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鐘偉

　　持續安全競爭難免，但切勿使中美之間風險管控瀕臨失控。經濟新常態難以避免，但切勿低估維持中高速經濟增長的決定性意義。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后，切勿低估收入分配的重要性。

　　進入21世紀之后，人類并沒有迎來一個更美好和平、永續發展的新世界，反而各種政治、社會沖突不斷，安全危機和經濟危機頻現，中國所面臨的安全形勢和經濟局勢也有顯著變化。習近平提出了中國夢和一帶一路，并反復強調改革開放和和平崛起的決心，并愿意為全球命運共同體的未來發展提供中國方案。面臨日益錯綜復雜的內外部環境，中國應在經濟轉型中避免犯下哪些錯誤？

　　一、持續安全競爭難免，但切勿使中美之間風險管控瀕臨失控

　　中美關系也許是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系，盡管中國提出了發展新型大國關系，習近平也強調中國不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目前兩國戰略互信的現狀不能令人滿意。看起來，在中國和平崛起的過程中，中美可能難以避免持續的安全競爭，但切勿使中美之間的風險管控面臨失敗的巨大不確定性。

　　一是不要陷入經濟全球化有助于弱化甚至消除沖突的幻覺。隨著全球化的推進、中美經貿投資關系的密切，不少學者認為中美之間已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程度。這種認知可能值得懷疑。迄今為止，并沒有強有力的證據能證實全球化和經貿交往有助于弱化持續的安全競爭。或者說，即便我們承認中美之間經濟交往密切、互補性強的現狀，這種現狀也并不能作為中美在傳統安全領域一定不會陷入沖突的證據。如果一國相信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如果一國誤算甚至相信沖突或戰爭的未來紅利遠高于管控分歧漸進互信的現實紅利，那么風險管控是否會失敗仍然令人擔憂。

　　二是安全競爭構成了和平崛起的不可或缺的保障。看起來，中美之間是美國以攻擊型現實主義遏制中國的道義現實主義，風險管控是否會有疏漏取決于兩國之間持續的安全競爭，中國經濟、社會和政治能否承受住持續高強度的安全競爭的過程，幾乎同時也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逐漸意識到國強必霸思維定勢的局限、逐漸接受中國和平崛起這一事實的過程。大國競爭除了指望自身足夠強大、少犯錯誤之外，幾乎沒有其他可指望的。如果中國難以承受高強度的傳統和非傳統安全競爭，那么也就難以實現中國夢和大國崛起。

　　三是艱難進展中的新型大國關系和激烈交鋒中的安全經濟并存，會使得中美都對雙邊現狀和既有政策產生焦慮甚至不滿感。如基辛格所言，當和平成為必然和首要的選項之后，會使得其他政治和經濟政策遭受嚴重制約，進而可能會存在突破制約的政策焦慮和沖動。中國是否既有能力承受持續安全競爭并保持相對均勢，又能避免使風險或危機管控失敗，并能在這種艱難平衡中做好對外經貿投資交往和對內增長轉型，是令人憂慮的。

　　二、經濟新常態難以避免，但切勿低估維持中高速經濟增長的決定性意義

　　一是發展幾乎是決定一切的硬道理。人類自進入城市化和工業化以來，享受到文明富足生活的人口甚少。盡管許多學者喜歡討論后發優勢，但二戰以來，徘徊在人均GDP一萬美元并且人口過一億人的國家，只有巴西和墨西哥。其他邁入富國行列的經濟體幾乎都是小型開放經濟體。如果中國經濟能夠維持中高速增長，那么到大約2020年，由于中國的加入，全球享受到城市化和工業化文明富足生活的人口可能會翻番。

　　二是發展是維持公眾信心的硬道理。隨著2010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的持續下行和通貨緊縮局勢的嚴峻，政府和民眾的信心遭遇較大挑戰。不唯GDP論也好、L型增長也好、經濟新常態也好、供給側改革也好，都極其重要。但只有中國經濟確實保持了穩定的中高速增長的現實和預期，才是凝聚信心的關鍵。脫離了政府財力的增長、企業盈利的增長和居民收入的增長，要激發和凝聚信心必然事倍功半。

