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唐建偉

　　高質量的增長就意味著中國將進入全面創新時代、綠色發展時代。高質量的增長也意味著我國經濟增長將不再依賴要素的投入和杠桿率的上升。

主要矛盾轉變意味著什么？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主要矛盾轉化這一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既是對我國近40年來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成就和變革的深刻總結，更是對未來中國發展方向、發展目標的精準定位。同時也蘊含了深刻的經濟含義：主要矛盾轉化可能意味著中國將在經濟發展模式、經濟增長、經濟體制、收入分配、宏觀調控、資產配置等方面發生重大轉變。

　　一、經濟發展模式：從粗放向集約轉變

　　改革開放之初，由于長期實施計劃經濟導致的短缺問題嚴重，為了解決落后的生產這一主要矛盾，經濟發展的第一要務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所以經濟決策者的工作重心也放在盡快做大經濟總量，提升經濟規模上。經過近四十年的發展，我國經濟規模上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GDP總量比排名第二的日本還大了兩倍多，在全球經濟中的占比達到15%左右。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但在這個過程中仍存在發展模式過于粗放，經濟質量和效益不高，發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問題突出等問題，導致中國經濟目前仍然只能說是“大而不強”，未來經濟發展仍有較長的路要走。

　　正是因為正視到這些問題的存在，中央一段時期以來一直提倡經濟要從粗放型發展向集約型方式轉型。但粗放型經濟的發展方式向集約型發展方式的推進成效并不顯著，原因主要是各級地方政府仍然沒能轉變發展觀念，仍在堅持GDP增速競賽。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發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要貫徹新發展理念，形成質量第一、效益優先的現代化經濟體系。這就意味著未來發展方式必須要擺脫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朝著集約型方向發展。

　　十九大報告中通篇沒有再提GDP總量目標及翻番之類的要求，而提了大量質量、效益、結構以及活力等字眼，表明了明確的戰略導向。十九大報告還強調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益變革、動力變革，全要素生產率達到先進水平，要形成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動力的經濟體制。這些變革都將有力地推動發展方式實現轉變。

　　二、經濟增長：從高增速向高質量轉變

　　1980-2016年的36年中，我國經濟年均實際增長率9.7%，而同期全球經濟增速平均只有3.5%。應該說中國經濟創造了戰后世界經濟的奇跡：是二戰后全球經濟體中平均增速最高、持續高增長時間最長的經濟體。而經過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長之后，中國經濟要想繼續保持高增長難度越來越大：一是資源和環境的約束使得再依賴原來通過要素投入拉動經濟高增長的模式難以為繼；二是要素投入需要大量資本和資金的投入配合，這會導致經濟杠桿率偏高，容易帶來債務和金融風險。

　　因此中央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報告中對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及兩步走戰略安排都沒有再提GDP翻番的目標，這主要考慮的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變化，現在產能不足及總量問題已經不再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突出問題，最突出的問題是發展的質量還不夠高，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結構性問題突出。而結構性問題不能依賴總量發展來解決，必須通過質量、效率、動力“三個變革”來著力解決。

　　所謂高質量的增長，是指以科技創新驅動代替要素驅動，形成以創新為引領發展第一動力的創新型國家；堅持綠色發展理念，實現經濟增長與污染排放“脫鉤”，建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綠色經濟增長模式。

　　高質量的增長就意味著中國將進入全面創新時代、綠色發展時代。高質量的增長也意味著我國經濟增長將不再依賴要素的投入和杠桿率的上升，隨著經濟轉型的成功，我國的杠桿率也將逐步回落。高質量的增長將有助于我國建設成為包括科技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網絡強國、交通強國、數字強國、智慧社會等在內的創新型國家。

　　三、經濟體制：從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向現代化經濟體系轉變

　　十九大報告首次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新時代意味著新特征，新特征意味著新任務，新任務需要新的戰略謀劃。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這是我們黨根據新時代的歷史方位、主要矛盾和發展目標，對經濟發展做出的總體部署和扎實安排。十九大報告指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也意味著新時代我國的經濟體制將從原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向現代化經濟體系轉變。

　　相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級階段，現代化經濟體系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發展理念更新。進入社會主義新時代，發展仍是“解決我國一切總量的基礎和關鍵”，但“發展必須科學發展，必須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二是市場和政府的邊界更清晰。現代經濟體系中，要真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通過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清理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形成“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三是創新成為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

