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車寧

　　農村金融市場在很長一段時間的主題詞將是“分化”，而拓展這類市場客觀上可謂“知難行易”，重點在于認知升級而非快速行動。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最后時光，實體經濟依然在轉型筑底中踽踽前行，而以貿易沖突為表象的國際經濟秩序調整更為這一進程平添幾許不確定性。與之相應，金融行業也在“空轉”和“創新”的廢墟上艱難探索防控風險和服務實體的新路徑。

　　有的機構持續發力供應鏈金融，試圖在工業互聯網領域“守得云開見月明”；有的機構多路猛攻零售金融，力求快速收割互金成果；有的機構嘗試轉型金融科技服務商，想要以“賦能”為抓手在同業業務再譜華章；還有的發力智慧城市、試水住房租賃……可謂林林總總，莫衷一是。

　　然而在各種探索中，無論傳統商業銀行亦或金融科技公司，無論規模大小資金厚薄，普遍將目光集中于具有普惠色彩的農村金融。特別是正在各地如火如荼推進的“數字鄉村”建設，更是因為與這個十年金融行業創新路徑的親和而博得更多青睞。大幕徐徐拉起，同業們懷揣擁抱下一個顛覆式創新風口的希冀奔赴農村這方“廣闊天地”，然而夢想與現實交織之下的數字鄉村能否兌現他們破繭成蝶的轉型期待？

　　農村金融的歷史與現實

　　所謂“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如果想要照見農村金融未來的發展圖景，就必須首先回顧歷史，分析現在。對于農村金融的每一個參與者，不管他是高高在上的決策者還是田間地頭的業務員，都對農業、農民、農村有著特殊情感。這種情感不僅是長期處于農耕社會的國人在思想文化底層對農村有如母體般的眷戀，更有著直接的現實因素：

　　一方面，我國經濟起飛不僅在歷史上多次以農村為策源地，在資本上也長期依賴于農業對工業的輸血，在特定歷史時期甚至扮演了“第一桶金”的角色；另一方面，我國史詩級的快速城市化進程也有賴于農村要素的貢獻，這種貢獻既是土地的，也是勞力的，更是通過人口轉移搭建了城市持續運營發展的生態基礎。最關鍵的是，正是以上工業化和城市化直接催生了作為服務業的金融和信息產業的繁榮，把金融人一路從歷史帶到現實。

　　不過，當我們以金融視角看待農村時，卻總是由于業務邏輯、知識背景、工作慣性當然也包括現實環境等原因，或是將發展城市金融業務的方法生搬硬套，或者干脆就做從農村抽血的買賣：

　　對于前者，或者是專注縣城和較大的建制鎮，特別是其中的政府和龍頭企業，這是金融對公業務邏輯的自然延伸；或者是專注返鄉農民工和已被整合進成熟產業鏈的小農場、小商戶，這是金融零售業務邏輯的自然延伸；或者是專注電站、路網等基礎設施建設，這更是信貸業務手到擒來的拿手好戲。不過，對于普通農村、普通農民、普通農業，金融服務的現有手段基本乏善可陳，部分機構的大多實踐莫不以不良激增草草收尾。

　　與深耕農村的慘淡現實相比，做資金轉移通道更像是一門有利可圖且可持續的生意，這也是為什么“存款大戰”在縣域三農地區屢禁不止的奧秘所在。在這里，大小銀行各擅勝場：大型銀行通過內部轉移，中小銀行通過同業業務，但殊途同歸的卻都是農村廉價資金向城市的轉移。

　　反思農村金融開展的瓶頸，最根本的原因還在于金融工具與農村經濟的“兩張皮”：一方面，金融作為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不同主體間跨時空配置資源的機制，其賴以發揮作用的基礎是現代經濟，而且也只有在現代經濟提供的各種信號工具下才能做到風險的精準定價與緩釋；另一方面，除了少數已經完成進化的“新物種”，農村經濟從思想到組織再到分工，都沒有真正實現與現代經濟的完整、深度整合，也就不具備金融真正發揮作用并進而重組生產要素的現實土壤。然而這些問題近年來似乎正隨著“數字鄉村”這一政策的提出和實踐的推進而得到逐步解決，農村金融的參與各方似乎也各自正在發生一些積極的變化。