　　三是發展是漸進解決而非激化問題的硬道理。中國漸進雙軌制改革的思路，是以增量優化來覆蓋存量問題。如果經濟未能維持中高速增長，那么社會矛盾將可能激化，激進思潮甚至民粹思潮發酵的可能性將上升，這將給落實十八大以來的各種經濟政策帶來更大挑戰。唯GDP掛帥不足取，經濟新常態難免，但切勿低估中高速增長的決定性意義。中國經濟沒有大塊頭硬實力，就難以形成凝聚力和對既有政策的信賴，更難以承受大國之間的競爭。

　　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后，切勿低估收入分配的重要性

　　經濟學家之間有一個冷笑話，即如果一個學者特別關注收入分配問題，那么他本質上不是一個經濟學家，而是一個政治經濟學家或者政治家。這也許折射出新自由主義范式下，經濟學界對收入分配問題的有意回避。全球正在享用忽視收入分配的苦澀之果。

　　一是收入分配惡化是包括次貸危機在內的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刻根源。次貸危機至今，人們對危機的反思大致停留在以金融因素解釋經濟危機，從金融技術因素給出了絕大多數人都難以理解的深奧莫測的危機根源。

　　從馬克思主義框架來分析，經濟危機是膨脹的生產力對于勞工階層微薄收入的相對過剩，是龐大的金融資本對于創新和盈利能力脆弱的實業資本的相對過剩。也就是各種經濟危機看起來表象不同，但本質都在于政治精英對收入分配惡化的漠視。結果金融逼迫實業、實業逼迫勞工、勞工逼迫政府、政府逼迫貨幣，潮水般洶涌的貨幣反過來逼迫了一切。

　　美國收入分配可能是1985年以來最糟糕的，大多數州的工會試圖逼迫政府將小時最低工資線提升到10美元。如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之一的桑德斯所言，當一個工人每周辛苦工作40小時卻仍覺得生活艱辛時，這個國家的經濟就真的出了問題。中產階級的萎縮和低收入群體的龐大引發的憤怒和焦慮，可以用來解釋英國脫歐現象和特朗普現象。

　　二是收入分配惡化是中國陷入新常態的重要誘因。當年“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激發了人們追求財富的熱情。時至今日，面對中國10萬億美元的GDP蛋糕，中國似乎漸漸形成了收入分配惡化狀況趨于凝固的四個新特征。特征一是權貴階層的固化和社會階層縱向流動的漸衰。這些權貴階層既有權二代也有富二代，隱隱帶有皮凱蒂所描述的“承襲制”特點。

　　特征二是中央和地方之間的事權和財力的持續失衡，當下地方政府幾乎喪失了所有地方稅源，同時財政轉移尤其是一般轉移的透明度卻不高，一定程度上逼迫了地方政府行為的混亂。特征三是金融逼迫實業，龐大的接近200萬億的金融資產，按5%利息率計算，至少給實體經濟施加了10萬億的利息索取，利益過分向金融和地產集中。并且金融資產負債雪球仍在越滾越大。

　　特征四是巨富食利階層的崛起，和中產、和窮人的消費行為日益形成鮮明對比，同時伴隨著中國城鄉窮富差異沒有改善的現實。沒有堅實的中產階級和達到溫飽的底層民眾，就難有經濟增長向內需轉型，易出現產能過剩甚至僵尸企業；沒有甘愿蹲守在實驗室、田間地頭和生產一線的科研實業群體，就難有真正的創新創業，相反卻容易滋生靠金融、地產、互聯網一夜暴富的投機群體。

　　三是精準扶貧對化解收入分配惡化大有裨益，但離固本浚源仍有距離。經濟增長的蛋糕很小甚至可以忽略的時候，靠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可以有效做大蛋糕。但時至今日，對已經做大的蛋糕如何分割，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蛋糕持續再做大的機制可否形成和有效運作。進入新世紀以來，對收入分配惡化的關注不足，可能是全球陷入危機，迄今復蘇微弱的癥結所在。對中國而言，權貴化、虛擬化和食利化，是經濟轉型切勿忽視的挑戰。

