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韓會師　　　

　　在自由市場和政府之間進行二選一的選邊站隊可能意義極為有限。

　　最近聽幾個年輕朋友聊天，談到一個老問題：政府的積極作為是否會危害市場運行。

　　一部分堅定的自由市場支持者認為，政府應盡可能地小一些，少對市場運行指手畫腳，認為這樣才有助于市場效率，也更公平。

　　另一部分人認為政府的積極作為很重要，穩定的社會環境、市場秩序都離不開政府，政府在某些方面的投入，比如市場基礎設施建設，還可以大為降低市場交易的成本。

　　筆者以為，在自由市場和政府之間進行二選一的選邊站隊可能意義極為有限。

　　一個明擺著的事實是，離開政府對市場秩序的維持，任何一個國家恐怕都不會有穩定運行的市場，當然也就談不上自由。但同時，全世界政府亂干預致使市場大亂的案例也數不勝數。所以，這就不是一個簡單的選擇題。而且，與大眾認知不太一致，卻客觀存在的一個事實是：最支持自由市場的企業或者財團們經常主動要求政府干預市場。

　　------市場變大往往伴隨著政府擴張------

　　自由的前提是大家都守規則。所謂的自由市場不是一個你想買什么就買什么，想賣什么就賣什么的市場，而是一個大家遵循共同規則的市場，在規則范圍內，你的權利會受到其他人的尊重。

　　任何市場都離不開政府來制定、執行、修改規則。無論是市場的準入還是退出，稅收還是監管，勞工權益還是環境保護，所有這些與市場運行相關的方面都需要政府來制定規則。制定之后，還必須得到有力的執行，否則也是廢紙一張。

　　隨著市場交易的多樣化、復雜化，政府在規則制定和執行上所花費的精力也趨向于不斷增大。例如，在衍生金融工具出現之前，只需要對現貨市場交易進行規范，但有了期權、期貨、遠期這些新的金融產品，并且市場交易主體又在這些衍生品的基礎上構造更為復雜的復合型衍生金融工具之后，政府不得不對它們的交易出臺新的規則，并且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財力來對市場主體進行監督。但即使如此，仍然難以避免2007年次貸危機這種攪動世界的大災難。

　　所以，在實踐中市場的擴大幾乎一定意味著政府的擴大。在這個意義上講，根本不存在大政府與小政府之爭，只要市場大了，政府就不太可能變小。

　　以美國為例，雖然主流輿論一直將美國看作一個政府對市場影響較小的國家，美國也一直自認為是自由市場的旗手，但美國政府的規模幾乎一直在變大。此處筆者就不例舉美國政府增加的各類機構和職能了，僅從雇員人數上就能看出這一點。最近30年，美國政府部門的就業人數增長了大約27%，最近50年美國政府部門就業人數增長了大約85%。每一波經濟繁榮期幾乎都伴隨著政府部門的擴張。

　　------自由市場的游戲規則未必公平中立------

　　一個積極作為的政府對于市場的發展和擴大是必不可少的。但反過來，政府作為市場規則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其規則制定的公平性、合理性和執行力也必然直接影響市場運行的效率和市場主體感受到的“自由度”。

　　一提到規則，我們往往本能地就會認為它應該是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簡稱普適性），而且應該是中立的。就像足球游戲中的裁判規則，全世界足球聯賽都基本執行的是同一套規則，而且參賽雙方是在沒有任何異議的情況下接受這一規則的約束。但在實際的市場運行中，游戲規則可沒這么簡單。

　　簡而言之，市場運行的規則既沒有普適性，對交易雙方也不是中性的，而且還在不斷變化。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市場規則的制定必然受到所處時代思想觀念的深刻影響。同時，誰掌握著市場規則的制定權，或是對擁有制定權的人群具有更大的影響力，誰就有可能使最終被付諸實施的規則更有利于自己。自然而然地，不同市場主體在各種所謂的“自由市場”中感受到的自由度也是大相徑庭的。