　　農村市場的內外變化

　　對于金融機構來說，數字鄉村具有市場和工具兩重面向。就市場面向來說，隨著內外部形勢的變化，不管傳統商業銀行亦或金融科技企業都普遍陷入了轉型焦慮——既是避免被技術和后來者的創新所顛覆，也是努力在發展到達頂點前尋找到維系增長的“第二曲線”：對于傳統商業銀行來說，作為“吃飯部門”的對公業務疲態盡顯，不但增量受阻，存量亦有四面楚歌之感。更關鍵的是，傳統金融機構還在前期城市線上線下的消費金融大戰中失利，拱手讓出了業務場景和技術應用的主導權。而對于金融科技企業來說，城市零售業務也正在觸及市場和客戶增長的天花板，過去賴以生存和快速發展的寬松政策環境和由此帶來的低廉合規成本也一去不復返。

　　除了前述市場面向對長尾客戶的挖掘，就工具面向來說，數字鄉村可以視作金融科技在三農市場的應用：一方面大大縮小了這一市場原本廣為詬病的信息不對稱鴻溝，為金融機構提供了精準獲客活客、計量成本收益、有效風險防控的手段；另一方面提供了場景、搭建了生態，不僅使商業模式更具有持續性，對客戶更具有粘性和約束力，同時這種熟悉的打法也可以使經受金融科技洗禮的各類機構更迅速、更有效地服務農村金融市場。

　　除了金融機構外，另一個重要變量——地方政府的發展策略轉型也不能不引起重視。在工業化、城市化的余暉之下，地方政府還要繼續探索未來信息化的轉型方向，而且與以前不同，除了經濟發展之外，其服務民生和社會治理的職責也得到了突出強調。這樣，地方政府一方面試圖運用大數據、云技術、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等信息技術成果以“數字+”、“智慧+”的手段盤活農村生產要素，點燃經濟發展的二級火箭；另一方面則又以此為抓手擴大公共服務供給，同時增加社會治理的廣度、深度和有效性。在這一過程中，地方政府既需要金融機構的資金、技術及前期建設經驗，同時又有望形成規模頗為客觀且潛力巨大的數據資產和商業場景，這些都成為二者一拍即合的基礎。

　　除了上述要素，農業、農村、農民自身也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農業方面，圍繞耕地從所有權、承包權“二權分離”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足鼎立”的歷史性變化，以專業化農場為代表的工業化、規模化生產組織方式加速替代自然經濟，給金融服務接入創造了更好條件；農村方面，在前期以城市化和工業化為主的經濟發展中，除了部分已成為城區的農村外，其他區域也多少惠及發展成果，不但基礎設施頗有改觀，以土地為代表的集體資產也大為增值；農民方面，除了顯而易見的收入和消費水平增長外，更深刻的還有因互聯網技術和商業模式向農村傳導而帶來的農民現代信息技能提高和思想觀念變化，從而使得零售金融破天荒地在農村有了發展的內生動力。

　　數字鄉村作為金融場景的潛在風險

　　通過以上分析，以數字鄉村為契機，農村金融的騰飛似乎已是箭在弦上——在這個領域，機構有意愿、政府有動力、農村有條件，一切都顯得那么水到渠成。然而辯證法理論告訴我們，由于內外矛盾的普遍存在，事物也不可避免地有著兩面性甚至多面性的呈現，更遑論農村金融這樣一個“復雜系統”：

