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收入家庭成為又一超生群體

　　本報記者 張雪麗

　　浙江年近40的高老板最近喜得一子，按說應該高興才對，畢竟是老來得子，然而孩子還沒滿月，計生委的工作人員就來到了老高家里。原來這已經是老高第二個孩子，交完了超生的罰款，孩子的戶口也有了著落，老高終于了了這一輩子生兩個孩子的心愿，孩子的滿月酒也大辦了一回。

　　像老高這樣的“富家多子”的現象并不少見，超生已經不僅僅在農村存在，在城市中同樣因為一種特殊的群體而逐漸盛行。

　　北京的劉先生經過幾年的奮斗，已經身價千萬，在他的新公司成立的時候他同樣完成了生命中的第二件大事，第二個孩子出生了，這樣他終于實現了一兒一女的愿望，當記者問到劉先生時，他說，這是我多年的希望，我本身就很喜歡孩子，而且現在又有這個經濟能力，為什么不了了這個愿望呢，當記者問及是否會有超生處罰時，他說，我已經咨詢過了，就是拿出一定的社會撫養費，然而這個社會撫養費對于他來說并不為難。

　　富家多子生育思想做怪

　　按規定所說只要交納了社會撫養費就能夠為超生的孩子上戶口，這筆社會撫養費對于普通老百姓來說可能是一目筆不小的數目，但是對于那些想生或是已經超生的高收入家庭來說并不算什么。

　　據了解，北京市朝陽區對超生人員征收社會撫養費，按照整個家庭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到10倍進行征收，朝陽區去年的人均收入為1萬5千元，今年的征收標準就是4.5到15萬元。上海市普陀區超生處罰標準是夫妻雙方各征收其可支配收入的3倍。

　　據了解，這種高收入生育二胎的家庭主要凸現在，演藝界的人士，商務人士及一些非法婚姻群體。前幾日，某電視臺一檔訪問的節目采訪了一位剛剛做了母親的女歌星，這位女歌星在掩飾不住初為人母的喜悅，表示過一段時間還想再要一個孩子，因為覺得很想再做一回母親，同時擔心孩子將來會孤單，于是過幾年還想再生一個。為孩子再生個伙伴成為很多人的想法。

　　提倡了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和只生一個好的理念為什么到今天為止還是無法禁止人們多胎生育的做法呢？

　　專家認為，雖然計劃生育政策提倡了很多年，并且對超生人群進行了相關的處罰措施，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內也取得了相當大的功效，但當人們經濟水平能夠經受得住處罰后，很多人的生育想法就會轉化為實踐，從而出現這種看似不違規的“富家多子”的生育現象。尤其在當前主要以經濟手段為杠桿的處罰條例中，高收入家庭反而有了多胎生育的機會。

　　經濟條件成為生育資本

　　對于城市生活的普通居民而言，一家養一個孩子已經成為不小的負擔，教育支出，各種花在孩子身上的費用就會站到整個家庭總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所以普通工薪階層生二胎的非常少。在國家機關工作的小楊夫婦，明確表示自己不會生二胎，“首先國家政策不允許，尤其是作為國家公務人員這一點是明令禁止的，而且對于我們現在的生活狀況來說，一個上小學的孩子每月支出就已經占了我們生活的很大一部分，而且，我們以后想要讓孩子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如果再多要一個孩子的話，會影響到我們整個家庭的

　　專家觀點：加強處罰力度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家庭社會學研究室副主任王震宇表示：“對于高收入人群的超生問題的確應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因為他們有太多的便利條件和優勢，所以會成為超生的又一群體，雖然現在他們并不是超生的主要人群，但是正是這些高收入家庭，或是在社會上比較有名氣的人，他們社會影響力是非常大的，這樣的人群超生會對社會造成很壞的影響，使社會心理不平衡感加劇。”

　　今天對于這些高收入家庭超生的政策上的處罰力度還不夠，單單的經濟處罰顯然已經不夠，這樣很容易使他們鉆了政策和法律上的空子。所以，一定要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加強在這方面的監管力度完善處罰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