　　四、確立中央權威之后，切勿忘記全國一盤棋的縱橫協調

　　讓我們回顧甲午海戰的慘痛。根據當年的《美國海軍年鑒》，清政府四大水師的實力排名全球第九、亞洲第一，但最終的結果令人扼腕。如果說輸在唯武器論，那清政府不是沒有能力購置速射炮，但誰在阻撓購置？如果說輸在北洋水師孤軍作戰，那其他水師在忙碌什么？類似的疑問都指向一個令人傷感的事實：國家治理僵化，部門和個人利益甚或理念凌駕于國家整體利益和國家命運之上，導致國運衰微。而我們似乎對歷史悲劇的思考有些卡通化，或多或少局限于“君是明君，吏是庸吏”或者“君是昏君，臣是忠臣”的極端解釋，忽視了當政者未能尊重國家利益的必然先決和全國一盤棋的必要協調。

　　一是產能去化和結構調整之艱難，根源在于如何既服從大局又平衡利益。中央去產能的決策、地方維持產能的利益、相關行業和企業從業人員的焦慮，都指向了一個問題——去產能的痛苦成本誰來買單或如何分攤？如果一項總體整頓的決策缺乏局部平衡的配合，最終可能舉步維艱，或索性推諉給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來買單，并埋下金融風險潛伏增長的不安。

　　二是對部門和地方庸政懶政的批評，根源也許在于如何平衡激勵和約束。要將原有的利益階層瓜分權和利的慣性打破，需要承受壓力和風險，甚至需要矯枉過正。但無論中央、部委辦局、地方還是基層，對企業和民眾而言，其都是衙門都是官。因此，有效的政府治理應該在體制內完成溝通協調，使決策清晰執行無誤。如果政令未能通達，則既需反思決策的民主集中過程，也需反思對部門、地方和基層的激勵約束是否大致平衡。但體制內若無法達成全國一盤棋的縱橫協調，反而噪音向體制外反饋放大，則政府公信力必然受損且對體制內磨合進程并無裨益。

　　三是頂層設計的決策基礎應當在于底層調研和試點，從群眾中來，實事求是。向錯誤的方向再勤奮地努力，也不能尋找到美好的正確答案。如果政策本身宏大開闊、對仗工整、面面俱到、左右逢源，但地方或基層卻難以執行，無法執行甚至無力執行，那缺乏底層基礎的頂層設計就有可能淪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五、國有經濟清晰定位之后，切勿漠視非公經濟何去何從

　　一是對國有經濟定位已異常清晰，即做優做強做大。1949年之后，中國經濟逐步走上了“一大二公”，通過指令和計劃來調節經濟運行的特定時期。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國民經濟走到了崩潰邊緣，以至于鄧小平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中國人再不好好搞建設，恐怕要被開除（地球的）球籍。盡管人們可以用國際環境和國內政治動蕩為“一大二公”未能帶來強大經濟活力做辯護，也可以用依賴命令型國有經濟同樣艱難建立了中國相對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來做辯護，但畢竟以市場機制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混合所有制才是目前的綱領和潮流。中國1949年之后走過的近70年歷程，使得人們對如何強調都不算過分的國有經濟已習以為常。

　　二是對非公經濟定位堅持不變，但仍待清晰化。外資、民營和個體工商戶等非公經濟，其在就業、GDP、稅收、投資等多領域的貢獻和占比，已無需多用筆墨，數據昭然。面對非公經濟的困境，企業家普遍處于思變求生、思變創新，而不是守舊不變。常有促進非公經濟發展的各種意見，卻鮮見非公經濟的清晰戰略定位。

　　三是無論國有還是非國有，應在改革開放背景下，建立基于規則的公平經濟環境。強調國有經濟做優做大做強的同時，可能也應考慮公和非公的進退平衡，考慮打破壟斷、歧視和過度競爭，使混合所有制能夠在陽光下，基于規則公平競爭、共同發展。

　　非公經濟何從何從？如何進行戰略定位？到了避免一分為二、非黑即白的走極端，重新思考凡事一分為三、去其左右、執中守正、擇中而權的時刻了。

　　六、推出經濟刺激政策時，切勿忽視優先呼應民眾的切身需求

　　目前似乎形成了這樣的趨勢，即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始終在扮演主角。其實從長期來看，宏觀政策是中性和無效的，僅局限于短期刺激，即治標不治本。貨幣刺激大行其道暗示著各國回避根本性的收入分配，偏離有意義的制度科技創新太久太遠了。

