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陳功

　　對于華為來說，最大的問題在于，華為根本不是企業，也可能永遠成不了企業，依舊未脫草莽之氣。

華為和三星蘋果比差在哪里

　　一場與芯片有關的國際貿易制裁事件，讓中興這家企業原形畢露，也讓華為占到了前沿陣地。一時間，國內輿論“華為要爭口氣”，華為要“滅掉”三星和蘋果的呼聲高漲。

　　2015年，蘋果手中持有現金1780億美元，相當于中國GDP的2%，而華為的市值約為1000億美元。也就是說當年蘋果在2016年幾乎可以僅僅憑現金就可買下接近兩個華為。華為要想超越蘋果公司，除非蘋果公司連續多年對手里的資產進行錯誤投資，而且蘋果iPhone產品線多年出現巨大策略失誤導致iPhone產品線巨虧。而且在下一場技術更迭的時候，蘋果毫無準備，而華為一舉稱霸新的技術市場（比如VR，AR）。此外，華為還要確保連續多年投資，研發資金的使用正確，華為并且將思科、愛立信的市場份額擠壓到反壟斷臨界值附近。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我們不能算自己的時候都用乘法，算別人的時候都用加法，這不科學。

　　再來看看三星與華為的對比。華為通過電信設備業務來支撐手機等業務的發展，三星同樣如此，然而在體量方面三星卻是華為的數倍。以三星集團其中之一的三星電子來說，2017年該公司的營收為2240億美元（約14000億人民幣），凈利潤501億美元（3100億人民幣）；華為營收為6036億元人民幣，凈利潤475億元人民幣（各種渠道的統計有出入但大致如此）。

　　華為以運營商領域從無到有的成功經驗，實現了從追趕者到超越者的角色變化，這就是了不起的成就，但說過了，也意思不大了。中國市場是現在最活躍的市場，體量巨大，但這個市場并非是沒有飽和的一天。華為與蘋果比，除了價格，別無優勢；華為與三星比，兩者都是垂直整合模式，但三星的整合力更強，甚至是成系列的，而且核心部件都握在手里。所以說，華為“滅掉”蘋果和三星，唯一能靠的就是“萬一”。

　　從現實的市場來看，其實更值得注意的是三星的表現。2016年的三星note 7爆炸事件跌落神壇許久的三星，2017年以7820萬臺的銷量重新回到了全球市場份額第一的位置，對比三星全體高管當時鞠躬謝罪的狀況，實在令人感慨萬千。

　　說起三星，在許多人的眼中首先會想到的是智能手機、家電等消費類產品，很容易被人忽略的是，相比于以消費類產品構成的CE、IM事業群，三星研發半導體、量產芯片產品的DS事業預計在2018年一季度營業利潤將達到11萬億韓元，占據三星該季度全部利潤的七成。

　　2017年，三星終結了英特爾25年的霸主地位，成為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公司。半導體產業以高附加值著稱，產品種類繁多，主要分為集成電路、分立器件、光電子器件和微型傳感器等。其中，集成電路（IC）是半導體產業的核心。

　　根據著名分析公司Gartner的數據，2017年全球半導體行業收入為4197億美元，比2016年增長22%，三星電子以14.6%的市場份額超過英特爾的13.8%，三星成為了全球半導體芯片的霸主。與之對比，中國企業背靠一棵大樹好乘涼，好像風風火火，但中興事件敲響了警鐘，人家在進步，我們卻停步不前，這不僅僅是真實的市場，更是市場的真實。

　　三星的起點只是一家小商會（小公司），最早做貿易，販賣干魚、蔬菜、水果。60年代涉足制糖、織布、化肥等領域。1969年成立了三星電子，開始生產黑白電視，與中國企業的起步時間差不多，但走的路卻大為不同。

　　三星努力通過各種渠道獲得外國技術，同時在內部全力而成功的消化吸收關鍵技術，并根據國民的特點進行技術改良。六、七十年代，半導體技術革命引領全球電子產業飛速發展。三星進入半導體產業，這是當年的集團董事長李秉喆小兒子李健熙的建議，但當時集團高管都反對，李秉喆也很猶豫。曾在美國留學的李健熙認為，韓國資源匱乏，未來將是一個信息科技世界，應該發展附加值高的尖端產業。

　　為了獲得成功，李健熙先后50多次前往硅谷，引進技術和人才，傾注巨大的努力和投資。1983年，歷經多年努力，三星的首個芯片工廠在京畿道器興地區落成，并在投產后很快便開始量產64位芯片。很快，三星開發了256位芯片、486位芯片，并正式進入全球芯片市場的競爭中。僅僅時隔10年，三星的量產芯片市場份額直逼日本。

　　如今從全球來看，三星電子在全球量產芯片市場的市場占有率已超過50%，并在銷售額及營業利潤兩個指標上雙雙超過美國英特爾等競爭對手，高居芯片產業的龍頭位置。

　　華為的問題在哪里呢？技術的問題不談了，ASML公司有種設備叫光刻機，EUV單臺售價就超過一億美元，與渦扇發動機并稱工業制造皇冠上的明珠，而三星就是ASML的股東之一，每年投資數億美元供其研究。搞半導體芯片的臺積電和英特爾也是股東，CPU行業的特點是設計門檻低，制造門檻高，中國最沉重的產業經驗就是，玩票式的搞產業終究還是不行的。

　　對于華為來說，最大的問題在于，華為根本不是企業，也可能永遠成不了企業，依舊未脫草莽之氣。企業是一種社會組織，企業大了，成功了，最大的標志就是正面的社會影響，正面的社會定義，承擔社會道德責任和義務，不是僅僅賺錢、做生意這么簡單。還有一點就是，華為始終不是世界市場的主流，受到瓦森納協議的約束。這個協議有33個國家簽署，主要就是管制敏感性高科技產品和技術輸往朝鮮和伊拉克等國家，中國有機會參與但實際沒有參與，最后沒有成為締約國，但卻受到瓦森納協議的審核限制。 

　　在這些方面，我們自作聰明的政策還有不少，也正是因為如此才要面對改革的挑戰。華為今后的道路還長，現在對華為而言，根本不是“做多大”的問題，而是面對風險，能否有效應對未來風險的問題。

　　(本文作者介紹：安邦咨詢創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員、博士后導師、著名智庫學者、信息分析權威專家。他是“新絲綢之路”的最早研究者，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提倡者，他同時也是中國陸權理論的最早研究者。研究方向主要是基于信息分析的地緣政治戰略和城市發展戰略。陳功先生長期擔任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理事，多所中國大學的教授及博士后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