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沈建光

　　全球經濟學發展應該具有中國聲音，設立中國經濟學最高獎以鼓勵學者對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非常關鍵。

　　自1969年設立以來，諾貝爾經濟學獎每年都吸引著來自世界的關注目光，讓全球頂尖經濟學家趨之若鶩。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近日揭曉，來自MIT經濟系的兩位教授Abhijit Banerjee和Esther Duflo，以及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Michael Kremer共同獲得這一經濟學領域的最高獎項。

　　對于本次諾貝爾獎的三位得主，筆者并不陌生。2003年，筆者曾在MIT經濟系做博士后研究期間，修讀過這三位獲獎者共同講授的發展經濟學課程，并多次與三位教授進行交流，有著多面之緣。

　　這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履歷著實光芒四射。特別是三位獲獎者中，Esther Duflo是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至今最年輕的獲得者，年僅47歲的她，在博士畢業后便憑借出色的學術潛力加入MIT經濟系工作，打破了美國學術圈內本校博士無法畢業留校工作的慣例。更讓人無數尋求教職的年輕人艷羨的是，Esther Duflo僅在留校三年后，便憑極其出色的學術成果拿到MIT經濟系的終身教職，大大少于通常所需的獲得終身教職考核的6-7年左右的時間。如今的Esther Duflo教授早已活躍于經濟學研究的最前沿，作為經濟學頂級期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主編，她的意見影響著無數學者的學術生涯與命運。

　　此次諾貝爾經濟學獎重在獎勵三位經濟學家“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性做法”對于發展經濟學的貢獻。諾貝爾獎官方表示，“2019年經濟科學獎獲得者進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們應對全球貧困的能力，例如，把減貧問題拆分為教育質量改善和醫療保健如何開展等更為細致入微的問題”。而三位獲獎者基于新的自然實驗方法，進行的大量微觀實證研究，改變了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如今已成為經濟學研究中一個蓬勃發展的領域。

　　當然，盡管此次諾獎得主的學術背景無可挑剔，且三位也均在學術界享受著至高聲譽，引領著學術研究的前沿方向，但對于本次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授予，筆者還是頗有遺憾的，原因在于：

　　首先，發展經濟學應多多鼓勵重要宏觀話題、重大實踐的深入研究，有時通過常識便可以辨別的結論，不應代表發展經濟學的主流方向，獲得經濟學最高榮譽。毫無疑問，貧困問題是發展經濟學的重大問題，田野實驗提倡通過大量的微觀數據與精心設計自然實驗進行問題研究，雖然研究方法具有創新價值，研究者也需要長期在艱苦的環境下作業，十分不易，但由于其關注點過于細微，往往依靠常識判斷便可得到大致結論，如是否應該通過發放蚊帳解決瘧疾問題，為貧困兒童發放驅蟲藥物是否會幫助孩子提高上課出勤率問題等，其現實意義和政策影響都非常有限。

　　其次，田野實驗力求方法論上的創新，但研究結果并不能獲得廣泛應用，也是這類研究的弊端。筆者贊同于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和公共政策教授Angus Deaton對隨機對照實驗的質疑，在他看來，大量隨機對照實驗研究著迷于描繪貧困的細節，缺乏對其內在機制的探索，所有的洞察都是膚淺的。而且受制于方法論本身的限制，隨機對照實驗僅能應用于單一場景和嚴苛的假設條件，關于A國甲村的試驗結論，并不能運用在B國的乙村，政策意義大大受限。

　　再有，缺席對中國、韓國乃至亞洲其他取得經濟增長奇跡國家的發展經濟學研究具有天然缺陷。特別是中國，作為是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對全世界脫貧工作貢獻最大的國家，過去70年，中國的減貧人數達到7億人，占全球減貧人口總數的70%以上。精準脫貧作為三大攻堅戰之一，中國政策層要求在2020年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因此，中國政策實踐是全世界消除貧困的絕佳案例。

　　除此以外，中國政策制定者從未通過自然實驗來解決貧困問題，但在實踐的道路上，卻根據中國自身的資源稟賦特點，通過漸進式的政策措施，一步步進行著改革開放的“實驗”，即先由設立經濟特區開始，慢慢積累發展市場經濟的經驗，并根據全球經濟環境的變化適時調整，通過結構性改革實現了脫貧與經濟發展目標。如此絕佳的發展經濟學案例，卻不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研究方向，是有缺陷的，也很難令人信服。

　　最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授予不僅是對經濟學家學術研究水平的認可，更對于未來發展經濟學研究領域、研究方法、研究資源投入具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例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大多控制著主流經濟學雜志，這使得頂尖雜志在文章篩選過程中，一旦不應用田野方法進行發展經濟學研究的文章便很難被選中，限制了更多研究的可能性。筆者擔心，將追求微觀細分問題的實驗方法作為研究的主流，其實是將發展經濟學研究帶入歧途。

　　實際上，對于當前諾貝爾獎的上述反思，早在筆在2003年MIT學習上述三位諾獎得主的發展經濟學課程時便有所思考。還記得與諾獎得主討論中國發展與貧困問題時，教授們對此話題漠不關心，反而對“印尼天氣變化對當地儲蓄率影響”問題更加興奮；而當時MIT的年輕學者也把能否尋找到獨特的數據作為檢驗研究好壞的最高標準，為了獲得“別具一格”的數據，到艱苦的環境下去進行隨機試驗廣為提倡。這些現象給當時筆者造成了極大的困惑，甚至這種困惑也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筆者日后的研究工作與職業生涯的選擇。

　　綜上，筆者認為，中國是發展經濟學脫貧最好的研究案例，總結中國在消除貧困和經濟發展方面的內在規律和成功經驗理應是發展經濟學重要研究方向，而今年三位獲獎者的研究缺乏針對中國問題的分析，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一個遺憾。這也難怪當前各界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授予已經提出不少批評意見，甚至是取消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建議。

　　筆者贊同國務院參事夏斌曾提到的觀點：全球經濟學發展應該具有中國聲音，設立中國經濟學最高獎以鼓勵學者對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非常關鍵。而在今年9月下旬，筆者參加第十屆新莫干山會議，會上感悟頗深。與會中國青年學者已就如下內容達成共識，即發揚家國情懷、問題導向和實事求是的莫干山精神，做助力于中國經濟改革與政策實踐的研究，總結中國脫貧的寶貴經驗，為世界經濟學發展做出貢獻。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現任京東數科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