭和亂局埋下了伏筆。

　　歷史很復雜，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真相還需要進一步挖掘。但是，設想一下，如果范仲淹的溫和改革能夠推行下去，宋朝接下來會是什么樣的氣象。拿當前來看，溫和的供給側改革已經是共識，減稅的效果似乎在顯現，但是執行的力度和精準度（比如有些稅越減越多）還需要加強，尤其是在政府自身的供給側改革層面，最近幾年因為債務擴張形成的財政幻覺，增加了很多冗余部門和人員，進行了很多無效投資，如果在這方面精兵簡政下點功夫，會不會又可以置換部分政策空間？

　　在經濟增速抵達6%的關口，是保持定力堅持溫和改革，還是下猛藥實施貨幣和財政刺激，或許各有各的道理。但是，歷史的教訓實實在在的擺在那，政府的力量總是有限，市場可以有效調動最基層的力量。如何讓在宋朝失敗的范仲淹，在今天能夠按照供給側改革的邏輯順利推行，這可能是比保6%還是保5%更加嚴肅而迫切的課題。

　　(本文作者介紹：西澤資本（香港）首席經濟學家，濟南大學商學院教授，西澤金融研究院院長，曾擔任青島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平安銀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