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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井加蓋、建亭子，用石灰、黃泥和少許水泥鋪設“水泥路面”，就連豬圈里也裝上了空調和地板磚，一棟房屋能安上５０００個燈泡。砌了瓷磚的豬圈太滑，有豬在里面摔得骨折。
湖南省嘉禾縣珠泉商貿城違法拆遷事件在２００４年曾震驚全國。一年多過去了，《經濟參考報》記者最近在包括嘉禾縣在內的一些地方調查采訪時了解到，過去那種由政府主導的“強力推進”、損害群眾利益的野蠻拆遷雖已淡出，但拆遷并未步入良性循環。一邊是政府拆遷成本有限，一邊是被拆遷戶挖空心思提高價碼，“拆遷博弈”往往陷入“雙輸”困境。
艱難的“依法拆遷”
眼下，無論是舊城改造、商業開發或是防洪工程等公益性事業，一與拆遷沾邊就困難重重。這一點，在湖南省郴州市和其屬下的嘉禾縣可見端倪。
郴州市房管局拆遷處處長唐朝利說，自從“嘉禾事件”之后，拆遷幾乎成為“天下第一難事”。位于湘粵兩省交界處的郴州市近年來經濟發展較快，但大片舊城區的改造卻相當艱難。如今郴州市新改建的繁華商業區內到處是一座座破爛不堪的釘子戶房，拆遷部門將其戲稱為“碉堡”。因為拆遷不順，還導致“斷頭路”、“橋通路不通”的現象。
拆遷困局甚至還影響到了城市防洪等公益性工程。貫穿郴州市區的燕泉河，是條常年洪水肆虐的臭水溝，沿河群眾深受其害。然而，改造燕泉河這種造福百姓的公益工程同樣遇到了拆遷困擾。唐朝利告訴記者，燕泉河改造公程從2004年8月進場施工至今只推進了281米，“平均兩天一米。”唐朝利苦笑著說，“盡管99%的沿岸居民配合政府拆遷，但離開了剩下的1%，工程就無法推進。”
“從中央到地方政府早已出臺了許多拆遷法律法規，補償也制訂了詳細的標準。但一到具體實施，往往就失靈。”負責燕泉河改造拆遷的一位干部對記者說。“關鍵是拆遷方和被拆遷方對政策的理解不一樣。被拆遷戶往往斷章取義，對自己有利的就堅持，對自己不利的就不承認。”
曾用“四包兩停”推動拆遷的嘉禾縣，近一年仍然修了不少路，城鎮面貌略有改觀。但珠泉商貿城依舊如一片廢墟，３０多戶當年的釘子戶基本巋然不動。他們打橫幅，寫對聯，正“紀念嘉禾事件１周年”。“我們只能在人口稀少的地方搞項目，最好沒有拆遷任務。”當地一位干部說。
“拆遷博弈”在“四搶”風中陷入困局
嘉禾事件高潮過后，記者在長沙縣就曾目睹農民搶建違章新房、搶裝修、搶挖漁池、搶栽果樹，如今，在一些城鄉結合部，農民“四搶”風已經泛濫成災。
暮云鎮位于長沙市和湘潭市之間，記者前期在鎮里一個村莊中看到，雖然圍墻上到處張貼著措辭嚴厲的嚴禁建違章建筑的政府通告，但圍墻后面，農戶們正在攢足勁地“頂風作案”。在一家農戶的院子里，遍地裝飾材料。樓上陽臺新裝上了不銹鋼護欄，頂棚還用細細的角鋼打個架子，蓋上了“陽光板”。幾個裝修師傅站在木制腳手架上抓緊貼瓷磚。走進房間，只見屋頂掛著個稀稀拉拉的“吊頂龍骨架”，四面墻壁從頭到腳都裹上了用一種廉價人造革做成的“軟包”，門窗框架上，劣質三夾板一釘，就成了“包門包窗”。
記者在村里轉了一圈，只見這里幾乎家家戶戶內外都裝修得粗看像“歸國華僑”。很多農戶連菜園子都新建了貼著劣質白瓷磚的圍墻，一些露著稻垛的田里面“栽種”著紅桎木等苗木。“用的都是最劣等的廉價裝修材料，有的貼瓷磚連水泥都不糊，用黃泥伴石灰，苗木也是不久前剛剛插上去的。”暮云鎮一位干部說，“農村到處都有‘四搶’裝修隊，水泥空心磚一堆就砌房子，拆了馬上能壘起來，其余什么不銹鋼、鑄鐵圍欄、鋁合金門窗、無煙灶臺等都可以廉價租賃，今天征地補償登記小組去了這家，明天那一家又把這些東西拆了裝在他家里充作補償登記項目。”
拆遷差價補償是造成“四搶”成風的主要原因。“一般情況下，裝修補償往往超過房屋本身補償額的１．２倍至１．５倍。”長沙縣國土局一位干部對記者“揭秘”：農民只要在裝修材料上做文章，因為同一品種材料，質量有高有低，價格相差１倍甚至十幾倍。采取質地最差的、價格最低的同類或類似不合格裝飾材料進行粗糙裝修，就可最大限度套取補償利益。因為補償標準遠遠高于水田，一些農民還熱衷于大肆搶挖魚塘。“一臺挖掘機，幾天就可挖出十幾口魚塘。農戶們并非真的想養魚，而是趁機套取國家高額補償。”長沙縣政府辦副主任吳四龍說。
