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貧富分化加劇 窮人送水富人開轎車上課

　　記者 葉鋒 劉丹 肖春飛

　　如同現在報紙的一個版面會同時刊登農民工遭遇工資拖欠的報道與某個富豪榜發榜的新聞一樣，眼下的高校每天也都在上演著大學生們貧富對比的“生活情景劇”。9億農民與4億城鎮居民不斷拉大的收入差距，正在1300多萬在校大學生群體中間劃上一道或隱或顯的“溝”。在這個寒風漸起的季節里，我們把目光投向全國校園里270余萬的貧困大學生。

　　大學生中的貧富分化日益明顯

　　小唐是華東師范大學體育與健康學院的大三學生，每周他都要花一兩天的時間去送水。騎上車，趕到學校水站，車后掛上一個用于安放桶裝水的鐵架子。約20公斤重的桶裝水，他一次最多帶上四桶，然后吭哧吭哧地蹬車穿過校園，到達目的地后，再一桶桶扛在肩上往辦公樓或教工居住的小區樓里送。

　　紅紅的掌心，磨起了一層粗糙的繭，摸上去像是一位老農的手。日積月累，肩膀上也起了厚繭。“送水工可以說是勤工儉學崗位里最辛苦的，有時要扛上三樓、五樓，半天累下來，回宿舍再要上樓幾乎都邁不開步了，在床上一躺下去都不想起來。但想到一天能有八、九十元的收入，可以補貼一點生活費，心里還是蠻有勁的�！�

　　小唐來自江蘇

　　仗著自己有一副健壯的身板，小唐一入學就在學校20多類勤工助學的崗位中選擇了送水工作，“送一桶水就能拿3元錢，比較劃算”。

　　與小唐蹬自行車大汗淋漓地送水不同，同在華師大對外漢語教學專業的學生小余卻每天開著豐田車上下課。

　　這種場景在如今的高校已非罕見。像小唐這樣的貧困生占大學生總數的約20-30%，而如小余一般條件優越甚至生活"豪闊"的學生也不在少數。他們閑時會將筆記本接上寬帶，下載某位樂壇明星的新歌，然后存進索尼MP3或MP4里邊走邊聽。和貧困生爭分奪秒擠時間勤工助學不同，他們一到周末就和朋友出游、逛街，可能在品牌服裝店花數百元為自己添一件線衫，尋找一家像樣的菜館享用晚餐，去“錢柜”唱歌或是在酒吧里坐聊。小余說，“一個月下來光生活費消費兩、三千元，一般不算多！”

　　華東師范大學學生輔導員劉曉麗博士認為，如今大學生中的貧富分化日益明顯，在上海這樣經濟相對發達、大學密集的城市就更加突出。

　　關注高校貧困生的“軟貧困”

　　據觀察，在貧困生群體中，存在一種心理、生活和學習態度上的分化：一部分出身寒門的高校學子通過勤工儉學和發憤苦讀，贏得眾人的刮目相看；同樣也有不少內心敏感的貧困生因一時的經濟困難和心理困惑，從此放任自流甚至自暴自棄，不斷地逃避，不斷地感嘆生活的空虛和無奈。

　　從社會學的角度講，貧困不只是單純的經濟困難，即硬貧困，而更主要是駕馭和調動各種社會資源的能力較低，即軟貧困。

　　專家指出，貧困生所要面臨的社會關系不僅包括對物質資源的調動和利用，而且包括對信息技術、人際關系的協調和把握。當一個人因這一套關系失衡而導致他無法滿足自己的基本需求時就體現為“軟貧困”，換句話說就是“精神貧困”。

　　華東師范大學勤工助學部主任王駿分析認為，目前高校貧困生的“精神貧困”主要有三大表現：

　　一是自我封閉。上海交通大學農學院的大三學生陳恩桃在學校多個社團和部門兼職，他說：雖然這些協會、部門為學生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接觸他人、融入學校和社會的機會，但很多貧困生似乎不愿意加入到這些團體中來。

　　華東師范大學農學院的一位學生小李就是這樣“心向往之，人不能至”的一個例子。他說，許多協會、部門常常組織活動，一起吃飯或者一起出游，無奈囊中羞澀，又不像“城里人”那么擅長交際，那樣“肯定過得很郁悶，還不如不參加”。

