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李迅雷

　　2019年全球掀起了降息潮，隨著美國經濟也進入降息周期，迄今共有30多個國家先后降息。降息顯然是因為經濟出現下行壓力，IMF也將2019年全球經濟增速預測從年初的3.5%，調降至3.2%。

　　與此同時，全球貿易沖突也有加劇跡象。此外，地區間的各種糾紛不斷，如英國脫歐、印巴沖突等。我認為，降息和經濟下行只是表象，背后有更深層次的原因，未來全球經濟增速還會進一步下降，而且經濟與社會震蕩會加劇。

　　全球經濟接力賽缺乏接棒者

　　二戰之后，美國成為全球經濟的領跑者，但全球的產業轉移逐步從美歐轉向東亞，如日本與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使得美國和歐洲在全球的經濟份額不斷被侵蝕，日本也因此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也成為引領全球經濟增長的接棒者。

　　二戰結束之后，日本從1946-1973年，平均GDP增速達到9.4%，90年代初，在日元大幅升值的背景下，日本GDP規模大幅上升，到1995年，人口數量不足美國一半的日本，其GDP在全球占比達到17.4%，占美國的70%，這是迄今中國都尚未達到的全球份額水平。

　　90年代后期，隨著日本金融泡沫的破滅，日本經濟一蹶不振，被稱之為失去的十年，之后依然維持在極低的增速，所謂失去的20年。正是這20年，中國經濟迅猛崛起，GDP增速維持在10%左右的高增長。不過，在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之前，中國經濟的體量尚不夠大，美國經濟依然是全球的領跑者。

　　在美國發生次貸危機之后，全球發達經濟體紛紛出現了負增長，中國則在逆周期經濟政策的刺激下，經濟增速大幅回升，出口貿易方面，在2009年超越德國，成為全球出口第一大國；制造業方面，2010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

　　因此，我認為，中國成為全球經濟的接棒者，應該從2009年開始算起。至于能不能稱之為領跑者，則不能單純依據GDP的增量或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總量。因為從增量看，中國已經超過美國，即中國一年的增量相當于一個澳大利亞的GDP，美國只相當于一個墨西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中國也早已全球第一。

　　從今后5-6年看，美國經濟平均增速恐怕很難超過2.7%，而中國經濟平均增速至少會維持在5%以上，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總量與美國經濟總量之間的差距會不斷縮小，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的貢獻度不減。

　　但是，中國經濟從2010年至今，已經出現了長達九年的增速下行，盡管個別年份有回穩，但不改下行趨勢。這也顯著影響了全球經濟的走勢，畢竟全球經濟增量中，中國的貢獻超過30%。

　　那么，當歐美日經濟走弱，中國經濟增速也放緩的同時，又沒有其他經濟體在崛起呢？我們自然會想到印度，畢竟印度的人口數量將來一定會超過中國。印度GDP增速盡管連續五年全球第一，但其經濟體量依然不足中國的四分之一，而且增速最高也就7%左右，與中國差距不大。

　　今年以來，印度已經三次降息，上半年GDP增速只有5.4%，低于中國近一個百分點，說明其經濟并不具備持續高增長的能力。盡管莫迪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舉措來刺激經濟，但多屬于短期政策，而改革方面的舉措較少。

　　縱觀歷史，全球性的制造業轉移，從歐洲到美國，再從歐美到日本、亞洲四小龍，90年代以后，大規模轉移到中國。如今，雖然有部分產業已經從中國轉移到越南、印尼、印度等國，但總量并不大。并不是說沒有轉移的需求，而是缺乏承接力。中國是一個技術配套、市場容量、勞動力和基礎設施已經相當完備且成體系的經濟體，這是其他國家所難以取代的。

　　當然，21世紀全球的經濟重心肯定在亞洲，因為亞洲經濟具備后發優勢，人口規模也是全球最大的，中國作為接棒者，將繼續為全球經濟增長貢獻最大份額。但是，由于人口老齡化這一難以改變的現實，今后經濟增速繼續下行就難以避免。對全球經濟而言，來自中國的需求下降，對于自身存在諸多問題的經濟體更是雪上加霜。

