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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在近期的股市論爭中，有人給你戴了不少帽子，如“中國經濟學家的良心”、“中國格林斯潘”、“莊托兒”等，對此你如何評價？

　　吳敬璉：要說明的是，股市論爭不是一個新提出來的問題，爭論早在1993年就開始，到現在已經7年了，有的問題我就不想回答了。至于近期股市論爭中有人給我戴的新帽子，我認為，爭論中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是很正常的，不必要一一去討論。至于我是什么樣的人則需要通過自己的行動，由公眾來評價，一天到晚去討論這些問題沒有多大意思。

　　記者：你對股市的關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中小股民的利益，但有些中小投資者認為你使他們賠錢而對你進行指責，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現在最想對股民說什么？

　　吳敬璉：現象與本質有時候確實不太容易分得清楚。因為你從一個時間段落來看，莊家炒作會讓中小投資者在一個小的段落上賺錢了，甚至可能發財了，但是從整個周期來說這是不可能的。我還是重復那句話：單純的炒作或者說和投資無關的單純的投機不能創造物質財富。一種最突出的情況就是，當大量的銀行資金入市的時候，幾乎相當多的人都可以發財，問題是銀行的資金、政府的資金它早晚是要還的，它最后落在誰的身上？

　　去年有篇文章說，去年有大量的銀行信貸資金入市。這樣入市，它當然就可以把股市頂起來，頂起來后不但莊家可以賺錢，中小投資者看起來拿到的錢也增加了，但這錢是空的，它背后是什么？如果是有物質財富作后盾的，那就是說政府把全國人民的錢拿來投進去了，那就是說全國人民作了捐獻。如果不是，它是印了鈔票，這個鈔票早晚會對物價發生影響，物價漲了以后，落在誰的身上？不是落在全國人民身上嗎？如果說政府用來收稅，這個稅又落在誰身上？

　　這里不外乎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有人偷換了概念。我說單純的炒作不能創造物質財富，他卻說股票投資是不創造財富的，另外一種情況是大家的概念是一致的。我們經濟學家一般說在基本概念上不會有太大的差錯。比如說董輔教授就明確地說了，他的炒股概念跟我是一樣的概念。董先生是這么說的：“在我國證券市場中進行著激烈的短期投機，也即通常說的炒買炒賣”，他跟我說的概念完全兩樣，他說什么全民炒股是大好事了，什么全民炒股也是創造財富了，不是“零和博奕”了。這是怎么推理出來的，我覺得不好理解。你要從長期來看，從整個過程來看。

　　1996年我在深交所的雜志《證券市場導報》寫過一篇文章，叫作《我國證券市場建設的大忌》，當中有一段話：我說碰到這種時候，我就常常忍不住想引用捷克新聞記者伏契克的話：人們，我是愛你們的，你們可要警惕啊。這可以表達我一種心情。曾有一段時候，在1月十幾號曾有許多中小投資者在網上給我批評，我還是這么一種心情。

　　記者：有媒體說，您是中金公司的首席經濟學家，摩根士丹利公司是中金公司的第二大股東，摩在全球唱空，你也在唱空，這似乎暗示您與摩根士丹利之間有某種默契。您怎么看這一問題？

　　吳：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這個公司中國建設銀行是第一大股東，第二大股東是摩根士丹利，第三大股東是新加坡國家投資公司，第四大股東是香港一位工商界人士，第五位股東是中國技術投資擔保公司。這是個投資銀行，是中國政府倡議設立的一個規范的投資銀行。

　　要簡單地回答：沒有；要復雜地回答，我認為這個問題本身有問題。因為中金公司是個獨立的法人，它并不對它的每一個股東的行為負責，現代公司往往有幾萬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股東，法人實體與股東之間是有界線的，這是第一。從中金公司的觀點看來，我是中金公司的雇員，我并不是摩根士丹利的雇員。　　　　　　　(下轉第3版)

