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社科院公布的“知識分子健康調查”顯示，在北京，知識分子的平均壽命從10年前的59歲降到了53歲，這比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北京人均壽命75.85歲低了20多歲。
21世紀什么最珍貴？人才。因此知識分子“英年早逝”的“通病”必須得到重視。知識分子英年早逝誰應該負責任？社會輿論紛紛，觀點不一而足，但筆者認為，作為被關注的主角，最應該反思的其實是知識分子自己。在大多數情況下，與其說那些英年早逝的知識分
子是被社會所累，不如說是被自己所累。
多數知識分子早死是健康狀況惡化造成的。在常人眼里，生命很重要，而我們的一些知識分子卻經常忽略自己的健康，因為在他們的眼里，生命的意義集中到一點，那就是追求“業績”。像浙江大學年僅36歲的數學系教授、博導何勇，發燒到38、39℃還說沒事！據報道，何勇處在昏迷中還在念叨背包中要讀的書。誠然，知識分子要肩負一定的科研任務，往往越是精英，肩負的任務越重。但筆者認為，搞好科研與注意身體其實并無矛盾，之所以為了科研不顧身體，一是社會鼓勵那種違背生命規律的“奮斗”精神，二是知識分子固有的功名意識使然。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知識分子“英年早逝”的比例大于普通老百姓，其實是有必然性的。
多出成果、出好成果，這既是出于科研工作者的良知，更是社會競爭的需要———知識分子是社會的精英，比常人更有出人頭地的欲望，而精英之間的競爭之路崎嶇陡峭，特別是那些處于寶塔尖上的高級人才，為了一朝揚名天下，甚至連“陪妻子晚飯后散散步都做不到、陪孩子玩的工夫都沒有”，這是很多知識分子的常態。國家給予更多科研項目和任務，在大多數精英眼里，恰恰是對工作成績的肯定和褒獎，而不是“包袱”，是他們非常樂意接受的。當追求榮譽最大化的沖動蓋過一切時，犧牲健康、犧牲生活、犧牲家庭也就不難理解了。違反生活常規的生活方式自然會讓健康不斷的“流失”，一個生命在不經意間終結也就不難理解了，例如何勇，就是到死都沒弄明白自己得了什么病。
人的行為源于內心的欲望，也能從傳統中找到痕跡。中國的知識分子骨子里大都信奉“勞心者治人”的傳統觀念，一輩子追求功名，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當作至高境界，往往忽略了生命本身的意義。看來知識分子要補上一堂生命教育課了。生命價值的核心是責任，知識分子英年早逝，給家庭帶來不幸，給國家帶來極大損失，這是一個人的社會責任所不容許的。知識分子要明白，工作不是生命的全部，事業也不是生命的全部；家庭不是可有可無的，休息也不是無足輕重的。知識分子的生活應該在一個廣闊的生命空間內游刃有余，既要在工作和休息之間作出合理安排，又要在事業和家庭之間取得平衡，在國外，一些高級知識分子都能夠定期休假，工作再忙也要花一定的時間陪家人，這值得我們學習。即使退一步，站在科研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講，一個健康的身體和一個較長的生命周期也能出更多的成果。
因此，在多元化的生活中間，在健康的生活中間，知識分子英年早逝的社會之痛才可能痊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