　　此外，這輪經濟下行過程是在利率水平很低的情況下發生的，因此，降息的空間和作用都有限。也就是說，面對經濟下行，各國央行的可用手段會非常有限。

　　和平環境下的結構性問題固化——改革知易行難

　　人類的歷史，可以簡單概括為和平的歷史和戰爭的歷史。二戰結束后至今，我們總體都是處在和平階段，且已經持續70多年了。戰爭會帶來極大的破壞，但破壞之后又會重建，重建的過程也是一個對舊體制反思和改進的過程。但和平的持續，則往往使得舊體制得以持續，雖然也會有變革和改良，卻很難徹底。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蒂觀察資本/GDP的比例，發現從1700年以后的相當長時間內，英國、法國、德國的資本規模大約是GDP的6-7倍，直到世界大戰爆發之后，該比例才開始下降，最低到2-3倍。但戰爭結束之后，該比例又開始上升。到2010年，英國、法國的資本/GDP大約是5-6倍，德國為4倍左右。

　　從歷史數據看，資本的收益率總是大于經濟增長率，而工薪階層收入增長率基本與經濟增長率一致，這樣一來，貧富差距就擴大了，并導致階層固化。所以，他的主張是向資本課稅以縮小貧富差距。

　　問題在于，對資本的課稅會改變固有的利益格局，帶來抵觸或資本外逃，反過來又會影響經濟的穩定，這就是改革的兩難之處。于是，在次貸危機之后，美國還發生了占領華爾街事件，就是因為美國傳統產業的工薪階層認為，華爾街通過玩資本游戲，獲取了太多收入，而美國傳統行業的工薪收入幾乎沒有什么增長。

　　實際上，資本收益率高于薪酬增長率問題，不僅導致了國內的收入不均，也導致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收入分配不均，因為發達國家靠輸出資本來獲得投資回報，而發展中國家通過提供勞動力來獲得薪酬收入，兩者之間同樣存在差異，存在資本“掠奪”現象。

　　針對各國內部及各國之間存在的問題，無論是IMF或世界銀行對新興經濟體的改革建議，還是各國自身提出的改革思路，都不乏好主張，但問題在于，目標與現實之間存在較大差距，也就是改革或者結構調整的口號叫年年喊，但似乎沒有太多的進展。曾經被寄予厚望的金磚國家，除了中國依然表現突出外，其他國家似乎乏善可陳。

　　最典型的如南美洲國家，雖然自然資源非常豐富，前期發展也比較快，但似乎均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基尼系數達到0.5左右這一危險區域。

　　在財富和收入分化及固化的背景下，實際上還面臨一個全球性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因為我們正處長期的和平環境下，而且過去70多年的科技醫療發展水平比歷史上任何一個和平階段要高出很多倍，由此導致了人口大幅增長和人均壽命的大幅延長。為此，對于那些人口高度老齡化國家而言，不僅要承受由于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減少而導致的經濟增速下行，而且要增加政府支出來提高養老等保障費用，從而增加了債務負擔。

　　因此，歷史需要辯證地去看，和平值得珍惜，但也并非全是美好。在和平的環境下，人類逐利的游戲在制度的保障下一直可以玩下去，最終結果一定是少數人擁有了絕對多數的財富，少數國家獲得了絕對多數的利益。和平的環境下，無論是游戲規則還是利益格局，都很難推倒重來，因為改革需要付出很大成本。隨著時間的推移，舊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新的矛盾又在堆積，于是就發生了沖突，隨著沖突不斷升級，往往就會爆發戰爭，無論是局部的還是整體的。