　　一是中國推出經濟刺激措施時，自上而下的供給超出了自下而上的需求。比較一下1998年以來的宏觀刺激政策可以發現，我們似乎在走一個輪回，政策工具箱即便不是老調重彈也可謂創新不足。總結關鍵詞，無非就是去產能，當年叫做減員增效；鐵公機（鐵路公路機場），注入國債、銀行貸款或PPP來推動基建；金融背負不良地產委予重擔，然后是一些零打碎敲的消費端補貼，大致是機械電器產品入戶下鄉。近期流行的是海綿城市、地下管網、雨污分流等等。關于基礎設施建設，白重恩等人的研究指出，即便以不直接指向產能刺激的基礎刺激，也同樣會導致全要素生產率的惡化。至于因洪澇災害而流行的海綿城市和地下管網建設，無非也只是基建刺激的細節變種，它并沒有著眼于根治城市生態環境的惡化，也夸大了西方城市管網面對應對自然災害的神奇效果。看看美國新奧爾良洪災和加拿大阿爾伯特的火災，美加城市和政府面對自然災害的應對能力，恐怕比中國更糟。

　　二是中國這些宏觀經濟刺激，更多在于刺激GDP，而和民眾需求有明顯偏離。你所供給的，大致不是民眾關心或所需的；民眾痛心的需求短板，沒有在刺激政策中得到呼應。中國民眾始終關注的仍然是環境、教育、醫療、養老四大問題，如果要再加上兩項，那就是食品安全和苛刻的網禁。為什么民眾自下而上的需求，不能刺激到味同嚼蠟的刺激政策本身？還是回到“上下兩張皮”的老話——政策制定不接地氣、政策執行自然泄氣，民眾面對大把花錢買GDP自然有怨氣。

　　三是自上而下的刺激和自下而上的需求之間為何未能呼應？可能在于政策目標和政策難易。刺激政策需要立竿見影的效果，側重維持經濟增速；民眾需求短板積弊已久，多為中長期努力方向；刺激政策需求往往追求四兩撥千斤，側重速效易行，民眾需求短板則牽涉利益盤根錯節，知易行難。如果頂層設計和供給側改革逐漸依賴刺激政策的長期化，則前景堪憂。愛因斯坦曾說，如果我們每天重復同樣的事情，卻總是期待得到不同的結果，那是徒勞無益的。如果將刺激政策長期化，卻忽視優先呼應民眾切身需求，可能也是面對重癥麻藥多于手術的做法。

　　七、追求創新立竿見影時，切勿忽視夯實創新的長期基礎

　　目前的一個熱門話題，是印度經濟何時追趕上中國。目前印度人均GDP大約相當于中國2005年的水平，這讓人想到就在不久之前中國仍然相當貧窮但卻富有勃勃生機，也讓人思考為什么中國能迅速締造經濟奇跡。蘇東解體帶來的全球化進程、集權和勇于進取的政府、相對完善的工業體系和基礎設施等因素常常被認為是印度不具備的因素。

　　在我們看來，另外兩個因素可能同樣舉足輕重，即中國可能是大規模標準化制造的工業3.0的終結者，此后全球加速向數字地球和工業4.0轉型，以至于并沒有給印度留下類似當年中國那樣的工業化的機會。另外一個因素是中國相對成功的教育體制和雄厚的人才儲備，目前中國人均受教育年限超過9年，而印度僅4.4年且人才持續外流。這決定了印度復制中國奇跡的難度極大，同時也顯示出，良治的政府和良教的國民，是創新的長期基礎。

