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王劍

　　來源：王劍專欄

　　要點

　　五篇大文章體現了對當前國內國際經濟形勢的科學研判和對金融發展客觀規律的準確把握，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推進金融強國建設指明了方向。

　　2023年10月底召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加快建設金融強國的目標，明確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筆者從金融的本質和規律出發，嘗試厘清金融強國與五篇大文章背后的邏輯，為金融機構做好新階段的戰略布局提出建議。

　　從金融的本質和規律出發把握金融強國內涵

　　金融的本質是資金融通、資源配置和風險經營。金融發展規律和歷次危機的教訓表明，金融的長期穩健發展需要辯證把握發展和安全的關系：發展即為服務實體經濟，安全即為守住風險底線。從金融本質和規律的角度看，金融強國相較于金融大國應具備更高的防范化解風險能力和服務實體經濟水平。

　　更強的風險防控能力

　　金融是風險管理的藝術。金融機構通過合理承擔和管理風險獲得收益，資金配置其實也是風險配置。金融強國要求在更大規模和更高質量維度上實現風險與收益的平衡，需要更強的經營風險、控制風險能力與之匹配，以保障金融體系的健康運營。金融危機和系統性風險究其根本是實體經濟與金融發展失衡、金融風險超出市場參與者承受能力和管理水平等問題的集中體現；在金融強國建設中隨著金融業規模的擴大和金融創新的進一步發展，新的風險問題還將涌現，在風高浪急乃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面前，金融業必須能夠管得住風險，才能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發展。

　　隨著國內外經濟金融環境發生深刻變化，金融領域各種矛盾和問題相互影響，金融風險誘因和形態更加復雜，金融市場的波動性和不確定性增加，金融混業經營帶來的跨領域、跨行業、跨市場的交叉風險傳染使得風險挑戰更為嚴峻。此次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明確指出了當前金融領域存在的風險隱患較多、金融亂象和腐敗問題屢禁不止、金融監管和治理能力薄弱等突出矛盾和問題，強調了現階段風險防范化解的緊迫性和重要性，更強的風險防控能力是當前內外部復雜嚴峻形勢下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的現實要求。

　　更高的服務實體經濟水平

　　金融強國不僅是一個目標，也是對金融在強國建設中地位的明確。單就我國金融機構資產體量、金融業增加值等指標而言，已經接近甚至超過發達國家，但仍難以稱為金融強國，這表明金融強國與金融大國的區別不僅在于金融業規模，更在于金融結構的優化與功能完善，對外而言是國際金融定價權、金融規則的話語權和全球金融資源配置能力，對內而言是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的質量、效率和安全性。

　　從對內的角度分析，首先是金融資金進入實體經濟渠道的暢通，這也是防止金融業自我循環和脫實向虛的重要環節。其次是資金流入實體經濟的結構。金融資本的逐利、短視和路徑依賴致使資金可能在某些快速增長的行業累積，需要通過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結合，引導金融資金流向社會經濟發展所需的關鍵領域，也就是五篇大文章指出的重點領域，促進金融資本向產業資本轉化，以“輸血”帶動長期的“造血”，進而實現良性循環。

　　同時，還需優化金融體系內部結構，更多發揮市場作用促進金融服務降本增效。這就要求更加完善的金融發展頂層制度設計和政策監管體系，通過金融資產、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有序調整，形成優勝劣汰、正向激勵的市場環境，促進不同類型金融機構發揮自身優勢、協同配合，形成兼顧成本與收益、利潤和效率的高質量的金融供給體系，為實體部門提供穩定全面的融資渠道、高效率的資金支持、安全可靠的風險保障。

　　立足經濟形勢和發展任務理解五篇大文章

　　五篇大文章的五個金融領域既相對獨立，又緊密聯系，體現了對當前國內國際經濟形勢的科學研判和對金融發展客觀規律的準確把握，兼顧了不同時期、不同人群、不同行業、不同地區的金融需求，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推進金融強國建設指明了方向。

　　基于現階段經濟結構調整中的金融供需矛盾

　　我國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能的關鍵時期，舊的發展路徑已經打破，新的均衡還未建立。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和全球貿易摩擦頻發的外部環境下，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國產業鏈的壓制持續升級，新興經濟體對我國傳統產業的替代步伐加速，使我國產業鏈安全性、穩定性、競爭力面臨雙重挑戰；我國傳統“三高一低”產業占比依然較高，可再生能源取代傳統化石能源趨勢下，實現“雙碳”目標任務艱巨；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人口老齡化規模大、速度快帶來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的雙重壓力。