眼下，“四搶”風正在四處蔓延。在國家批準設立的湘潭市高新區，記者來到一處村民索取高額補償的“灌溉水源”和“良田”處，發現村民所謂“面積有３畝的灌溉水源”只是一個小臭水泡，“良田”則荒草連天，難見耕種的跡象。
在湘潭市高新區即將征收的“城中村”，滿街都是用黃泥、木條和地板磚草草拼成的“養魚池”，所有的圍墻、房屋甚至豬圈都用黃泥粘上了大塊面磚，水泥空心磚搶建的房屋比比皆是，但都搖搖欲墜，不能住人。農民院落，“四搶裝修隊”正在大干快上，為房屋加蓋塑料陽光板、不銹鋼大門、防盜網，一間２０多平米的房屋能用鋁合金細條隔成上１０間“房屋”。“到時候粘上夾板，貼上人造革，這間房子的軟包裝修面積就能達到幾百個平方。前些天刮大風，吹破的陽光板、鏡面磚至少數千平米。”在一些村莊的入口處，還有村民打出大標語橫幅：要求按照城市國有土地出讓方式進行拆遷——將補償的要求提高了１０倍以上。
據了解，僅在長沙市，農民“四搶”造就劣質違章建筑大約超過５０萬平米，不僅耕地被濫占、林地遭到毀壞，而且拆遷成本劇增，一些原本規劃好的項目隨時有中斷的危險。而項目一旦中斷，那些想趁拆遷之機撈取高額補償的農戶也會因此血本無歸。“最后結果就是雙輸。”官員們無奈地說。
“嘉禾后遺癥”癥結何在
在一些層面對拆遷叫苦不迭的同時，也有人提出了另一種思考：拆遷難其實是一種社會常態，而“嘉禾后遺癥”，病根兒還在拆遷紛爭之外。
首先，“與民爭利”造成拆遷難。
近年來，“商業步行街”、“城市休閑廣場”等項目工程成為一些地方領導所熱衷的“形象工程”、“民心工程”。而這些工程往往處于城市中心，拆遷攤子很大，困難重重。一旦遇到拆遷阻力時，有關部門又經常“損害多數人的利益”的大帽子來強壓被拆遷戶，這種情形往往加劇了被拆遷戶的逆反抗拒心理。事實上，有許多工程背后往往隱藏著政府的利益，如“廣場”、“花園”建成后帶動周邊地價上升，促進政府土地、財政增收等，往往帶有很濃厚的“與民爭利”色彩。可以說，如果政府不改變自身的行為方式，以“多數人”名義剝奪“少數人”的利益，拆遷的難度將會越來越大，矛盾激化還將影響社會穩定。
其次，社會保障滯后加劇拆遷難。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步伐的加快，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城郊村和城中村面臨拆遷。而這些地區絕大部分被拆遷戶缺乏最根本的社會保障，往往將拆遷的機會看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企圖通過抬高補償價的“一錘子買賣”來解決自身的保障問題。
湘潭市高新區主任劉碩科在談到農民的“四搶”現象時認為，一個政策性的難題就是目前的補償政策是短期性的，房產、土地，一攬子貨幣補償，沒有后續生活安排、沒有向城市一樣的社會保障體系作為后盾，老百姓不得不“四搶”。
此外，執法部門“駝鳥政策”使拆遷難上加難。
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在一些公益性工程上，少數人的漫天要價、刻意刁難的現象也十分普遍，而作為強制拆遷的裁決和執行者，某些執法部門卻一味采取回避態度。特別是在“嘉禾事件”之后，強制拆遷對于相關官員來說變得十分敏感，對拆遷問題不立案、不受理已成為少數地方執法部門的一個“潛規則”，有時即使是法院裁決可以強制拆遷，但在執行中也不敢落實，甚至將自身不作為的原因歸咎于“上面政策不切實際”。這種“駝鳥政策”、“上交矛盾”的做法，無疑助長了歪風邪氣，使拆遷工作變得難上加難。
“嘉禾后遺癥”的出現，并不說明“老百姓變刁了”。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被拆遷戶法律和維權意識覺醒的一種初級表現。相形之下，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工作方式的轉變、政策的配套完善卻相對滯后。拆遷，是行政的難點。應難而上，則可能成為落實依法行政的新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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