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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武平
自謂竊書不算偷的孔乙己輩，類似“背會唐詩三百首，不會作來也會偷”樣的老話，大約打小就爛熟于胸；不少庸常文人自然會以為，剽竊并非怎么了不起的丑事。為謀稻梁而著述的人，誰會不懂“照一份資料抄是剽竊，就多份資料抄，則是研究”的道理呢？何況還有羅蘭·巴特“作者已死”的宏論可以借來撐腰的嘛。所以某作家涉嫌剽竊事發的時候，
以各種名義跳出來打抱不平者的行狀實在是好看的緊。代人喊冤枉的一位詩人的邏輯尤其高妙，其鑿鑿之言很可援作共賞奇文的。文末說：英國莎士比亞的幾乎所有作品都是根據歷史故事改編，王爾德著名的《莎羅美》是根據《圣經》改編，俄國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是根據大量報刊雜志的戰史和將軍、士兵們“親歷記”和“回憶錄”創作，而且他們沒有在作品后面加上任何出處的注明。不相信可以立刻找來《戰爭與和平》翻看(哈金在書里還注明了出處)……如果說這樣一來也叫抄襲的話，哈金先生應該和莎士比亞、王爾德、列夫·托爾斯泰等可以數出一大串的人物一道站在法庭上去受到審判。
這似乎高明的反駁，仿佛是“作者已死”宣言的翻版。但聰明往往也誤于聰明，饒舌的論者只不過一知半解而已。他并不知道，如今人們所重視的“著作權”，即使在法律至上的美國，也只是近幾十年才時興的概念。“剽竊”盡管古已有之，但二十世紀之前，堪可考稽的文壇盜竊訟案幾乎沒有。這情形在中國也是差不多的。精于版本校讎的黃裳先生就說過：“中國過去大抵不大重視所謂知識產權問題。各朝法律都沒有相應的條文，也不見有誰為了著作權或發行權去打官司的記載。”不過沒有鬧出筆墨官司，卻也并不意味文人學者都會默認剽竊是什么光榮的事體。李天綱教授就記過這樣一段學界逸聞：著者中稍稍取用一點他人觀點，拾人牙慧，老派教授們就會表明態度。并不嚴重，可能就是一頓白眼，幾聲譏誚，頂多再加私下里的幾句忠告，就起作用了。例如，復旦歷史系周谷城教授為了教學需要，在三四十年代，參考威爾斯《世界史綱》和趙翼《廿二史札記》等書的線索，因陋就簡地譯著了《世界通史》和《中國通史》，見解和立論相當不錯。但是系里嚴謹治學的教授們如周予同、譚其驤等談起來還是會訕笑說：“抄書也能成家”。
豪俠義士還會說，既然是歷史小說，誰又有本事不參考歷史記錄呢？涉及歷史的部分不能發明，當然得根據歷史書籍。史實不可捏造也不必回避，但虛構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對話，卻要盡量避免細節雷同，這似乎是歷史小說家的常識。但人們看不懂的，受到指控的作家，為何要把回憶錄中的“美國的將軍也不過如此，就像你們毛主席說的，是紙做的老虎”，在小說要變成“美國的將軍也不過如此，就像斯大林說的，是紙老虎”。
沒有法律知識，不知道“紙老虎”的細節，會不會可用作呈堂證據？但我沒有忘記，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凡是虛張聲勢嚇唬人的家伙，總不過是紙老虎而已。
不管是紙老虎，還是紙上的老虎，有什么可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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