　　首先來看金融方面。一方面，由于之前數十年對城市市場的專注與投入，金融機構已經離農村“太遠”，再加上以電商為代表的新生產要素紐帶的形成，進一步拉開了金融機構與最終客戶的距離，以至于金融機構選擇回到農村時，竟也不得不選擇與本地電商企業開展合作，由此不難想到會增加服務成本及信息不對稱風險；另一方面，金融服務本身并不創造價值，而只是促進價值實現的手段，在農村，效率過高的支付轉賬會加速資金外流，理財業務在給農民財富增值的外衣其實做的也是資金轉移的生意，而信貸更會產生負債成本，一不小心甚至會摧毀其發展的原生動力。總之，金融畢竟不是財政，即使是具有普惠色彩的農村金融，本質上也仍然是一種商業，不可避免的具有“反噬”性。

　　其次來看科技方面。吊詭的地方在于，相較于城市市場，基礎薄弱的農村金融本不應該大規模部署科技手段，但正因為其薄弱，反而使得傳統手段無法進入或成本高昂。在這里，傳統銀行通過手機銀行+離行機具+三方渠道，以科技手段覆蓋物理網點職能；科技企業通過電商生態+智慧農村，同樣也試圖建立覆蓋全面的綜合服務體系。而且隨著彼此間的短兵相接，從基礎的助農取款、轉賬匯款、現金匯款到代理繳費、消費結算，以至于到理財、保險、貴金屬投資，越來越多的功能在各種渠道上部署開來。與之相伴隨的，是更密集、更深度的信息收集，更復雜的前后端以及與合作方的系統架構，甚至是一些未得到監管明確許可的、有爭議的獲客、面客方式，這些都是未來風險滋生的淵藪。并且考慮到農村金融市場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該類風險一旦爆發，不僅傳遞效應廣、處置難度大，而且會給相應機構以資金和聲譽的雙重打擊。

　　最后來看政府方面。實事求是地說，農村金融，尤其是面向未來的數字農村、智慧農村金融，表面上或許2B（對公業務）、2C（零售業務），但實質則毫無疑問2G（政府業務），處理好與當地政府的關系是農村金融最具挑戰的風險和藝術。政府方面的風險首先在于實際工作的開展往往集中在縣鄉，數字鄉村建設、營商環境優化在頂層設計上往往因專業性的不足而出現缺失，甚至“一朝天子一朝臣”，工作缺乏必要的連續性；其次也在于人員緊張、事項復雜而造成的資源統籌不足，“畫餅”經常難以實際落地。另外，數字鄉村從模式上看也是一種平臺經濟，而且是帶有公共基礎設施色彩的平臺經濟，在這里，服務和管理、民生和盈利、資源控制和開放共享等的內在緊張無一不考驗著地方政府的運營水平。

　　另外，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農村金融業務的開展還不可避免地受到宏觀層面的影響，數字鄉村雖然為三農市場提供了信息化的積極變量，但這一領域工業化和城鎮化正在發生的負面情景也不能不引起重視：一方面，雖然以特色農場、觀光農業等為代表的農業經濟越來越多地接受了工業化、信息化的組織模式而切入到現代經濟生態，但原本活躍的例如紡織等鄉鎮支柱工業企業卻因為種種原因大面積退出市場；另一方面，雖然大中城市的消費習慣和商業生態正在以連鎖企業和電商平臺兩個渠道向縣域、鄉村延伸，帶來了消費的趨同性和增長，但農民或主動、或被動地向城鎮遷徙購房又消耗了其購買能力，增加了負債杠桿。

　　金融服務數字鄉村的展望

　　當前，各類機構圍繞數字鄉村進行的農村金融業務已在神州大地如火如荼鋪展開來：在平臺建設上，通過手機app的功能擴展和在合作商戶部署電子機具，以輕資產的方式推動渠道下沉，這可以視作對網點功能的優化和替代；在對公業務上，通過供應鏈金融服務模式，借助技術手段和龍頭企業從信息和組織兩個方向塑造生態圈和產業鏈，在服務好大企業的同時努力把服務半徑向中小微企業延伸；在零售業務上，通過自建電商平臺及合作電商平臺提供的消費場景，既為消費者提供小額、便捷的消費貸款，又為平臺商戶（小B）提供零售業務邏輯的經營貸款，同時也依托當地政府的數字化公共服務平臺推進繳費支付等業務；此外，機構們還根據自身優勢和政策要求，開展諸如金融扶貧等特色業務，推動工業品下鄉和農產品進城，前者服務了農村客戶，后者則撬動了城市優質客戶。