　　無論是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還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以及不斷提高人民生活品質等，都需要金融高質量發展作為強有力支撐。科技金融對科技創新的有效支持事關我國制造強國建設，以及能否解決先進技術領域的“卡脖子”現象等關鍵問題；綠色金融的發展有助于改善生態環境，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能源結構的優化反過來推動產業升級；普惠金融和養老金融則是改善民生、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

　　基于金融業供給側改革和高質量發展的需要

　　相較于強國建設、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我國金融服務還存在效率不夠高、質量不夠優、覆蓋不夠全等問題，對科技創新、數字經濟、綠色發展、中小微企業、老齡化等重大戰略、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服務還存在欠缺。這不僅制約了經濟轉型發展，還導致金融領域風險不斷積聚，轉變金融配置方式、推動金融業高質量轉型發展刻不容緩。實體經濟是國民社會發展的基石，是金融發展的根基，金融部門作為實體部門基礎之上發展的服務部門，也需要跟隨實體部門轉型升級。五篇大文章所對應的科技、綠色、普惠、養老、數字等社會經濟領域是對高質量發展的一種前瞻性思考和布局，既是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新動能，也是未來金融政策、金融產品服務創新、金融機構提升盈利能力需要把握的重點方向。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對應不同期限、不同客群、不同產業和不同風險收益等級，為不同金融機構未來發展提供了更多選擇和方向。

　　同時，科技金融和數字金融兩篇大文章對金融發展本身也會形成有力反哺。金融和科技的結合能夠推動金融業的創新發展和金融服務方式的轉變，提高金融服務的效率和質量。數字金融作為一種服務手段，通過將信息技術融入金融服務，有助于推動金融機構的數字化轉型，對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形成有效助力。尤其是普惠金融和養老金融所面對的長尾客群，其獲客與風險管控的高成本與普惠性低收益的矛盾也亟需通過數字化的手段進行平衡。大數據、區塊鏈、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科技的發展和在金融領域的應用，能夠為金融機構獲客、運營和風控提供新的解決方案，推動金融服務覆蓋度的提升和成本的降低，提升金融服務質效，對數據要素價值開發和數字技術的運用，也能夠給金融業務創新帶來更多空間。

　　基于經濟社會轉型中風險防范的需要

　　經濟轉型發展帶來生產、融資、就業、消費等領域的“陣痛”。從傳統產業到新興產業、從制造業到服務業、從唯國內生產總值（GDP）論到生態優先、從債權融資到股權融資等經濟金融結構的變化帶來就業結構、人口結構、資本結構的轉變，需要金融發揮優化資源配置和現代經濟潤滑劑的作用，提高金融供給與經濟社會需求的適配性，防范轉型風險。

　　新舊動能轉換是市場長期反復選擇和確認的過程，傳統產能的退出和產業轉型升級進程中，主動去杠桿、淘汰落后產能和出清“僵尸企業”等會導致潛在風險的積聚。當實體經濟保持高增長狀態時，潛在金融風險容易被經濟增量所掩蓋；但是當實體經濟增長持續減速時，就會面臨“水落石出”風險，風險防控壓力驟增。綠色發展和能源結構調整中，對于化石能源產業或以化石能源為主要動力的產業不能棄之不顧，也要給予合理的金融支持，幫助其主動進行轉型調整，以及通過合適的方式減持低效資產，幫助企業穩妥退出市場。

　　在一段時間內，我國金融資本以脫離真實需求“偽創新”的模式涌向房地產等快速增長領域，導致風險集中；現階段在逆周期和市場環境下行時又蜂擁至下沉市場，追蹤短期熱點，并且未充分考慮自身的風險管理能力和現有業務基礎。其結果是短期可能能夠獲得收益，但長期將導致風險隱患的積聚甚至行業風險集中暴露。新興產業發展對資本市場直接融資需求的增長也會促使銀行信貸投向下沉，流向之前覆蓋不足的中小微企業或個體戶、新市民、農戶等，不僅考驗其對新客群的風險畫像和產品定價能力，還會帶來大型銀行下沉擠占中小銀行生存空間的問題。總體而言，五篇大文章、五個相對獨立的領域為不同類型、不同規模的金融機構提供了更廣泛的展業選擇，金融機構應結合自身風險承擔水平和現有經營模式進行優化調整，避免行業內卷和同質化競爭。

　　發揮金融機構在金融強國建設中的主體作用

　　此次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要著力打造現代金融機構和市場體系”“完善機構定位”，并且明確了不同類型金融機構未來一段時間的角色定位和主要任務。金融機構作為金融強國建設中的核心主體，應進一步深化對金融本質和規律的認識，主動擁抱新階段新特征新機遇，圍繞五篇大文章明晰自身定位，堅持回歸本源，彰顯特色優勢，增強風險防范能力，實現以風險換收益的基本使命，在高質量發展中提升長期盈利能力。

