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唐建偉

　　從人民幣成為投資貨幣的進程看，“一帶一路”有助于擴大人民幣直接投資和對外信貸需求。投資需求的擴大將催生更多對外金融服務，如簽署貨幣互換協議、建立人民幣清算系統、成立國際投資銀行等，從貨幣職能角度助推人民幣國際化。

一帶一路夯實人民幣國際化基礎

　　隨著“一帶一路”峰會的召開，有關“一帶一路”戰略與人民幣國際化的協同問題再次引起市場關注。在2016年10月份人民幣被納入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占比達到10.92%，僅次于美元和歐元，這意味著人民幣國際化取得了歷史性突破。

　　但其實最近兩年以來，受到美元升值、中國經濟減速及國內金融風險抬頭的影響，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是有所放慢的。究其原因，人民幣國際化的根基仍然不牢，而“一帶一路”戰略的穩步實施正好有利于夯實人民幣國際化的經濟、市場及價值三方面的基礎。

　　一、 貨幣國際化需要同時具備三大基礎

　　從理論上講，一國貨幣要成為國際貨幣必須同時滿足以下三個基本條件，或者說要具備以下三大基礎：

　　一是該國經濟規模要足夠大，包括經濟總量、對外貿易規模以及金融市場規模等均處于全球前列，這是貨幣國際化的經濟基礎；

　　二是該國金融市場要有足夠的深度和廣度，這意味著金融市場有著完備的基礎設施、豐富的金融交易工具以及對外開放的各類交易主體。這是貨幣國際化的市場基礎；

　　三是該國貨幣要具備完善的國際貨幣職能和穩定的幣值。在國際貿易往來及國際金融活動中，該貨幣可以大量地被作為國際貨幣使用，同時在各國外匯儲備中，該貨幣被他國愿意作為儲備貨幣持有。這是貨幣國際化的價值基礎。

　　國際經驗表明，一國貨幣國際化地位的獲得及保持，需要以上三個基礎條件同時具備。

　　比如美國的經濟總量在1870年左右就已經超過英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其對外貿易規模也在1900年左右超過英國，但在1914年之前，在國際貨幣體系排序中，美元不僅落后于法國法郎、德國馬克、瑞士法郎和荷蘭盾，甚至連意大利里拉、比利時法郎和奧地利先令都排在美元前面。之所以美元當時難以躋身國際貨幣之列，主要是因為其缺乏一個具有深度和廣度、可靠而開放的金融市場。

　　事實上，美國當時連中央銀行都沒有。由于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央行，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共發生過14次金融危機。金融危機頻發導致美元匯率極不穩定，影響了美元的國際化進程。而隨著1914年美聯儲的宣告成立，在美聯儲的支持下，銀行承兌匯票市場建立并迅速發展，美國的金融市場開始逐漸形成規模并且流動性日漸提升，美元成為國際貨幣的市場基礎具備。

　　正是因為這一變化，差不多10年之后（1925年左右），美元成功獲得了國際結算和融資貨幣的地位，成為與英鎊一樣重要的國際貨幣，紐約也相應成為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

　　二戰結束前的1944年，憑借強大和可信的經濟、政治、科技乃至軍事力量，通過布雷頓森林協議簽署，美元與黃金直接掛鉤確定了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法律地位和價值基礎，美元成功取得了主導性國際貨幣的地位，至今也沒有被其他貨幣撼動過！

　　與美元的成功經歷不同，日本卻為我們提供了貨幣國際化失敗的案例。經過二戰后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長，到1970年代初期，日本就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那時的日圓，就象現在的人民幣一樣，在國際上基本不扮演任何角色。

　　這一方面是因為日本在二戰中對東南亞國家的侵略行為給這些國家留下的記憶并未褪去，使用日圓會讓這些鄰國感到不安；另一方面是因為當時日本決策者的首要任務是出口導向型增長，不希望日圓的國際化使其失去可靠的增長模式。

　　到了20世紀80年代，日本政府才開始改變策略，為將東京打造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并將日圓培育成為國際化貨幣，他們實施了所謂的“大爆炸”（Big Bang）改革，即取消對國內和國際金融交易的限制，并允許大公司進入企業債券市場。這些改革初期帶來了一定效果，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日圓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比重一度達到6%。然而，由于日本的金融市場長期處于相對不發達狀態，特別是流動性比較差。

　　而“大爆炸”在促成了日本房地產市場的大繁榮的同時也導致房地產泡沫的大崩潰，隨后日本陷入了長達20多年之久的經濟衰退和通貨緊縮，日本的經濟地位和日圓的價值基礎都發生了動搖，日圓的國際化地位還發生了倒退。近年來日圓占全球外匯儲備的比重下降到了3%左右。正如埃森格林教授在其《囂張的特權》一書中所闡述的觀點：日本也從未獲得二線金融中心的地位。

　　美元和日圓的相關經驗告訴我們，貨幣的國際化是一個受到多種因素作用的過程，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來最終實現。而且，日圓以其生動的實例顯示，如果某些條件不能充分具備，這個過程還有可能發生逆轉、出現倒退。