　　一是創新的前提在于政府治理的創新。現代政府治理和科技革命，大致源于1687-1689年，這期間英國出現了牛頓力學和微積分、光榮革命和權利法案，以及后續創新的不斷深化，并最終催生了現代國家體系。中國和平崛起的中國方案如何盡可能地吸收人類文明精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二是創新的源泉在于國民教育的創新。進入城市化和工業文明之后，中國對人類科技的進步貢獻不彰。在經濟增長日益依賴技術進步的浪潮下，沒有教育良好、紀律良好的國民群體，要讓經濟有持續創新活力是不可思議的。在我們看來，科技和教育創新應當成為經濟刺激政策的重要領域。民眾普遍抱怨基礎教育均等化的進程遲遲，其背后是寄生在基礎教育鏈條上的利益群體過于龐大和頑強；民眾普遍抱怨中國的大學仍然不夠優秀，沒有一個躋身于全球一流大學的大學群體，科研教學人員也在遭遇奇特的行政管控。

　　以高考改革為例，如果我們假定各省考生在天賦方面并沒有顯著差異，那么從大樣本看，各省考生分數的顯著差異很可能主要折射出基礎教育的不均等，因此也許各省之間拉平高考錄取率是合理的。以高等教育學費為例，中國大學生四年大學總費用大約為城鎮職工1年到1年半的收入；而美國大學生四年公立大學總費用至少相當于美國勞工（中位數收入）2年以上的收入。

　　因此總體上中國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費用不算太高，但我們仍然必須看到，城鎮家庭能夠承受的子女上大學費用，農村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未必承受得了。可否制定一些相應的刺激政策，向基礎教育薄弱地區多投入，拉平各省高考錄取率，減免中等收入家庭子女的大學費用，或者減免艱苦和緊缺專業學費等？對大型企業的職工技術培訓中心或學院也應予以扶持。而如何激勵科研教學人員的創新能力和人格獨立，避免他們主動或被動成為政策注腳；以及如何做好知識產權保護避免企業過度競爭等，則另需深入探討。

　　三是良治的政府和良教的國民共同推動創新。我們很難想象像利瑪竇那樣的傳教士群體向中國皇帝介紹西方科學技術時的艱難，寞落和堅持。君主制度發展到最荒唐時，導致了一切思想創新的源泉和知識是皇帝個人的大腦和思想。有開明的政府治理，才有有活力的國民教育，才有持續創新的源泉。

　　如果總是追求弄出個新產品、新行業、新商業模式、新工業或者新技術，多少有舍本逐末的味道。提出國家創新體系已非一年半載，再呼吁人人去創業、個個搞創新的急切心態情有可原，但難遂天愿。創新鮮有立竿見影的，良治然后良教，在實踐中將創新淪落為新奇特產品與能工巧匠的淺急，這和舊時中國將科技一律貶稱為奇技淫巧并無太大差別。

　　八、在人民幣匯率預期穩定之前，切勿忽視保護外匯儲備的重大意義

　　一國維持匯率的相對穩定和保護自身的外匯儲備都很重要。就維持匯率穩定而言，則主要著眼于維持以一攬子貨幣為基礎的實際有效匯率的穩定。有時候匯率穩定和外匯儲備雄厚是可以兼得的，但如果一國面對穩定名義匯率和穩定外匯儲備變得魚和熊掌不可兼得時，舍匯率，保儲備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切勿因維持匯率，尤其是虛幻的名義匯率的穩定，而耗盡千辛萬苦積攢的外匯儲備。

　　一是我們可以觀察過去20年，一些經濟體面臨穩匯率和保儲備沖突時的政策選擇。首先是東亞危機前的泰國，為了維持泰銖匯率的穩定，泰國幾乎耗盡了其約400億美元的外匯（和泰國經濟規模相比，其外儲已足夠雄厚），最終仍然不得不棄守泰銖名義匯率，這種匯率和儲備雙失的政策選擇非常令人痛苦。

　　其次是香港面對對沖基金沖擊時的港幣匯率保衛戰，不僅香港特區政府消耗了大量外儲，香港聯系匯率制得以存續也和內地政府及金融機構的介入支持力度相關，香港和內地都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這兩個例子令人反思名義匯率是否是值得全力守護的政策目標、穩匯率本身是否掩蓋了更深的政策缺陷，例如當時泰國金融開放的失當之處，以及港幣遲早注定退出歷史舞臺的宿命。最后是受到西方制裁和油價暴跌雙重沖擊的俄羅斯，最終選擇了任由盧布貶值和通脹上升，但珍惜和保護外匯儲備的策略。如今回頭看，三個案例中，也許俄羅斯的選擇最為明智。