　　因此，戰爭與和平總是互為因果，盡管大部分人或者組織都崇尚和平，但同時又不肯舍棄利益，于是為戰爭埋下了種子。那么，這是否意味著我們接下來可能會有一場戰爭呢？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 （Ray Dalio）近日撰文指出，當前有三個方面與1935-1945年間相似：債務周期，內部矛盾與外部秩序。長債與短債周期均臨近終點，央行刺激的空間有限；貧富差距巨大、政治極化程度高，帶來各種內部沖突；外部也在面臨世界秩序重塑的壓力。

　　他說的相似時間，恰好包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始時間（1939年9月1日-1945年9月2日）。不過，我覺得不會有戰爭，因為我非常認同《人類簡史》作者尤瓦爾·赫拉利的觀點：各國的軍備競賽，核武器的擁有國越來越多，讓發動戰爭的成本大幅上升，因此反而阻止了戰爭的爆發。

　　利益格局被打破——動蕩不可避免

　　如前所述，長期的和平環境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利益階層固化。1925年，美國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發表了以20世紀20年代的紐約為背景的中篇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講述了一個底層人士奮斗而最終夢滅的故事。后來，加拿大經濟學家克拉克據此畫出一條“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它說明了這樣一種社會經濟現象：高度不平等的國家具有較低的代際流動性——社會越不平等，個人的經濟地位就越由其父母的地位決定，子女處于父輩的經濟階層的可能性就越高。

　　就美國而言，統計顯示，美國最富裕的1%人群所占有的社會財富持續增加，2016年占有美國38.6%的財富，而占總人口90%的大眾所擁有的財富和收入水平在過去25年里總體呈下降趨勢。

　　在這樣一種貧富差距過大的事實下，特朗普把原因怪罪于貿易不平衡，認為這導致了美國工人的失業，并因此對美導致貿易逆差的主要國家提出貿易平衡的要求。特朗普當選總統，很大程度上也是靠中低層的白人，實際上也反映了民粹主義思潮的抬頭。

　　中美貿易實際上更多屬于互補型的，美國出現的逆差，緣于中國具有全球最多的相對低成本勞動力，而美國則擁有全球面積最大的耕地和現代化農業，于是，中國出口跨國公司在中國生產的加工品和美國出口低成本的農產品都是比較優勢下的合理選擇。美元作為國際主要流通和結算貨幣，注定了美國貿易逆差難以消除，即所謂的特里芬難題，美方不能撇開資源稟賦的特點來要求貿易平衡。

　　特朗普可能難以接受的一個事實是，中國在引進外資的長期過程中，逐漸建成了產業體系相對完善的世界工廠，而不僅僅是“世界加工廠”，使得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需要改寫——發展中國家出口資源類產品與發達國家出口工業品的模式。

　　因此，當傳統的外部利益格局被打破之后，挑起貿易戰也是一種策略，當年廣場協議也是在利益格局被打破的背景下達成的。但貿易平衡只是一種借口，只要能給對方經濟予以有效打擊，何患沒有其他招數呢？

　　而且，當國內利益矛盾難以解決，或者改革無法推進（如前所述）背景下，把內部矛盾外部化肯定是一個最好的借口，類似的案例在歷史上屢見不鮮，也是霸權國家的通常做法。但問題在于，即便在外部沖突中占了便宜，最終還是無法解決國內貧富差距過大的矛盾。

　　因此，全球長期和平環境對各國內部所造成的問題，會伴隨著和平的久遠而越發尖銳，最終一定會導致經濟社會的動蕩加劇。

　　即便像委內瑞拉資源那么富裕的國家，一樣會陷入“饑餓”，即便當年大家都認為聯盟是一種更經濟、更能增強實力的模式，英國脫歐正在進行中，相信這僅僅是歐盟分裂的開始。正所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的時候，往往是日子都好過的時候，一旦日子難過了，分的想法就多了。

　　當今時代，全球經濟增速下行，貿易沖突、逆全球化、退群甚至推翻原有協議等事件還會繼續發生，導致動蕩加劇。從投資的角度看，風險偏好下降，避險性需求還會繼續上升。

　　(本文作者介紹：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