　　二、近期人民幣國際化步伐有所放緩原因就是基礎不穩

　　近兩年來，受市場預期人民幣貶值的影響，中國資本的流出壓力增大，2016年開始政府為了防止資本過快外流收緊了一些資本管制措施，對個人購買外匯的監管限制增多，對外直接投資（FDI）金額的審查力度亦加大。這些措施成功抑制了資金外流，但同時也導致人民幣的國際化步伐出現了階段性放緩。

　　近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了截至2016年12月的“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 （COFER）季度數據。該數據擴展了貨幣范圍，首次單獨列出了人民幣的持有情況。調查顯示，截至2016年底，儲備管理機構所持人民幣計價的官方外匯資產共計845.1億美元，相當于整體已公布儲備持有總量的1.07%。這一比例要高于瑞郎，但卻大大低于該數據中包含的其他6種貨幣。而此前的另一項專門的調查顯示，到2014年底時，各國央行儲備組合中人民幣計價資產所占比重已由2012年底時的0.7%升至1.1%以上。這表明過去兩年間人民幣在全球官方外匯儲備中的比重是略有下滑的。

　　另外，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的數據也顯示，近期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在放緩，到2017年3月，人民幣在全球跨境支付中所占比例從2015年8月的2.79%降至1.78%。排名也由此前的第5名下降至第6名。

　　最后，人民幣離岸市場的數據顯示，從2014年開始，香港等離岸市場的人民幣存款數量就已經不再增長甚至有所下降。2015年9月至2017年2月，香港人民幣存款規模下降了47.76%。在香港地區發行的人民幣計值債券的規模也呈現萎縮趨勢，綜合反映人民幣國際化發展趨勢的一些指標也出現了徘徊跡象。

　　人民幣國際化步伐放緩原因是根基不牢：

　　一是經濟基礎不牢。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是支撐人民幣國際化的最基本條件。中國目前已經是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最近幾年中國經濟增速持續放緩卻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這一基礎，導致國際投資者對中國預期的改變，相應地對人民幣資產的投資偏好也呈現減弱的趨勢。

　　從貿易競爭優勢來看，加入WTO以來中國之所以能夠享受全球化的紅利，主要得益于中國出口產品低成本的比較優勢。但隨著中國人口結構的轉變，勞動力的成本優勢逐漸喪失，加上金融危機以來國際經濟環境整體不斷惡化，貿易保護主義和反全球化思潮持續抬頭，對中國出口導向型的增長模式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雖然2016年四季度到今年一季度中國經濟出現企穩跡象，但其可持續性仍有待觀察，4月份系列宏觀數據顯示，二季度后經濟可能又會面臨放緩的壓力。如果經濟增長乏力的態勢進一步發展，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很可能繼續放慢。

　　二是市場基礎不穩。最近幾年，隨著經濟增速的持續放緩，我國金融領域存在的一些風險開始逐步顯現，金融市場波動明顯增加：2013年銀行間市場經歷了“錢荒”；2015年6-7月份，股票市場在經歷了一輪史無前例的“股災”后，在2016年年初又出現了因“融斷”機制推出導致的一輪暴跌；債券市場則在持續上漲數年之后，在2016年下半年出現了一輪“債災”，將此前數年積累的漲幅抹去。

　　在經歷了劇烈波動之后，我國股票和債券市場的規模相比頂峰時期出現了明顯的縮水，交易活躍度也明顯降溫。2016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不良資產風險、流動性風險、債券違約風險、影子銀行風險、外部沖擊風險、房地產泡沫風險、政府債務風險、互聯網金融風險等八大風險正在積聚。

　　這八個方面是當前金融風險的重點領域，也正是這些風險隱患的存在，中央政府將“防風險”作為今年工作任務的重中之重。而對金融風險的擔憂直接帶來兩方面結果：一是為防止風險進一步擴大，中國政府不得不暫時收緊了資金流入和流出的限制，這導致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出現一定程度的倒退；二是投資者擔心金融穩定可能影響人民幣資產的收益率，從而導致人民幣資產的吸引力下降，短期資本持續流出中國，反過來又給人民幣匯率施加了貶值壓力。

　　三是價值基礎不實。貨幣的國際化就是不同國家主權貨幣的國際競爭過程。當美元等發達國家的貨幣匯率比較動蕩和疲軟的時候，如果人民幣幣值相對穩定甚至穩中有升，那么其國際化是比較容易的。相反，當美元持續走強時，人民幣國際化就有可能受到來自美元的競爭，從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而自2015年12月美國在重啟加息之后，美元已經進入新一輪加息周期，美元利率的持續上調疊加美國經濟的穩健向好，預示著美元在未來5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周期內將保持相對強勢地位。這在一定程度上給人民幣匯率施壓的同時，也必將影響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三、“一帶一路”戰略的穩步推進將夯實人民幣國際化的根基

　　要想改變人民幣國際化步伐放慢的現狀并繼續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深入發展，重點是要在打牢人民幣的經濟基礎、市場基礎及價值基礎方面做文章。我們認為，“一帶一路”戰略的穩步推進，正好可以夯實人民幣國際化的以上三方面根基：