　　二是我們不妨看是什么因素導致人們對穩定名義匯率的偏好。名義匯率相對虛幻，美元、歐元、日元、英鎊等的名義匯率波動，有時在一年內波幅甚至超過10%，但仍有許多國家，尤其是一些小國，對匯率波動充滿恐懼。浮動恐懼的原因錯綜復雜，有的出自對名義GDP的追求，似乎本幣一貶值，用美元折算的GDP就會大縮水；有的是出自對資本外逃的憂慮，擔心本土投資被削弱等等，不一而足。

　　但很可能，消耗大量外匯儲備支持名義匯率，是為了掩蓋建立在相對固定的名義匯率之上的更多更深的政策錯誤。例如東亞危機前的泰國，對美元相對固定的泰銖匯率、不斷開放的曼谷金融便利，使外資金融機構看到了泰國境內較高的泰銖利率和境外較低的美元利率之間存在著無風險套利的機會。要消除無風險套利就必須糾正泰銖匯率形成機制。在中國廣泛存在的對名義匯率浮動的恐懼可能有更多原因，其中如何看待用美元衡量的GDP和人均收入，可能是一個重要因素。

　　三是我們必須清醒看到，名義匯率穩定與否，很大程度上是虛幻的，是可以借助經濟轉型的成功而逐步修復的。但是外匯儲備，很大程度上是多年改革開放日積月累的辛苦成果，一旦失去，要再積攢起來，難比登天。

　　雄厚的外匯儲備是一國的硬實力，而穩定的本幣名義匯率不會被納入國家實力之中。過去不足兩年，中國外匯儲備從接近四萬億美元的峰值直線滑坡了8000億美元，幾乎可以買下整個IMF，這很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巨額的外匯儲備喪失。是什么導致中國政府消耗了如此多的外匯儲備？僅僅是公眾對匯率浮動的恐懼嗎？

　　如果匯率和外儲不可兼得，那么必須警惕地審視依附在匯率政策之上的更多政策錯配，同時毫不猶豫地選擇保護外匯儲備。鑒于外匯儲備一方面既是官方部門的儲備資產，同時也是對企業和居民等私人部門的負債，中國外匯儲備兼有的資產性和債務性，使保護外匯儲備對中國尤為重要。在我們看來，當下中國努力主動平衡歐中、美中貿易的失衡，改善以主權債（尤其是美國國債）為主的外儲資產管理體制也許是必然的，

　　九、在房地產去庫存目標達成之前，切勿妄動房產稅等莫測工具

　　隨著中國城市化和市場化的進程，中國房地產在過去20年有了驚人的發展，但也帶來了巨大爭議。樓市幫助地方政府獲得巨大的涉房稅費收入，樓市幫助業主改善了生活或獲得巨大的房產增值收益，房地產金融成為金融行業極其重要的業務板塊，但中國人仍然對于樓市又愛又恨。當下房地產也顯著地影響著經濟轉型的進程。

　　一是全球房地產價格都在上升，中國市場只是其中的局部。當我們抱怨中國一線城市房價迅速上升時，可能忽視了全球主要城市只要沒有持續的安全、宗教和種族沖突，房價都有明顯回升的現象，其中甚至包括了經濟和人口持續負增長的東京都市圈。美國從2012年至今房價始終在加速增長，并也呈現大都市和小城市冷熱不均的現象。

　　全球主要城市的房價在過去4年的升幅可能在約40%甚至更高。這很有可能是各國央行量化寬松之后，繼續推動零利率甚至負利率所致，折射出全球增長疲弱背景下的資產泡沫。中國經濟、貨幣和樓市的關系和全球趨勢大致同步，可能并非中國的房地產政策發生了什么重大變化。

　　二是中國樓市持續泡沫化的主要影響可能在于其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對房地產金融泡沫的影響可能尚在其次。如果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主要經濟體的貨幣環境沒有大變化，那么樓市持續高溫或將延續一段時間。由于中低收入階層不擁有較多的股票債券房屋等資產，因此也就無法從資產價格膨脹中受益。