　　第二，從中金公司來看，中國政府為什么要成立這個投資銀行呢？我的體會是我們覺得市場經濟發展到現在，市場經濟中的各種組織要符合國際規范，所以我們需要把它建立成為一個股份公司形式，而不是像我們其他一些投資銀行屬國有獨資，這是由多國的股東組成。中金公司組建的時候，確實是希望摩根士丹利提供技術支持。它其中有一條對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它的各個部之間要有防火墻。我作為首席經濟學家，我只管一個部，就是研究部，研究部的工作不能根據它的內部信息來走，比如說中國去年和前年許多大國有公司的改組是由中金公司做融資顧問的。最早的中國電信1997年上市主承銷就是中金公司，后為聯通、中油、中石化、寶鋼、增發股票的康佳都是由中金公司做主承銷的，它從客戶那里拿到許多內部信息，但是研究部的工作不能靠內部信息，這樣它會誤導。據我所知，1929年以前美國就發生過這樣的問題，摩根財團又做商業銀行業務，又做證券業務，于是它做哪一樣就用商業銀行貸款去把它托起來，所以美國1933年銀行法要分業經營，就是針對這種情況。按照去年去世的權威米勒先生的說法，認為混業經營是開錯了“方子”。去年美國國會已經改了，可以混業經營了，但這個問題要防止，怎么防止？就要有自律，有公司的自律，有行業的自律，還有監管。包括投資銀行內部投資銀行部(替人做融資顧問、做全球協調人，做主承銷的部門)這個部門針對每個公司的小組之間有防火墻，不然它有利益沖突，比如說中油也是中金做的，中石化也是中金做的，它的人要是串起來的話，客戶就不干了。我要你當主承銷，把全部信息都給你，結果在研究過程中你就給我的競爭對手捅過去了，這是不行的。

　　第三點，摩是不是在全球“唱空”？這個根據是什么。第一，做投資銀行的不是搞投機的，不是散布空的消息或者多的消息，如果它是這樣的話，這個投資銀行本身有問題；第二，如果它老是唱空的話，它又跑來做我們國有上市公司的主承銷，這也有問題。摩做中石化，中國聯通也是摩做的，中國電信也是摩做的，如果它真的是在里面做投機，而且是作空的，那么這有問題啊。我們這些國有企業怎么會讓它做了主承銷？所以我說，這是個非常嚴重的指責。如果是有根據的話，你應該正式地提出來，要求摩回答，并說明為什么唱空，為什么又到我們市場里面來做主承銷？如果摩回應，就找到你了，問你為什么散布我這個消息，在一個法治國家這個問題會引起法律問題。所以我不能直評，摩是不是搞唱空的，這個事情應該由提出問題的人正式提出，確有根據的話，有關單位恐怕會要求摩回答到底怎么事。曾經有過一件事情，摩有個分析員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前后說了一句亞洲市場不景氣，引起了香港市場動蕩，在后來一次中金論壇上，我們中金公司的董事長王歧山就非常嚴厲指責這個分析沒有道理。另外一個報紙發表說，“有一個流傳很廣的說法”，下面緊跟著就是這些話。這樣的媒體恕我直言就不太正常了，媒體是公眾的傳媒，不是一個傳播小道消息的地方。我們現在社會法治很不健全，但這種自由還是有的，你還是可以直接了當地把這個問題提出來，這樣就比較好。

　　記者：最近有兩位經濟學家提出要“上書全國人大”，說部分經濟學家與股票市場的操縱者合作。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吳：這個話提得不太明確，這個合作是什么意義上的合作？如果是發表一種意見，它可能對莊家比較有利，我看這沒有什么問題。可以發表這樣的意見，要保護他們的權利。而且經濟學家也是人，他是公民，他自己就可以做股票，做投資也可以做投機也可以，都沒有問題。

　　至于說操縱股價就有問題，操縱股價是刑事犯罪，如果在操縱股價上有行為不端那是嚴重問題，但是提出這種指責本身就是很嚴重的法律問題，他的判斷也要由法律來判斷。不能私下議論誰有問題。昨天有人問我，經濟學家很有錢，這是不是有問題？我認為錢數不是問題，合法不合法才是問題。胡長清、成克杰的財產可能沒有前10名最大的民營企業家有錢，但后者是合法的。

　　這次股市的爭論是7年來的爭論的繼續，不是我要來挑起這個爭論。1987年開始，體改委找了8個經濟學家牽頭各做一個規劃，其中一個是吳敬璉課題組，另外有北大課題組，還有人大課題組，這里面講了怎么使證券市場健全化，需要做些什么。在1999年6月2日的國務院征求經濟學家關于宏觀經政策的會議上，我明確地指出，這種托市向老百姓圈錢的做法是完全錯誤的。那天在場的經濟學家很多，你們可以去采訪，比如說蕭灼基教授那天也在場，而且他和我持完全相反的意見。(本報記者袁一泓北京報道)《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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