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秦朔

　　問題是在于，我們過去的增長方式并不集約，更多依賴外延擴張和負債增長，是速度依賴型的，同時仍然存在不少體制性障礙。在這種情況下增速一旦掉下來，大部分企業就特別難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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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文章基于對一句流行語的思考而展開——“2019年是過去10年里最差的一年，卻是未來10年里最好的一年。”去年也有這樣說2018年的。類似的流行語還包括“30歲以下的年輕人可以洗洗睡了”等等。

　　這些流行語代表了一種擔心和焦慮，且不斷蔓延。

　　上周一家證券公司首席經濟學家的演講刷屏。他認為，中國經濟的減速過程存在大量結構性原因，且沒有結束，真正的問題是老齡化明顯加速，在2027年后會顯著加速。因此未來10年的增長中樞不大可能高于5%，如果處理得差，就將面臨保4%。所以宏觀上想法不要太多，對經濟企穩反彈，對新周期不要想太多，要接受現實。要自下而上，埋頭苦干。

　　上周四在深圳和張維迎教授交流。他也提到，中國經濟過去的高速增長主要來自套利，即外國企業家在前面創新，中國企業家模仿套利，但當套利空間和模仿空間越來越小，就要從套利走向創新。而創新在技術和商業上有高度不確定和長期性，經濟增速不可能像套利時代那么高，指望回到8%是不可能的。

　　其實經濟學家在闡釋增速下行時，更多是一種基于事實和邏輯的表達，并不等于他們對未來就很悲觀。因為以中國目前的規模，增速慢一點，增量仍不小，只要發展是健康，可持續，創新驅動的，并不需要特別擔心。何況中國的增速在大型經濟體中還是最快的。

　　減速時刻并不是至暗時刻。如果未來10年中國經濟能夠做到——每年增量保持正增長、增速超過通脹率兩三個百分點、增長方式更加集約高效、保持較為充分的就業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穩定提高，則即使這10年增速下到5%甚至4%，也不能得出“2019年是未來10年里最好的一年”的結論。

　　根據不少國內外機構測算，中國的名義GDP到2030年前后超過美國是大概率事件。如果是這樣，怎么能說未來10年中國經濟是越來越差、連2019年都難以超越呢？

　　問題是在于，我們過去的增長方式并不集約，更多依賴外延擴張和負債增長，是速度依賴型的，同時仍然存在不少體制性障礙。在這種情況下增速一旦掉下來，大部分企業就特別難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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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過去兩個星期從北到南走了一些城市和企業，深感增速下行帶來的問題，如安心與信心的問題，資源配置不公平固化的問題，傳統供給不適應新需求的問題，行業集中度提高帶來的洗牌與淘汰問題。

　　舉幾個我聽到的例子加以說明。

　　一家年銷售額1500億元以上的民企負責人說：“我對中國前景是看好的，但在經常接觸的企業中，我屬于少數派，很多人說我是‘左派’，因為他們都不是很好過。”

　　一家年銷售額2500億元以上的民營鋼鐵企業負責人說：“我們做大了，很多同行倒下了，我老家是一個地級市，不銹鋼最火的時候有100多家企業，現在基本都沒有了。”

　　一位曾在政府工作的人士說：“很擔心的一個情況是，政府越來越多地進行資源配置，像資源總包商，央企、大國企是一級批發商，民企都在下面。很多資源不敢給民企，怕有私相授受嫌疑。越往下，資金成本越高，而且還很難拿到。”

　　一位做地產投資的企業負責人說：“今年企業縮減辦公面積、退租的情況比較嚴重，P2P集體倒了，一些拿了B輪、C輪風投的科創型公司也在退租，去年則是影視公司退租。物流倉庫的需求也在下降，客戶續租時不再擴大面積，我們想提租也沒談判能力了。購物中心、中等酒店的情況目前還可以。”

　　一位了解電商行業的人士說：“現在有些電商在促銷日的價格比之后售價還高，比如促銷時產品價格是2000元，促銷后是1800元，消費者肯定選擇24小時后退款、再買，這就創造了兩次GMV（網上成交金額）。”

　　我還聽到，由于增速不佳，地方領導為了不被某某城市超過，先算定必須完成的數字（如增長8%），然后向下攤派，區里再向企業攤派，“數字注水”。有些報給政府的數據明顯被美化，一家房地產服務公司負責人說：“我們要給領導面子，寫字樓租金價格事實上跌了百分之四五十，我們只報百分之一二十。”

　　我的采訪調研基本在發達地區，這里尚且如此，別的地方很難說能好到哪里。微觀轉弱變差，則地方征稅壓力增大，債務增加，財政困難，銀行不良資產壓力攀升，也就是很自然的事。