　　假設北上廣深市區能夠住人的便宜住宅最低為每套300萬元，那么房價每年上漲5%-10%就意味著15-30萬元/年，這已超出了大多數年輕人的年薪，在收入趕不上房價的壓力下，這些年輕人的父母被迫承擔子女的部分購房資金，這既加劇了有產階層和工薪階層的分化，也加劇了財富向一線城市的集中，甚至有可能加劇社會矛盾和焦慮感。同時，我們可能需要區別房地產泡沫和房地產金融泡沫。

　　以美國為例，其房價大致已超越了次貸危機前的水平，房地產過去四年持續景氣回升，但次貸危機中形成的房地產金融泡沫類的有毒資產并沒有得到有效清理。看起來，推動房地產本身過于金融化、衍生化的房地產金融泡沫，往往比單純的房價漲跌的地產泡沫更可怕。

　　三是中國樓市面臨沉重的去庫存壓力，涉房政策處理不慎可能帶來多米諾骨牌式的政策后果。中國樓市的庫存不是7億平米的待售，而是將近50億平米，至少需要3-4年的艱難去庫存，因此涉房政策調整必須服從去庫存這個嚴峻現實。目前爭議較多的是房產稅是否應加速推出以抑制地產泡沫，我們對此持否定態度。

　　原因一在于房產稅屬持有環節的稅收，即便0.5%的稅率，也意味著以70年產權計，房產稅使房產市值的35%將轉為政府稅收收入，考慮到目前中國大約僅2%的租金房價比，房產稅顯然將立即對房價構成沉重壓力。

　　原因二在于巨大庫存和房價下跌并存，可能挑戰金融行業的風險管理邏輯。估計中國個人住房抵押貸款、房企開發貸款、公積金貸款等余額，以及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涉房金融余額，累計大約在35-40萬億，占據中國金融業業務占比的約20%-25%。不僅如此，金融風險管理的邏輯在于抵質押物，幾乎所有抵押物都是土地廠房等不動產，商品房價格的下跌勢必也拖累工業用地和產業地產的下跌，從而使金融機構的抵押物整體縮水，這有可能動搖其風險管理的邏輯和根基。

　　原因三在于，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多次抽樣調查，中國城鎮居民約60%-70%的家庭財產為住宅，房價下跌有可能使中產階級家庭財產顯著縮水。因此在樓市去庫存問題解決之前，不應使用會制造問題或者使問題復雜化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樓市去庫存目標完成之后，包括房產稅等涉房政策調整的時機才逐漸成熟。

　　中國樓市從2014年第4季度延續至今的價格升勢，從全球范疇看并不令人意外，也不是中國政府目前的涉房政策產生偏差或失誤所致，而是錢太多太便宜，加之實業掙錢太難所致。考慮到中國樓市庫存龐大，因此現階段仍宜以疏浚大城市功能和人口、限制地王現象、加速完善個人所得稅、嘗試開征遺產稅、調整交易環節稅費等手段，來盡量管控樓市泡沫，不應低估去庫存目標達成之前房產稅等措施的巨大市場殺傷力。

　　十、在迷戀于分享經濟等新詞匯之際，切勿忘記其依托于法治和分工的本質

　　現在分享經濟、零邊際成本社會，數字地球等各種和互聯網相關的新穎詞匯不斷涌現，我無意否定互聯網對人類發展的幾乎顛覆性的重大意義，但新詞匯的本質往往是老辦法。

　　所謂分享經濟的本質究竟是什么？讓我們看看百年前政治經濟學家巴師夏在《和諧經濟論》中的一段描述，每天清晨，你起床、穿衣，面包雞蛋咖啡，然后穿上皮鞋出門，走在設有路燈的馬路上，準備開始一天的工作。巴師夏指出，其實房子不是你蓋的，衣服不是你種棉紡織裁剪的，面包雞蛋咖啡不是你耕作飼養加工的，皮鞋不是你做的，路燈不是你安的，馬路也不是你鋪設的。

　　你所享用的這一切，僅僅在于你認真做好了你的那一份工作而已。百年前的這種描述，清楚地說出了工業革命創造巨大財富的奧秘可能在于法治和分工。復雜的產品和服務被分解為標準件、工序和流程，使得每個勞動者可以專注細節，不用承擔過于復雜艱辛的勞動。