　　現代化經濟體系更多的依靠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創新將成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四是現代產業體系不斷壯大。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是發展現代產業體系的要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只是去產能，還應通過補短板增加高端產業及第三產業的有效供給。

　　五是區域城鄉經濟協調發展。通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大力發展“三農”事業來縮小城鄉差距；通過深化實施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和東部優化發展“四大板塊”發展戰略，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使地區差距大大縮小。六是開放型經濟體系更加完善。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成為貿易強國、對外投資強國。加大金融開放的力度，進一步提升金融的國際競爭力。

　　四、收入分配：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向更加注重公平轉變

　　收入分配制度必須根據經濟發展階段來不斷做出調整。在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個人收入分配實際是平均主義“吃大鍋飯”。這種分配制度既不可能有效率，實際也有失公平。到改革開放之初，為了打破計劃經濟下的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的分配制度，向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經濟飛躍。

　　鄧小平同志在1985年10月23日會見美國時代公司組織的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說：“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這種“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分配制度實踐初期確實有利于提高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但與此同時也容易產生收入差距過大、社會矛盾增加等問題。

　　比如最近這些年以來，中國居民的人均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問題一直引人關注。國際上通常把基尼系數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一般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在0.24到0.36之間。而我國的基尼系數長期處在0.46之上，且該系數從2010年的0.481下降至2015年的0.462后，2016年又反彈到0.465。

　　這一方面說明中國的收入不平等情況比世界的中位數更嚴重，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國人均收入分配不平等狀況又有開始惡化的傾向。根據招行和貝恩公司聯合發布的《2017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顯示：2016年中國個人可投資資產在1千萬人民幣以上的高凈值人群已達到158萬人，這部分高凈值人群共持有約49萬億元的可投資資產，其資產在2014-2016年的年均增速達24%。遠超同期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9.1%的名義增長。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問題如果長期存在會加劇社會矛盾，不利于社會穩定。

　　所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將是政府的努力方向。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完善按勞分配的體制機制，通過“提低”、“擴中”、“限高”、“打非”等措施來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居民收入與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居民勞動收入與財產性收入渠道進一步拓寬；

　　同時，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贏精準脫貧的攻堅戰，也需要政府在收入分配上關注弱勢及低收入人群。政府要履行好再分配調節職能，使收入分配差距明顯縮小。因此政府未來將在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則，防止收入分配差距的進一步擴大。

　　五、 宏觀政策：需求管理為主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轉變

　　從“落后的社會生產”到“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其實正是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的體現：我國經濟已經告別了總量短缺，但結構性產能過剩與有效供給不足同時存在。為化解結構性產能過剩，穩定經濟增長，中國政府前幾年持續采取了系列需求端的管理政策來刺激需求，但政策效果不佳：需求管理雖然有助于防范中國經濟短期內出現斷崖式的下滑。

　　但從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宏觀政策必須轉型，供給側管理的重要性上升。要著力加大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的力度，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因此，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

　　六、居民大類資產配置：從集中向多元化轉變

　　我們的一項調查發現，目前中國居民家庭大概有75%的財產是配置在房地產上。由經濟日報社發起一項調查報告也顯示，在全國家庭的人均財富中，房產凈值占比為65.99%，同時，2016年全國居民的房產凈值增長幅度達17.95%，房產凈值的增長額占到家庭人均財富增長額的68.24%，城鎮居民房產凈值的增長在家庭人均財富增長中的比重更大，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房產凈值的增長額分別占到了家庭人均財富增長額的75.62%和41.48%。 

　　目前我國住房市場已經告別短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為40.8平方米。同時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未來住房將回歸居住功能。

　　這些都表明房地產價格再出現大幅上升的可能性不大，從資產配置角度其配置價值也將下降。未來隨著我國居民人均收入的上升，資產配置將更加多元化，股票和債券資產、銀行理財及保險等產品的配置比例將有所上升。同時，考慮到未來人民幣繼續大幅升值的空間不大，中國居民資產全球化配置的需求也將上升，對國際化資產的配置比例也將上升。

　　當然，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逐步提升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要關注資產的結構性投資機會。比如房地產雖然整體性的價格上升空間不大，但作為具有較好教育醫療資源和區位優勢的一線城市核心區域的房地產仍將是眾多資金追逐的對象。同樣，與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相關的消費升級、環保、新能源及人工智能互聯網等新興產業也將是值得關注的投資機會。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