　　既然這樣，為什么不大力刺激呢？一位大公司的CFO說：“如果是貨幣刺激，過去的經驗就是，錢一定通過‘政府-銀行-開發商’的邏輯釋放，房價上漲，成本更高，而現在強調‘房住不炒’，不可能大放水。沒有泡沫，日子會苦一點，但這才是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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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中國經濟一向有信心（本文第四部分會再闡述），所以對“2019年是過去10年里最差的一年，卻是未來10年里最好的一年”一直不以為然。前不久一次公開演講中，我還說，歷史將證明這只是笑話。一個經濟體的產出（規模）10年間每況愈下，這種案例并不多。“二戰”后東亞多個經濟體都躋身高收入經濟體，中國人均GDP目前只是世界中等偏上水平，勞動生產率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0%多，還有相當的提高潛力，特別是“質”和效率的潛力。

　　但最近的這些觀察，讓我開始思考：假如2019年真的是未來10年里最好的一年，也就是說我們會陷入10年低迷，這在什么情境下才是可能的？

　　本文第一部分已經說了，從增速看，未來10年很可能是下降的，但“下”不等于“差”，而是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的結果。歷史上有些“上”，狂飆突進，不計代價，結果一地雞毛，說明“上”也不必然都是“好”。因此，經濟增速下臺階屬于“可以接受的應然”。

　　什么是我們要力避的差的狀況呢？從世界經濟歷史看，10年低迷的情境，大致可以分為五種：

　　一是資產市場過度泡沫化，崩盤后長期低迷。典型的如日本。日本泡沫經濟在1980年代中后期形成，1985年東京都的商業用地價格指數為120.1（以1980年指數為100），1988年漲到334.2，1990年東京都的地價相當于整個美國的土地價格。此后泡沫破滅。2005年日本國土交通省發表的1月1日“公示地價”顯示，與1991年相比，全國平均住宅地價下跌了46%，回到1985年的水平，商業用地下跌了約70%，是1974年后的最低水平。另有數據表明，從1992年到2003年3月，日本全國金融機構沖銷了近100萬億日元的不良資產。

　　二是爆發重大經濟危機，復蘇需要漫長時間。1929年10月24日由紐約股市大跌開啟的美國大蕭條，被認為是人類遭遇的規模最大、歷時最長、影響最深刻的經濟危機。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數據，1929年美國人均GDP為850美元，連跌4年到1933年的449美元觸底，至1941年達到950美元，花了12年才超過1929年的水平。即使以實際GDP總量計算，1936年也才超過1929年，花了7年時間。

　　三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是世界銀行提出的，意思是中等收入經濟體既無法在人力成本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制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很容易停滯和徘徊。典型的是阿根廷，1977年到2018年人均GDP的復合增速僅為0.63%。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包括創新的瓶頸、傳統增長方式的失靈、貧富懸殊與社會嚴重分化、宏觀經濟政策缺乏穩定性和有效性、尋租腐敗猖獗、法治建設滯后等等。

　　四是長期陷入戰亂、種族或者宗教沖突，社會嚴重不穩定。如伊朗，2008年人均GDP為5630美元，2018年為5491美元。如阿富汗，2010年人均GDP為543美元，2018年為520美元。都是10年不漲反跌。落后經濟體不僅經濟是落后的，國家治理能力也是落后的，有些國家的治理能力甚至處于瓦解半瓦解狀態。

　　五是偏離經濟、民生和社會發展主航道。如“文化大革命”。歷史已充分證明，黨的決議也早已指出，“文化大革命”在理論和實踐上是完全錯誤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雖然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經濟大體保持了一定增速，但給老百姓帶來的生活改善微乎其微，無法延續，只能改革。（見下表。出處：王小魯《改革40年的回顧與思考》）

　　改革前的GDP、工資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增長

　　注：表中金額為當年價格，增長率按不變價格計算。工資和城鄉收入增長率是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平減得到。1957年前無居民收入統計，該時期收入增長用消費增長數據代替。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1999）第22頁、（2010）第8-24頁。

　　總結一下，經濟過度泡沫化，爆發重大危機，陷入“向上上不去、下面又受擠”的中等收入陷阱，社會長期不穩定，偏離經濟發展主航道——在這些情況下，都是可能出現10年低迷的。這些情況中的每一種都會誘發重大系統性風險，如果出現并發，就會走向國家的失敗。

　　當然最后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外部世界出現嚴重的冷戰或熱戰。這種極端情況多年沒有發生。古話說“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作為一種“情境學習”，這種局面也應納入戰略預判。中國追求和平發展，要盡全力促進外部環境的和平。

　　未來10年中國會不會出現上述的情況呢？我的答案是不會。回顧改革開放歷史，前瞻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部署，以人民為主體、積極發展、穩中求進、求新求好是基本態勢。現在需要的是在百年大變局的新背景下，增強憂患意識，正視問題，洞見隱患；察于未萌，止于未發；穩定預期，激發活力；凝聚共識，共赴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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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最后這一部分，我會將同樣是在最近調研采訪中受到觸動的一些細節，和大家分享。

　　中國平安的一位朋友說：“上周我見到曾在平安工作過的一位外國銀行家，他在平安干了7年，后來回到英國。他告訴我，非常懷念平安，他脾氣急，但回到英國對下屬沒有辦法下指令，只能商量這件事能不能做，如果下屬不同意就不能做。而在中國，員工非常投入，有高度的紀律性，執行力很強，充滿奮發精神，有一種指揮千軍萬馬的感覺。”