　　二是對虛擬世界的沉迷。高校貧困生中存在一種“分化”。一部分刻苦好學，成績拔尖，而也有一部分人則“郁悶地”遠離人群，整天與電腦為伍，聊天，游戲，無所事事地打發光陰。

　　小李說，自己在網絡游戲方面“絕對是高手，在虛擬的空間里能享受到勝利的感覺”。但他說，玩了一天在深夜關機睡覺的時候，“常常有一種空虛感，想到家里在地里辛勞的父母的時候，還會有一種犯罪感”。

　　三是對社會和城市的隔膜。一直堅持在學校送水的小唐坦言，自己畢業后不想回家工作，但對上海這樣的城市又“沒有感覺”。

　　小李說，自己其實心里很想跟別人，尤其是家在上海的同學交朋友，但除上課外，和同學在一起的時間很少，一是怕被人看不起，二是也沒錢和同學一起出游、娛樂。于是兩年多了，朋友的圈子依然僅限于同鄉和室友，有時會“感覺很孤獨，很無聊，在這座城市生活好像沒有意義。”

　　誰給貧困生貼上了“貧困標簽”？

　　長期潛心研究教育問題的熊丙奇教授說，貧困生的心理一般很脆弱，突出表現為他們的“自尊心”比其他同學更強。

　　然而，我們高校有時無意中卻傷害到了他們。

　　“凡貧困生買手機者，不能享受國家高額獎學金�！睎|華大學2005年《學生手冊》上赫然標明的這一條款，提倡節儉、反對浪費，看似合情合理，卻引起了校內諸多貧困生的質疑和不解——難道貧困生就一定要被貼上“消費標簽”嗎？

　　東華大學二年級學生小紅(化名)怎么也想不通， 在手機日益成為普及性消費品的今天，便宜的不過幾百塊錢，卻因背負“奢侈”的“罪名”，讓自己失去了獲得高額助學貸款的機會，這讓她很失望。

　　從小在農村長大的小紅，父母均為農民，靠種田為生。人在學校，每周定期當家教成了她解決學費和生活費的主要經濟補充�！爱敃r為方便聯系家教，我咬牙花了700元買了部手機作為通訊工具，沒想到這竟成了我申請國家獎學金的最大障礙。”小紅說。

　　熊丙奇教授指出：“如果以剝奪貧困生正常消費需求為前提進行幫困，無異于變相的歧視。貧困生應該得到與其他學生一視同仁，而不應打上低消費‘標簽’，否則既不利于維護校園形象，也將使‘民心工程’失掉‘民心’�！�

　　按照教育部要求，高校有義務為家庭經濟困難、品學兼優的學生提供無償資助；而哪種學生屬于無償資助范疇就得由學校說了算。由于貧困生群體具有隱蔽特征，進行貧困生的判定向來是一個“世界性難題”。

　　“學校幫困資源，尤其是國家高額資助有限，這無疑束縛了學校的‘手腳’。以東華大學為例，學校共有1000多名特困生，而國家獎學金僅有170個名額，而真假貧困生難以識別。為了將有限幫困資源有效利用，學校不得不‘擦亮眼睛’�！睎|華大學學工部主任王克斌說。

　　現階段，我國社會的誠信體系建設不完善，有些地方政府一包煙甚至一句話就可“變通”幫助開具貧困證明。王克斌透露，為保證幫困的公平性，東華大學試著在保留證明的前提下，以輔導員觀察、班委推薦、宿舍長檢驗等方式作為補充來篩選“貧困生”。

　　“以往學校出現過這種情況：有手機的學生申請到了獎學金，而無手機的學生卻未能申請成功，這引發了不少貧困生的抗議。學校為了盡量‘擺平’，最終在獎學金申請條件上加上‘未配備手機’這一附加條件。"王克斌無奈地解釋著學校的兩難境地。

　　據記者了解，很多高校即便不明文指出，也暗自以是否擁有手機等所謂的“奢侈品”作為判定貧困生是否能申請資助的“潛規則”。

　　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于海表示：“配有手機者不可享有資助”之錯不在高校，其根源在于高校資助資源“僧多粥少”。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加緊開拓社會資源，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熊丙奇則進一步表示，高校幫困是一項“民心工程”，學校應從“強權關心”轉變為“人文關懷”——以學生為本，鼓勵學生購買與生活、學習密切相關的用具，而不能以所謂的“高消費”為由，處處設限設卡，以道德名義對貧困生進行有意無意的歧視和傷害。

