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越南跟我們有些不一樣地方，我們有1.2億開戶的戶數，越南全國的人口才8000多萬，8600萬。

　　林俐：最后我看他們交易的戶數是24萬多。

　　主持人權靜：也就是說沒有像我們中國全民炒股這種狀態？

　　趙錫軍：對，遠遠沒有到達這種情況，我想很多越南的平民百姓不像我們這樣炒股票等等，他可能還是做其他一些實體經濟的事情。

　　主持人權靜：所以損失不像我們在媒體上看到的，說越南的人在股票上虧那么多錢。

　　趙錫軍：對，應該說他整個股市的規模也并不是很大，他整個經濟GDP去年才720億美元，并不是很大。

　　郭田勇：所以對越南的金融危機，我想說我覺得它是形似金融危機，就是說從一些指標上可能感覺股市跌的比較多，房地產，然后大家預期越南盾貶值，物價水平又非常高，感覺跟爆發金融危機的這些國家，這些指標比較接近，判斷它是金融危機了。但是我們注意到權威部門，IMF沒有說越南出現金融危機，越南自己國家也不承認他是處于金融危機，大概越南的金融危機我想是出自于某個投行的一份研究報告，說越南可能要出問題了，大家馬上，因為這個投行比較權威，然后市場各方都認為它要出現金融危機了，我想可能是有這么一個情況。

　　所以說我覺得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金融危機，還要再考證，另外我倒想提一句，我覺得一些投行做這個研究報告要慎重，比如說有些投行現在在發行研究報告了，說幾個月以后我國原油價格將漲到150美元甚至200美元，這個研究報告其他家也有懷疑，你是不是已經建好滄桑了，然后出報告，所以我覺得，但是一些重要的報告對市場一下子的震動是非常大的。所以說我講它形似金融危機，或者說越南經濟出了一些問題，只是講的它的確需要對這個問題進行調整，其實關于金融危機以前我也專門寫過這方面文章，我認為危機，經濟危機也好金融危機，它是具有它的合理性的，就是金融危機本身是具有合理性內核的一個東西。就是說一個國家當經濟發展中內部積累問題了，這個時候兩種辦法，第一，你超前性的進行調整，進行改變，像我們中國經過改革以后，我們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就比較強，因為我們從前年開始我們未雨綢繆，我們開始抑制經濟過熱，其實經濟還沒有達到很熱的時候我們就開始壓縮一些項目，開始抑制過熱，這樣的話就能夠，由于你預先做了動作，就能夠最后不讓經濟的問題以危機的形式爆發。

　　如果說政府沒有超前性的意識到這個問題，各個管理部門沒有預防它，最后就會以危機的形式爆發，這樣對經濟也沒有什么不好，就是通過它對經濟進行一個扭轉，進行調整，但是你危機爆發，就像來地震是一樣的，它是一個硬調整，所以帶來的損失會比較大，比如說股價絕對短時間跌幅非常大，房地產短時間跌幅非常大，然后企業面可能破產倒閉的會非常多，這時候對經濟就有一種硬著陸，主要是對它的危害大。所以我想在越南金融危機中，也是越南從新興市場，或者說剛剛起步的一個市場開始走向，逐漸在改革過程中大概是碰到了我們十多年前，二十年前中國問題在它身上的一個翻版。

　　長遠來講，對它本國的經濟發展我覺得出現在這個問題，可能不是一件壞事。

　　林俐：說到不是一個壞事的時候，的確有一些在越南本身就是做發展項目的，所謂發展項目因為它還是屬于發展中國家，它得到很多外面的資源，就是幫他們做一些硬件的建設，幫助越南朝向一個比較好的硬件建設，公共設施的那些發展項目，我記得有那么一位發展銀行，一個國外的發展銀行的人士就說，這可能并不是一件壞事，它是成長中的一個痛苦的過程，而且它能夠讓這些，因為過去一、兩年股市飆升，然后房地產飆升，這種狀況之下讓大家出現了一種幻景，或者一種不切實際的對于經濟的憧憬，然后把很多東西弄得比較虛。他說這個可以讓大家回到比較現實的狀態，再加上他也有提到，過去幾年因為它的那個FDI非常多，導致國外給予的援助基金，ODA的援助基金竟然很多項目沒有發錢，用錢不到位，就是你給了那么多，你可能只用了13%到20%左右，他們根本不太積極，因為這種項目比較嚴格，你要根據很多程序，每一個過程你要審批檢查，是誰供應什么，這些東西都要很仔細，它的出入支出都很仔細，而這種項目是沒有太多人想做的。

　　趙錫軍：我覺得剛才郭老師和林俐講的非常有道理，就是對越南目前這個經濟和金融形勢的評判，還有它真正的問題所在，它不是像我們現在表面上面看到的，僅僅是房地產、股市價格這些表面表現出來的那樣，它核心的問題還是說它在一個轉軌的過程中間，從一個國有的，以國有為主，以計劃經濟為主的管理模式，向一個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間，從一個封閉的經濟體向一個開放的過程中間，它有很多的東西沒有建立起來，這種情況跟我們九十年代碰到的那種有點亂哄哄的情況，有點類似，有點接近這個情況。

