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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新華社《誰在為“大學高收費”推波助瀾？》一文中說，按中國現在的國內生產總值水平計算，國家對教育的投入提升一個百分點，那么大學學費則可以減半。而現階段我國教育財政投入僅有3.28%，低于世界各國平均水平(5.1%)，也達不到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的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的支出在上世紀末占GDP的比例應該達到4%的要求。
大學的高收費，除了人所共知的中國大學機構臃腫、冗員泛濫之外，國家財政的投入不足，是重要原因。國家不是沒錢。中央黨校教授吳忠民3月10日在《南方周末》撰文說，就實現初級的和基礎性的社會公正而言，國家的財力條件已經具備，但我們用于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比例過小，如公共教育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只有2.9%，但我們在很多方面還存在著不合理、比重過大的公共投入——如國家財政在一般政府公務方面的財政支出比重高達24.7%。
何以如此？這首先是個政治權利問題:人們對教育收費暴漲可謂民怨沸騰，但是，這種民怨并沒有通過民主和法制的渠道轉變為有效的對決策部門的壓力，促使中國的教育投入達到法定的“占GDP的比例應該達到4%”的要求，更沒有在現有制度安排之下，啟動法律程序向教育行政官員問責。
從結果看，是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問題:公民為大學機構臃腫、冗員泛濫甚至為教育腐敗買單，也要為財政對教育的投入不足買單，這是對公民經濟權利的不尊重，貧困家庭因高收費上不起大學，因此而阻斷了一部分公民向社會更高階層流動的路徑，這是對公民社會文化權利的侵害。 □燕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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