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指一揮間,中國的證券市場已經走過了十年的發展歷程,回顧開始的歲月,似乎還是昨天的事情。當首任中國證監會主席劉鴻儒回憶證券市場剛剛啟動的那段歲月時,深有感觸的說,理論禁區的突破、觀念的轉化和認識的統一對于證券市場的建立和發展來說是首要的問題。這也是證券市場十年發展留給我們最重要的經驗和教訓。
紐約交易所新中國第一張股票的來歷
如果為新中國證券市場寫大事記的話,以下的幾件事是不可能被忽略的:1980年8月人民銀行撫順支行代理企業發行211萬元股票;1982年深圳寶安公司向社會發行股票;1984年9月北京天橋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發行定期三年的股票;1986年8月沈陽信托投資公司首先開辦窗口交易,代客買賣股票和企業債券。1988年中國人民銀行下撥資金組建33家證券公司,同時財政部組建一批證券公司。在深滬交易所誕生之前,新中國證券市場走過了漫漫十年的萌芽期。
時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后擔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的劉鴻儒親身參與和推動了這一新生市場的最初發展。1986年的一天,美國證券代表團來京召開研討會,對新中國剛剛啟動的股票市場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想尋找一張股票帶回美國。劉鴻儒回憶道,當時我拿來天橋商場股票一看,定期、定息加分紅,嚴格地說不能算作是股票,只好緊急打電話給上海市人民銀行,送來了由1984年1月上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發行的股票,由于相對比較規范,將其送給了美國人,于是在美國紐約交易所的展覽柜臺里有了新中國第一張股票。
從自發發行股票到分散交易,五年的光陰過去,直至1985年以緊縮銀根和社會亂集資現象為導火索,國務院開始關注資本市場建設,經過組織研究,4月,一份建議集體企業、國營小企業采取股份制經濟形式的研究報告擺上了國務院的辦公桌。其后,1988年作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措施,大中型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開始試點,然而深圳市場推出的深圳發展銀行和萬科公司的股票卻發不出去,不過事態很快出人意料地發生了逆轉。1990年5月,“股票熱”烈火熊熊燃起,優厚的分紅派息方案以及發行數額供不應求,勾起了人們的股票發財夢。盲目搶購之風盛行,交易場所人山人海,甚至要出動警察維持秩序,劉鴻儒至今還清楚地記得當時實地調查時的熱鬧場面。
自發分散交易帶來的弊病已經顯露無疑,缺乏法律規范管理,透明度低、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得不到保護,對社會安定已經造成不良影響,局面已經發展到了是取締還是規范發展的選擇關頭。
江澤民作出指示:保留試點,暫不擴大
深圳股票熱有人暴富,引起了高層人士的關注,劉鴻儒三次率調查組深入到深圳、上海的交易網點實地研究對策。同時傳來了股票市場是搞私有化,應當取消股票交易的聲音。1990年11月,深圳市、珠海市舉辦十周年慶典,江澤民帶領各部門領導出席。此次他是帶著問題而來,在返回北京的飛機上,他同劉鴻儒進行了兩個小時的談話,臨下飛機江澤民同志作出指示:上海、深圳兩個試驗點要保留,繼續試驗不能撤,但是暫不擴大,謹慎進行,摸索經驗。
中國的股票市場度過了一次劫難。
此后,劫后余生的股票市場振作精神,1990年12月深圳證券交易所、上海證券交易所相繼誕生,從此結束了各自為政、分散交易的時代,標志著證券市場由自發分散走向集中統一規范發行和交易的新時代。劉鴻儒告訴記者,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變化。然而有關證券市場姓“資”姓“社”的爭論仍在繼續,困擾著證券市場的發展,由于風險大、爭議大,證券市場基本處于維持狀態。直至1992年小平南巡講話,姓氏爭論才得以冰釋。
8·10事件引發緊急成立證監會
劉鴻儒回憶道,1992年2月后,在國務院的指示下,體改委聯合有關部委制定了13項股份制試點配套法規,隨后各地股份制公司很快地發展起來,出現了新一輪股票熱。是年8月11日,深圳發生了“8·10事件“,國務院緊急做出反應,決定成立專門的證券監管機構,由此產生了由13個部委組成的國務院證券委,另成立中國證監會,負責日常監管和決定執行。
至今,劉鴻儒對決定其命運的那一次談話仍記憶猶新,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基找到劉鴻儒,說出了讓其擔任證監會主席的決定。此時,劉鴻儒已經從事了12年的金融改革,從90年起開始集中全力研究建立和發展證券市場,責無旁貸。10月,劉鴻儒走馬上任,開始創建證監會的工作。
劉鴻儒在證監會有一段名言:股票市場價格猛漲,上邊擔心有意見;股價猛跌,下邊有意見;不漲不跌,所有人都有意見。證券監管部門要在這種環境中工作鍛煉,冷靜分析形勢,及時采取措施,在防范風險和發展中去探索道路。
劉鴻儒告訴記者,在他看來,第一屆證監會從事的是開創性的工作,任務是開荒,打地基建軌道。基礎工作十分重要,不能路沒修好就盲目開快車。
在規范中發展,在發展中規范