　　明確戰略定位，把握政策機遇

　　國有大型金融機構、區域中小金融機構、政策性金融機構等在金融強國戰略中具有不同的任務和定位：國有大型金融機構要做優做強，在傳統“大而全”的業務模式下，要著重防范系統性風險和風險交叉傳染，發揮好服務實體經濟主力軍和維護金融穩定壓艙石的作用；中小金融機構要立足當地做好“小而美”的特色化經營，發揮普惠性、靈活性的優勢，深耕本地市場，服務中小微企業和地方經濟發展；政策性金融機構要堅守政策性職能定位，加大對具有正外部性的關鍵行業和領域的支持力度，著力解決單純依靠市場機制難以解決的融資問題；保險機構要提升風險定價和資產負債管理專業能力，滿足不同企業和群眾的保險需求，發揮經濟減震器和社會穩定器功能，減少各類風險對經濟社會的負面沖擊。

　　對不同類型金融機構定位的明確和完善，不僅是構建多層次資本市場、提升金融監管效率、優化資源配置的內在要求，也有助于促進市場形成錯位發展、良性競爭格局，避免同質化經營造成的風險過度集中和機構風險共振。不同類型金融機構應從統籌發展與安全的角度進行業務規劃布局，充分認識自身風險偏好和風險經營能力，明確在不同領域、不同客群、不同期限最優金融供給安排，在保持總量合理增長基礎上更加注重金融業務結構優化，實現風險和收益的統一，全面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和水平。

　　不斷增強防范風險能力

　　金融機構應提升風險治理能力，堅持早識別、早預警、早發現、早處置，提升風險合規意識，加強風險穿透管理，全面提升風控能力，切實維護金融市場秩序和社會穩定。不同機構風險防范的重點和方式不同，大型金融機構要做好產融風險隔離，有序化解過去因產融無序發展積累的風險隱患，杜絕各種扭曲甚至背離產融協同的本質和真實發展需求的“創新”，避免功能異化甚至無序擴張，防止風險交叉傳染。中小金融機構尤其是中小銀行在利潤增速承壓、內源性資本補充空間有限的情況下，要拓寬外源資本金補充渠道，夯實資本實力、提升經營穩定性。

　　在金融風險防范、化解與處置過程中應堅持市場化原則，把風險交給市場解決，有效規避道德風險，壓縮風險處置成本，倒逼金融市場主體改善自身經營。要進一步提高金融風險的市場化處置水平，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健全內部風險分散和吸收機制，發揮市場風險定價和風險配置功能，打破隱性擔保、政府兜底幻覺，才能促進金融業資源有效流動與市場充分競爭，實現金融與經濟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防范處置風險中的新增風險，確保市場平穩運行和金融體系的穩定。

　　創新金融產品，提升服務效能

　　五篇大文章所對應的科技、綠色、普惠、養老、數字五大領域，是我國經濟高質量轉型發展的關鍵，但其中部分領域具有長期性，對于部分短期市場資金吸引力較弱，未來政府必將在相關領域出臺一系列財政、貨幣政策，引導資金更多流向經濟發展所需的薄弱環節和關鍵領域。金融機構應充分把握相關政策紅利，結合不同領域資金需求和風險特征，優化金融產品和服務，找準讓利與盈利平衡點，實現自身的持續穩健經營。

　　針對科技型企業輕資產、無抵押、重投入的特點和生命周期不同階段的融資需求，采用股權和債權融合的金融服務方式，規范知識產權質押和股權質押貸款業務，創新金融產品和投融資服務模式，發揮直接融資對傳統產業轉型的引導作用，提升股權融資對前沿技術創新的支持力度，引導資金向優質科技創新企業集聚。針對中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規模較小，信息透明度低的特點，通過供應鏈金融等產品創新解決融資難題，推動金融服務升級。通過養老金融產品創新滿足差異化需求，提高居民的購買意愿，引導群眾做好養老投資規劃，增強群眾自身養老保障能力，提升金融覆蓋面和服務可得性。加快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發揮數字技術對金融發展的賦能作用，通過數字技術的應用、生態場景的搭建，提高金融效率和產品供給的精準性，以更低的成本為實體經濟提供更多便利化產品服務。針對差異化需求，推動養老金融產品創新，進一步引導群眾做好養老投資規劃，有效提高居民的購買意愿。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金融學碩士，CFA持牌人，曾供職于浙商證券、光大證券研究所，擔任金融行業分析師，2018年加盟國信證券，任金融業首席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