　　舉例而言，次貸危機爆發之前，美國對金融資產的計量遵循公允價值計量原則（所謂的公允價值，就是市場參與者在計量日的有序交易中，假設將一項資產出售可收到或將一項負債轉讓應支付的價格）。次貸危機爆發后，由于金融資產價格暴跌，特別是很多金融機構持有的與次級抵押貸款相關的資產暴跌，如MBS、CDO等，導致大量金融機構面臨資不抵債的困境。

　　以花旗、美林、瑞銀、AIG等為代表的金融機構，要求停止公允價值計量原則的應用。順理成章地，2018年，60名美國國會議員聯名寫信給美國證監會（SEC），要求暫停使用公允價值計量原則。參眾兩院也在危機救援法案中，允許SEC暫停使用公允價值計量原則。面對巨大的政治和金融業的壓力，SEC在2008年9月30日宣布，企業在為資產確定其公允價值時，如果該類資產缺乏活躍的公開市場交易，則可以通過內部定價，包括合理的主觀判斷來確定其公允價值。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廢止了公允價值計量原則的使用。

　　當然，并非所有人都認為美國國會和SEC的做法是公正的。不少美國會計界專家就嚴厲批評金融機構對公允價值計量原則雙向和功利的態度：在金融資產價值上升時，金融機構樂見按公允價值計量帶來的資產增值收益；在金融資產價值下跌時，就大肆抱怨公允價值計量原則。批評者當中也包括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的主席羅伯特·赫茲。

　　很明顯，危機爆發后，對公允價值計量原則的限制對于經營管理不善的金融機構是有利的，但是這令金融資產的真實價值更加不透明，對于市場投資者極為不利。

　　公允價值計量原則被變相廢止的另一個直接影響是，那些在次貸危機爆發前小心做生意，沒有被危機波及，本想借助出風險的金融機構市值大跌的機會將其收購的投資者，面對SEC的新規則，只能徒喚奈何了。對于這些收購者來說，規則的改變無疑是不公平的。

　　再往深處想一想，正是金融機構大力推動的信息透明度極差的資產證券化放大了房地產泡沫和金融資產泡沫，并最終導致了禍及全球的次貸危機，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又支持問題金融機構通過進一步地降低市場信息透明度來對其進行保護，這是不是很魔幻。    

　　美國的金融機構，特別是大型金融財團，一直是自由市場的“旗手”，減少政府對金融市場的干預一直是眾多大型金融機構的重要訴求，但上述案例生動地告訴我們，其實很多金融機構并不反對政府干預市場，他們反對的只是不利于自己的政府干預。

　　 ------總結------

　　沒有純粹的自由市場，純粹的自由要到原始森林里去尋找，那里只有弱肉強食，談不上交易秩序，自然也就談不上市場，與自由市場更是不搭界。

　　沒有政府制定規則，就沒有市場，市場越大，交易越復雜，政府作為規則制定者和執行者其重要性自然就會上升，所以我們很難只要一個不斷擴大的自由大市場而排斥一個不斷變大的政府。

　　“自由市場”所遵循的市場規則并不具有普適性，也不具有必然的中立性。“自由市場”中的市場主體不是被動接受政府擺布的小綿羊，而是具有強烈的參與市場規則制定的主觀動機。市場主體的實力越強，對市場規則制定的影響力越大，政府制定規則時有效平衡強勢利益集團和中小市場主體的難度越大，市場規則的公正性也就越值得懷疑，即使號稱最自由的市場也難以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

　　糾結于政府的“大”或者“小”意義有限，更有意義的是如何界定與市場規模相匹配的政府規模。雙手贊成“自由市場”也是盲目的，明智的是盡力避免強勢市場主體借“自由”之名損人利己。

　　(本文作者介紹：建信金融資產投資有限公司研究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