　　一位經濟型酒店的管理者說：“酒店服務員很辛苦，待遇也很低，一個月3000塊，不包吃不包住，但她們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在深圳這樣的地方還是能活下去。由于待遇低，大概四五個月就換一茬人。但她們還不是最低的，麥當勞、肯德基的服務員一個月是1600塊錢、1800塊錢。我也想給酒店服務員加工資，目前她們的工資加社保一個人一年我要付7萬塊，10個人就是70萬，如果加幾十萬，我的利潤就會少一塊。你問流動性大是不是問題？倒不是，這要感謝改革開放，中國有大量熟練的勞動力，比如看簡歷，在鉑濤酒店干過的不用考試就可以來了，一來就能上崗了。”

　　一位深圳創新型制造企業的創始人說：“深圳和珠三角有全世界最完善的制造體系和配套，你在硅谷有個創意，要變成硬件需要幾個月，在深圳只要一個星期甚至幾天。因此創新的速度是不一樣的。深圳的制造成本在上升，要轉移，很多轉移到內地。比如立訊精密，這是一個讓富士康都感到壓力的企業，到湖北恩施去投資，要招工一兩萬人。工人的底薪1500元，做六休一，加上加班費和獎金，一個月收入是3500元到4000元。這就幫助當地不少家庭脫貧了，而且那里機會不多，員工特別穩定。政府也千方百計幫助企業招工。”

　　一家高科技企業研發部門的總監是女性，她說：“我們企業因為有底層技術的創新突破，蒸蒸日上，訂單做不過來，但我看網上很多文章都說經濟不行和衰退，看的心態很不好，所以現在只要一看到負面標題，我根本就不打開。”

　　社會價值投資聯盟（深圳）是一家有20人左右的社會組織，秘書長白虹在金融業干過20多年，曾任中國工商銀行釜山行行長，萬事達卡國際組織全球大客戶副總裁。多年前，白虹開始一邊做金融一邊做公益。做著做著，發現思維再也回不到用掙錢的單一指標來界定成功的框框里，于是在2016年全職投身公益，并鼓動一批青年才俊加入，開發上市公司義利并舉的價值評估體系。基于這一體系，博時基金很快就要發行“博時中證可持續發展100ETF”產品。她們在南山區東濱路一個滿是創業公司的大樓里有兩間擠得滿滿的辦公室，她和9個員工擠在一間，她本人過去幾年是零薪全職。很多人說她做科技金融多好，為何要誤入歧途，“不著調、不靠譜、不賺錢”，但她覺得，她開始多維度地考量人與世界的關系。

　　中國經濟的陽面與陰面，在我的視野里交叉出現，都是真實的存在。有風華正茂一往無前的創新成功者，有懷著夢想跌打滾爬的創業探索者，有踏踏實實天天加班的本分者和耐受者，也有在怨聲、無助、抑郁中的掙扎者和落魄者，還有貪婪依舊只是更加巧妙和隱蔽的尋租者。

　　這個時候，我的選擇是什么，我要帶給讀者什么？雖然調整是痛苦的，有些東西是不公的，讓人失望的，但我總是能從身邊，從無論是轟轟烈烈還是普普通通的人們那里，感受到我們民族仿佛與生俱來的創業、奮斗、自力更生的精神。這是一種文化特質，它構成了經濟增長背后堅強的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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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最近的一些觀察。在之后的“大視野”中，我將從實例角度和大家分享我所看到的中國創新的新力量究竟在哪里。在經濟增速下行中，我看到了許多清晰的實實在在的希望。

　　經濟壓力很大，企業困難很多，委屈也不少。希望政策制定者、監管者、實施者多了解實際情況，煥發同理心，不要從口號到口號，不要不兌現對企業的承諾，或者只是“一刀切”。現在還有不少輾轉騰挪的空間和余地，可以做很多建設性的、有針對性的工作，不要忽視和漠然，最后讓那些心中有結的企業徹底失望。而著眼長遠，推動法治化、市場化、普惠化的制度變革，這更是省略不了的，而且越早越好。

　　過去的增長，是在基礎薄弱、基數很低背景下的增長，一馬平川，是“奔”的階段。

　　未來的增長，是在傳統紅利下降、創新紅利有待挖掘，甚至簡單創新已經不夠，需要進入復雜創新、底層創新、科學創新背景下的增長，山路崎嶇，是“登”的階段。

　　艱難困苦玉汝于成，滄海橫流方顯英雄，這是成就偉大經濟體的必由之路。不可能輕飄飄就過得去的。也不可能靠“金融化繁榮”達成。

　　在這關鍵時刻，讓我們做愿力的使者，用勇氣、韌性、創新找到價值提升之路。劫火不能侵愿力，咬定青山不放松。

　　人皆有怨，怨皆有因，需要排解。但不要把怨氣變成一種結構化的生活方式。你唱空外界，也會唱空內心，你唱衰周圍，也會唱衰自己。倘若弄得人人不安，人人有懼，那說不定2019年真是未來10年里最好的一年。

　　相信我們每個人都不愿中國未來如此。我們全部的努力，應該是為了明天更好。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