　　它這種開放可能比我們那個時候可能更著急一些，因為它有面臨競爭，它老跟中國比較，跟其他的一些東盟的其他一些國家進行比較，所以它有一個著急，想更快的發展自己的經濟發展自己，把那些計劃取消的時候，開始放開價格，放開各個市場的時候，放開各種外來資金的流入流出的時候，它沒有建立起相應的規章制度，沒有建立起相應的監管制度，沒有建立起相應的宏觀調控的制度和手段，這些東西我想對它們來講可能是出現這種經濟金融局面的一個根本性的原因。

　　主持人權靜：那很多人都在說，我們大家在討論越南出現的問題，那越南的這個問題對中國的經濟會有多大的影響？還有人說為了防止它蔓延到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中國應該對越南實行相應的援助，這兩點三位怎么看？

　　趙錫軍：我從目前的數字來看，就是說越南跟中國的經濟和貿易往來，應該說對越南來講可能是一個比較大的，去年中越貿易是151億美元，大概這個規模，占整個越南的GDP，720億，比例已經很高了，但是對中國來講，中國去年的貿易幾萬億美元，1萬多億美元，所以占我們的比例是非常低的，所以實質對我們的貿易來講影響并不是很大。另外我從投資方面來看，我們對越南的投資，從官方的統計來講并不是很多，而越南在我們所有的對外投資國里頭它排在第11位，并不是特別靠前的，所以實質性的經濟影響并不是很大，但是它有一點，可能就是說由于中國和越南它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間，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間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有很多人可能特別是國際上面的一些投資者，一些企業，可能會覺得越南由于這種情況出現了這個問題，是不是中國也會面臨同樣的情況，出同樣的問題，他心理上面有一種變化了。我想這個可能是從心理的作用，可能更多一些。

　　主持人權靜：那應不應該援助他們呢？

　　趙錫軍：我個人覺得無論是從我們目前跟越南的這種鄰邦關系，還是我們跟東盟的合作關系，都有必要進行一定的援助，但是越南現在它不需要援助，它自己能解決問題我覺得，它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它也沒有說提出來要我們援助，沒有，它有23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而且它不是說是一個金融市場的沖擊，不受外匯市場的一個完全的沖擊，所以它沒有提出來要援助。

　　主持人權靜：林俐在那邊看到的情況是怎么樣的，他們有提出嗎？

　　林俐：沒有，他們完全沒有提說要援助，那時候官方發出的言論，基本還是說我們一定要控制住通貨膨脹，然后要保持盾不貶值，那是兩大的其中他們最要保護的一個東西，然后當時我記得也是有那么一位，就是在發展銀行里面工作的人，他就說6月初的時候有一些發展界里邊的銀行，各個銀行就開了一個會，而他注意到的就是說從事發展項目的那些銀行，會對越南的長景比較樂觀，而從事投資型的那些銀行卻比較不樂觀，他覺得這是跟心態是有關系的，就是你怎么樣去對待一個國家是一個長期的發展，還是一個短期希望掙錢的方式，心態是有關系的。

　　基本上那個時候他說他會很小心的覺得，它還沒有到那種地步需要外界的插入，援助，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聽到那樣的聲音。

　　郭田勇：我基本上同意剛才兩位老師說的，就是說越南金融危機對中國看起來影響不會太大的，因為剛才趙老師講了，中越貿易額非常小，還有一個，越南經濟體本身就比較小，這個720多億美元GDP大概還不到中國一個省大，所以它這個經濟總量，就使得它對外的影響力是有限的。另外從越南來講，它現在政府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了，也盡量要把這個事態給平息下去，而不是讓它向外蔓延，是處在這么一個狀態。

　　還有一點，你要看到越南從它這個經濟來看，它有一個勞動力價值低，有資源優勢，位置好，沿海，位置也非常好，它未來從吸收FDI這塊來講長遠來看是有優勢的，這塊未來我們覺得經濟恢復還會比較快的。所以說對中國來講，它本身傳導到中國來，我感覺至少直接傳導可能性不大，如果傳導也是一種間接的，比如說跟它經濟體相當的它周邊的，先傳導到印度，如果印度出問題了大家可能會擔心中國可能會出問題了，因為這個經濟體就跟中國可比性程度就變的越來越高了。

　　所以說我們現在不用為我們受它的傳染擔心，但是在救助這個問題上，我覺得我們剛才講它本身也不一定是一場很嚴重的危機，所以說可能談大規模的救助，可能還為時稍早一些。但是我們看到越南其實跟我們都在東盟這個10+3，東盟我們也大概相當于戰略合作伙伴關系，我們都在這個框架內，在南寧那邊專門有一個東盟，每年都開一次會議，我們這種戰略關系，我想如果說越南經濟真正出非常大的問題的話，那么我們也不會說完全坐視，但是一般來說，像從社會主義國家再進行市場化轉型的這些過程中，各個國家一般都是講究獨立自主的原則，我想越南也是這樣，它依靠它們的力量，我想它們也能夠渡過，但是我覺得必要的時候我們還是可以再按照東盟10+3這個框架協議，這里邊可能會有安排，可以適當的來表示一下我們一些相關的幫助性的事情。