　　“高校設置綠色通道、獎學金等方式助困，是社會的一大進步，但打造‘無形的綠色通道’，讓貧困生擺脫‘貧困標簽’生活，才能使幫困的效果真正得以體現�！�

　　幾年前，有部風靡一時的電視劇叫《上海一家人》，主題歌的前兩句是：仰起頭，先把淚擦干；走過去，前面是個天。如今這話用在上海交通大學的陳恩桃身上卻十分貼切。

　　接過記者遞過去的一杯水，陳恩桃咕嘟咕嘟一口氣喝完，連說“太渴了�！闭麄�上午，他從市郊趕到位于市中心的上海市第二中學，為20名市區貧困家庭的孩子義務補課。

　　“我也是貧困生，我喜歡與這樣有類似經歷的人一起交流，或給他們一些幫助。”他的話里透著一股豁達。

　　這份豁達來得不容易。2003年9月，他從四川自貢市的邊遠農村獨自來上海交通大學農學院報到。當時的學費是7450元，可陳恩桃攜帶的

　　他說，走進學校的超市，看著滿貨架的東西，他覺得件件都貴，實在“下不了手”，轉悠了半天，然后在服務員略帶鄙夷的眼光中低頭離開；同學相互招呼著去專賣店買衣服，他只有一個人偷偷地到附近的地攤上去逛，否則一件名牌衣服就足以讓他“傾家蕩產”；他還拒絕了和同學一起去打球的邀請，因為連一雙球鞋都沒有……

　　跟許多貧困生一樣，他的內心變得自尊而敏感。在很長一段時間，他不愛跟人交流，尤其“不愿跟上海人說話”，他說：“我的普通話帶著很重的家鄉口音，語速又快，怕被人嘲笑，而且我和他們也沒有太多共同話題。我不喜歡作為一個貧困生被他們看到和談論�！�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陳恩桃都將自己封閉起來。他喜歡離開學校，跑到很遠的地方去做家教，把周末的時間都拋擲在校外，“最多的時候做8份家教，既是為了打工賺錢，也是為了遠離人群，避免他們的語言和眼光觸到我的痛處。”

　　不過，當家教的經歷給他帶來了意外的收獲。“我走進很多城里人的家庭，在給孩子輔導的過程中，親眼見識了城市里的貧窮和富裕家庭的居住、生活狀況。許多人都在艱辛而體面地活著，貧困生憑什么要自卑自閉？”

　　從“外圍”了解了這座城市的“底細”后，他開始調整自己的心態，積極融入到學校的生活中去。在接下來的兩年時間里，他做過學校圖書館閱覽室的值班員、樓道清潔工、網絡管理員、學生事務中心助學部的干事等，同時，還擔任了插花協會的會長。

　　“多種勤工儉學和協會的工作，在解決我經濟困難的同時，也極大地鍛煉了我的能力，促使我盡快融合到學校這個整體當中去，收獲一種成就感、認同感與歸屬感�！�

　　在物質上和精神自我脫貧的同時，陳恩桃想到了幫助別人。眼下，他資助著湖北羅田縣、安徽宿松縣和內蒙古伊金霍洛旗納林希里鎮等地的三位貧困中小學生，每學期共為他們墊付500元學費。此外，他還在申請明年10月份去內蒙古伊金霍洛旗支教一年。

　　在學校，陳恩桃已并不在意別人叫他“貧困生”。他說，自己在心理上早就“脫貧”了，不懼人言，“說到底，既然都在一個學校里，大家都有平等的奮斗機會，都可以由此改變自己的命運�！�

　　有關統計顯示，截至2004年底，僅在上海45.2萬名全日制本科生中，就有7萬人的家庭月人均收入在400元以下，其中有3.5萬人的家庭月人均收入更是在最低生活保障線295元以下。而在全國，在校的貧困大學生多達270萬人。

　　華東師范大學心理系的鄧賜平博士是青少年心理研究問題的專家，同時也是個從貧困中一路走來的“過來人”。1987年，他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