　　不過整體看來，即使被冠以“數字”、“信息”和“智慧”等名義，由于農村金融市場的現實制約和服務的歷史路徑依賴，各家機構的打法并不新穎，也并不復雜。其實，如前所述，被各方視作未來風口的數字鄉村金融市場在各種作用的交織下，呈現出色彩斑斕而又紛繁復雜的圖景。坦率地說，農村金融市場在很長一段時間的主題詞將是“分化”，而拓展這類市場客觀上可謂“知難行易”，重點在于認知升級而非快速行動。在筆者看來，策略安排首先要正視以下問題：

　　首先從市場看，農村金融過去、現在甚至未來很長時間內都不會是一個完整統一的市場，從目前來看，其更多表現為“3+1”的結構布局：第一是已經作為城市郊區的農村，這里農民從經濟生活到消費行為大都已經“市民化”，其產業、土地也都是城市生態的一個組成部分，前期的金融服務供給足夠充分，除了紙面上的統計數字外不能貢獻太多有價值的增長；第二是正在被納入信息化軌道且有工業化、城市（鎮）化基礎的農村，這里不但有蓬勃興起的“小鎮青年”等新消費群體，也有正在快速信息化、網絡化的工廠農場，無疑將成為農場金融競爭的主戰場；第三則是自然稟賦較差、經濟生態仍較原始的邊遠地區，這里主要還是通過網絡渠道提供基礎的普惠金融服務，滿足其基本消費需求，并努力以金融扶貧為抓手探索因地制宜的市場策略。另外在這三類“實體農村”外，還存在著一個以社交、電商等平臺經濟為紐帶的“虛擬農村”，后者與技術、與金融最契合，最容易編織故事、開展業務、產生成果，未來推動這種虛擬農村與實體農村的覆蓋將是農村金融業務開展的重要撒手锏。

　　其次從業務看，數字鄉村雖然擎起的是信息化大旗，但真正能落地的反而是工業化、城市化場景。在這里必須充分理解宏觀經濟發展中工業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關系。從時機上看，農村經濟的此次起飛本質上是工業化、城市化對農村的反哺，而從效應上看，工業化、城市化能容納更多的就業、消費和發展空間，能夠創造更大價值，信息化在當前看來效果還未充分展現，反映在金融上也更多是價值的流轉而非生產。因此，農村金融業務開展的關鍵還是圍繞農業、工業生產和土地，以其為中心部署和創新金融產品，以信息化為代表的電子渠道建設、風控獲客工具優化則應主要發揮支撐而非主力作用。

　　最后從策略看，需要從實際出發清晰判斷不同市場、業務的“紅海”與“藍海”，“叫好”與“叫座”，并匹配不同的資源和打法：比如對于一些支付業務來說，本質上其實是在“高大上”技術外衣下對紅海市場的再分割，整體利潤未有明顯成長反而增加了業務開展成本和市場競爭主體；而對一些信貸業務來說，雖然表面上增加了技術投入、引進了分潤伙伴，但卻形成了分工科學、工作有效的合作網絡，可謂將業務由“可能”變為“現實”的藍海市場。不過，對于數字鄉村這樣帶有普惠和創新色彩的業務來說，利潤可能都不是唯一重要的，相較于此，機構的政府關系、社會形象乃至對前沿的探索、團隊的磨練在這方市場無疑更具意義。

　　(本文作者介紹：金融新興商業模式的長期觀察者，現就職于某大型銀行，北京市網絡法學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