　　一是“一帶一路”戰略有助于增強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夯實人民幣國際化的經濟基礎。根據國際經驗來看，一國貨幣能否成為有影響力的國際貨幣，最關鍵的因素是該國在全球經濟中的經濟實力，國際化貨幣的背后永遠都是一國經濟競爭力在金融領域的體現。而“一帶一路”戰略正是中國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和自身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背景下做出的重要決策，將有效提升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

　　首先，“一帶一路”戰略將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新動力。通過向全球輸出中國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技術和服務，可以在新的形勢下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動力，開拓新的市場。為中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其次，“一帶一路”戰略將促使中國從貿易大國向投資大國升級，促進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提升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

　　最后，“一帶一路”戰略與當前發達國家出現的“逆全球化”潮流相抗衡，體現了中國的大國責任和歷史擔當。當前全球公共物品供應面臨總量不足、結構失衡的窘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所需的全球公共物品匱乏，嚴重制約世界經濟和金融的穩定與發展。在此情況下，西方國家卻開始出現了反全球貿易和“逆全球化”的趨勢。

　　而作為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的倡議，主動承擔起為全球提供公共物品的重責，這不但有利于鞏固中國的大國地位，而且更有利于提升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影響力。從而夯實人民幣國際化的經濟基礎。

　　二是“一帶一路”戰略有助于提升人民幣境內外市場的深度和廣度，夯實人民幣國際化的市場基礎。首先，“一帶一路”戰略推進有利于推動中國金融市場逐步完善。在在5月14日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主旨演講中，習近平主席在談“一帶一路”下一步工作時，就繼續發揮金融對“一帶一路”建設的推動作用提出明確要求。

　　習近平主席強調“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液，血脈通，增長才有力”。因此，我們要建立穩定、可持續、風險可控的金融保障體系，創新投資和融資模式，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建設多元化融資體系和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普惠金融，完善金融服務網絡來保障“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的“血脈暢通”，而與“一帶一路”相匹配的金融市場體系的建立，也正可以夯實人民幣國際化所需要的金融市場基礎；

　　其次，“一帶一路”戰略將促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穩步審慎前行。在人民幣資本項目還不可以自由兌換的背景下，中國資本的輸出與輸入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這不利于“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中國企業的走出去及對沿線國家的金融支持。所以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的可兌換也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必然要求，這將是再一次的以開放促改革的典型事例。

　　前期上海自貿區在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方面所做的一些有益嘗試提供了很好的經驗：在上海自貿區注冊的企業，無論是中資企業還是外資企業，都可自動獲得兩個賬戶：一般賬戶與自由貿易賬戶。在現有條件下，自由貿易賬戶的人民幣在境外、境內全部是通用的。

　　在實現本幣資本項目可流動的基礎上，這個賬戶逐步實行本外幣可兌換。如果自由貿易賬戶的人民幣可兌換了，就可以著手向一般賬戶可兌換方向過渡，而一旦過渡完畢，人民幣就實現全面可兌換。這樣的改革邏輯如果得以實現，那就基本掃清了人民幣國際化的最終障礙。

　　三是“一帶一路”戰略有助于提升人民幣在全球投融資和外匯儲備中的使用，夯實人民幣國際化的價值基礎。貨幣的國際化，其實就是貨幣職能的國際化。其中最關鍵就是該貨幣在全球投融資以及各國央行的外匯儲備中的使用情況。而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人民幣必將在拓展使用區域和強化貨幣職能方面取得更大進展。

　　首先，在拓展人民幣使用區域方面，“一帶一路”建設有助于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被國際上更多的經濟主體所認可和接受。借助“一帶一路”的戰略平臺，我國積極通過政府援助、政策性貸款、混合貸款和基礎設施債券發行等方式來解決沿線國家基礎建設的資金瓶頸問題，這一過程可以為擴大人民幣跨境需求提供實體經濟支撐，進一步提高人民幣對國際社會的吸引力，為人民幣國際化奠定基礎。

　　其次，在強化貨幣職能方面，“一帶一路”建設將助推人民幣成為結算貨幣、投資貨幣和儲備貨幣。“一帶一路”推進過程中，應充分利用中國作為貿易大國的有利條件，通過區域貿易、雙邊貿易等推進人民幣國際貿易結算，擴大亞歐國家特別是廣大新興經濟體使用人民幣進行跨境貿易和投資結算的需求，推動人民幣貿易結算份額繼續提高。

　　從人民幣成為投資貨幣的進程看，“一帶一路”有助于擴大人民幣直接投資和對外信貸需求。投資需求的擴大將催生更多對外金融服務，如簽署貨幣互換協議、建立人民幣清算系統、成立國際投資銀行等，從貨幣職能角度助推人民幣國際化。從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的進程看，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已經有馬來西亞、韓國、柬埔寨、菲律賓、尼日利亞等國將人民幣作為外匯儲備的一部分，還有更多國家的央行表示愿意持有人民幣。而“一帶一路”建設還有助于進一步穩定人民幣幣值、提升人民幣國際地位，為人民幣國際化奠定扎實的價值基礎。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