　　但分工帶來分享的同時，也帶來了相互依賴和懷疑，你會懷疑房屋會否倒塌、食品是否安全、交通是否順暢安全，因此因城市化、工業化而集聚的人群，對契約精神的要求得以凸顯，而良好的法治是保證合約誠實制定、履行和違約處分的決定性力量。經濟學家中也流傳著“一支鉛筆的故事”，它用和巴師夏如出一轍的邏輯，顯示了脫離分工和法治，再聰明的現代人，終其一生的勞動，甚至不能產生一支鉛筆、一枚縫衣針。據此，我們可以和分享經濟等新鮮詞匯作比較。

　　一是分享經濟的本質可能在于分工的細化和產業鏈的減法型重組。互聯網技術、金融手段等因素使得和分享相關的產品和服務更便利化。你使用Airbnb和 Uber等，本質上仍然是住宿和出行服務，但分享改變了財富存量的配置和財富增量的提供方式。例如Airbnb模糊了個人住宅和共有住宅、住宅和酒店之間的產權邊界，專車APP模糊了私家車、汽車租賃和營運車輛之間的產權邊界，這是對既有財富存量的優化配置。同樣地，這種存量配置的改變也會帶來增量財富提供方式的變化，例如僅基于出行代步需求的智能汽車，很可能小型化無人化和分享化，這和新一代特斯拉寬大笨重的取向很可能相反等。但分享一定基于分工。

　　二是分享經濟的保障可能在于合約的復雜化和多方化。更細致的分工帶來的必然結果，是消費者最終享用到的商品和服務從生產、銷售、推廣、營銷到物流、售后等諸多環節，綜合交錯地涉及到了一系列的供應商和不同產業，這使得在消費端看來成為一個異常便捷的商品和服務消費。其全過程的合約變得復雜化和多方化，即合約不再是甲乙兩方，而是牽涉平臺甚至網絡的多方，這必然使得合約從訂立、執行、糾紛、處分變得更為復雜和困難，同時也就意味著消費者權益的保護更困難。

　　如果司法體系沒有同步跟進，那么分享經濟就可能不是太有序。我們之所以要做這樣的分解，就在于期待面對諸如分享經濟之類的新詞匯，政府能應對分工細化和合約復雜化的治理挑戰。新經濟走得是否快速順暢，往往在于其和傳統經濟之間的落差能否有效彌合并對接。如果在政策層面也只是熱議新詞匯，而不是重視社會分工和法制到位，再多的新詞匯也恐怕只是喧囂。

　　三是如果我們喜歡分享經濟等龐大的新詞匯，那么我們也許需要意識到，未來的互聯網以及互聯網等所構成的數字地球，必然是基于實名的多層復雜網絡，其極端有序性天然地排斥一切匿名節點和連接。落實到政策層面，我們需要關注的是，銀行卡、支付寶或者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賬號、微信號、SIM卡、市民卡、快遞包裹等，幾乎都起碼需要具備可留痕、可追溯的實名機制。甚至在我看來，未來電信企業接受一定程度的金融監管也并非天方夜譚，一個安全可控的可能涉及廣泛隱私信息的龐大國民數據庫也不是天方夜譚。

　　這些都需要我們謹慎應對。如果我們不能將新詞匯解剖為基于已有概念的重構，那么面對各種新事物，政策層面就難以以變應變。

　　中國正處于和平崛起和實現中國夢的關鍵十年，其并不存在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之類的威脅，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國民性格決定了中國未來社會文明程度很可能和日韓類似。環顧全球，除北美之外，以中國為重心的東亞可能是全球安全動蕩和經濟低迷中的另一個避風良港。

　　中國需要承受安全競爭的壓力，需要維持相對中高速的增長，需要使得政府體系繼續維持在改革開放中的良好運行，需要極其關注收入分配、實體經濟和教育體制等問題。如果中國能解決好自己的內部問題，不去輕易犯下明顯的政策失誤，那么，中國方案才能為國際社會所認知，中國故事遠未結束。

　　（原載21世紀經濟報道）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