上任伊始,由于股市規模發展受到限制,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強化規范、防范風險上,當然救火工作也沒少做。目標很明確,把市場風險降低到最小。先是《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出爐,后是《證券交易所管理辦法》,這些法規在以后的若干年為證券市場的規范發展奠定了基礎。提起此事,劉鴻儒認為,這是他擔任證監會主席的主要貢獻之一。
劉鴻儒告訴記者,深圳“8·10”事件實際上是由技術問題引發的社會不安定。為了改革股票發行方式,他曾專程到香港取經,在北京燕莎寫字樓與臺灣同行詳談了兩個整天,當時,曾想采用香港的辦法,采用個人認購,預先繳款,鎖定認購款,但是由于銀行做不到,未能實施。最后采納了臺灣的辦法,無限量發行、先發行認購表、抽簽決定,得到了國務院的批準。1993年7月青島啤酒[微博]首次采用新的發行方式發行股票,證監會派出了20多人的實地考察組,結果中簽率很低,但發行過程穩定。劉鴻儒說,盡管當時知道采取這種辦法造成了人力和紙張的浪費,但是為了保證社會穩定,只好為之。以后,股票發行改革為存款單方式,再以后進一步發展為網上發行,在股票發行的探索過程中,我們是花了成本的,可是求得了社會的安定。
劉鴻儒說,防范風險有一個進化過程,完全杜絕風險不可能,要在解決市場遇到的問題中不斷修改完善法規。證券市場十年發展的另一條重要經驗就是:健全立法,嚴格執法。只有依法治市,才能有效保護投資者利益,才能使市場健康發展,才能使不同方面的利益沖突得到平衡。
劉鴻儒說,我在證監會有一句名言,上市公司質量是證券市場穩定的基石。擔任證監會主席以后,劉鴻儒曾經對各國股災進行過研究,以印尼為例,起初印尼的證券市場由于環境優越,吸引了大批的外國投資者,但是一年以后,就是由于一家上市公司披露虛假財務信息,使得外國投資者對該市場失去了信心,最終撤走資金,市場一落千丈。
證券市場就像一座百貨大樓,如果賣的商品都是假冒偽劣,再輝煌的萬丈高樓,早晚也要倒塌。國際經驗告訴我們,證券市場都是垮在上市公司質量問題上。劉鴻儒這樣告訴記者。在實際工作中,他主持建立了發行審核委員會,同時制定了嚴格的信息披露制度。
特定歷史階段遺留的特殊問題
作為新中國第一批留蘇學生,劉鴻儒曾經在蘇聯專心學習政治經濟學。從馬克思對股份制的論述中他找到答案,即股份制不是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可以導向共產主義,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所利用。然而實踐中存在的難題是,如何建立一個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特征的證券市場。
于是在證券市場發展的最初階段,維護公有制主體地位成為許多政策措施的出發點。1993年11月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生產某些特殊產品的公司和軍工企業應由國家獨資經營,支柱產業和基礎產業的骨干企業,國家要控股并吸收非國有資金入股,以擴大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和影響范圍。與此相聯系,在股份制試點中內部議定了,國有股必須達到控制程度,個人股實際占比在40%以下,由此,證券市場出現了特有的國有股、法人股不能流通現象。當記者問及對此問題的看法時,劉鴻儒說,證券市場發展是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正像搞市場經濟一樣,開始不可能一步到位。但的確給以后的發展留下了歷史包袱。
該問題直到十五大,中央明確提出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重組,國有經濟要有所為有所不為,才將國有股減持擺上了日程。發行額度控制的管理模式同樣體現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期的特征。劉鴻儒告訴記者,當時要求上市的公司特別多,同時國家計委從控制證券市場發展規模、控制計劃外投資建設的角度,要求上市公司要有一定的額度控制,起初并沒有將額度分派給各省區,由于出現了地區之間的不平衡,因此采用了給各省發放上市額度的辦法。這個制度存在很大弊端,但在當時的情況下起了一定的作用。
1992年劉鴻儒曾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闡述股市的三大作用:低成本融資、促進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推進經濟結構調整。以往進行的結構調整大多是增量調節,而證券市場可以促進存量的調整。從兩交易所成立,證券市場十年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但至今這些依然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在證監會擔任主席不到三年,劉鴻儒得了個“劉頭"的稱號,多年過去,至今他依然保持了專家式的作風。(記者劉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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