　　趙錫軍：實際上自從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東南亞這些國家實際上已經考慮到了可能會出現的一些問題，不斷的有合作的框架，雙邊之間多邊之間都有這個協議，而且前不久東盟國家和中國在西班牙開會，開會的時候提出來要建立一個800億美元的叫外匯儲備基金，專門就是為了應對這些國家可能出現的金融危機和我們需要的救助，這有一個地區性的救助框架。我想越南這件事情出來以后，可能有助于加速救助基金的這么一個進程。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中國作為在改革開放方面走得比較早的這么一個，不能說是老大哥，但是起碼覺得走得早一點吧，先行者，可能會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間的一些制度建設，怎么樣做的更妥當一些，可能跟越南提供一些咨詢，我覺得還可以的。

　　主持人權靜：我們最后大家也覺得非常有必要討論的一個問題，就是說越南當前面臨的這些諸多問題，哪些是我們中國也面臨到的問題？從它們身上我們能拿到哪些借鑒的作用，吸取哪些經驗教訓，因為大家現在面臨的國際環境是比較類似的。

　　郭田勇：我先說兩句，我覺得從表象來看，一個，我們也應該防止股市和房地產出現這種大起大落，大起大落其實就是有危機的跡象了，如果我剛才講形似，那么中國股市從6000多點到現在2000多點，不到3000點，你算上去絕對跌幅其實也是非常大的，也看跟發生危機的這些國家的股市走勢，我看也有一比吧。當然我們中國整體宏觀面，我們感覺宏觀經濟還沒有問題，所以說股市盡管大幅度動蕩，好像我們還不認為是一個金融危機，但是我們可以再設想，如果中國房地產，但是中國大家認為很重要一個問題，說是股價太低，房價太高，可能有一些人希望房地產往下跌一些，但是我們也設想，如果房地產跌幅非常深的話，有人說跌到50%或者60%，那么我一直認為盡管大家有很多人期望這樣，這樣的話我可以買到房子了，但是感覺中國經濟也會出問題的，大量的銀行貸款，不良貸款要生成的，也會出問題。所以我們希望房地產價格出現理性回歸，但是也不能跌的特別多，這就是說股市和房市是兩個外在性的，而且跟投資者利益可能相關性最強的這兩塊，所以我們政府確實要保持它的平穩，特別對股市，盡管我們以前對救市討論非常多，但是我們想跌到2000多點的時候，現在從股市投資價值來看，價值已經在凸現了，投資價值凸現了，所以說從外力來看我們還是能夠盡量讓股市，我認為無論是政府也好，還是一些相關的管理機構，還是有必要維護一個比較穩定的市場的，這個還是有必要的，這是我講的兩個表象。

　　但是通過越南危機我還想講一個，就是我認為可能更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現在我們對國際資本流動，這個熱錢的問題我們的確要認認真真對待，同時對我們人民幣匯率的問題也要采取一種有效的匯率政策，這個非常重要。為什么呢？因為現在我們注意到前段時間，主張人民幣一次大幅升值的觀點非常多，認為我們升的不到位，還應該很大幅的往上升，其實我們前段時間，我們中央財經大學，中央研究中心也做了一個調查，就是專門做企業這種，感覺現在匯率不斷的升值，從企業層面開始出現了一些問題。所以說我講匯率問題從兩個方面，第一，企業現在逐漸逐漸確實有點承受不大了了，一片一片在倒，這個問題對我們匯率有制約，第二個方面，就是熱錢問題，現在講不可解釋的資金，應該都用這個詞，算了算，說今年1到4月份國家外匯儲備大概增加了將近2300億，然后FDI順差只有7、8百億，大家看法不一樣，有人講它實際資金量沒這么大，但我看前段時間德意志銀行還發個報告，他認為實際流入的熱錢達到3700億美元，他可能說的更大，但這個問題現在對我們有一個什么制約呢？就是說你看如果說人民幣現在再去很大幅度向上升值的話，現在熱錢已經流入量那么大了，就會大大降低熱錢在中國的獲利成本，還有一個，升上去以后怎么辦，大幅升值，我要說什么呢？從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現在越南金融危機，我注意到這兩次危機，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也是美國經濟在低迷，走向復蘇的時候，就是美元開始走強，潛在使得亞洲資本大量向外流，然后出問題。

　　這次越南金融危機我們注意到，現在美國經濟它也在走，有可能會走強，就是我們人民幣大幅升上去以后，如果美元開始走強的話，那么中國會不會也出現大規模資本外流的問題，這個我們也是有所擔心的。所以說我想我們人民幣匯率還是要堅持一種主動性和間接性的政策，這塊是我覺得在對越南這個問題，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借鑒。

　　主持人權靜：趙老師覺得有什么借鑒？再簡單的給我們說兩句？

　　趙錫軍：我非常同意剛才郭老師的判斷，我覺得他提出的建議是非常好的，我也完全同意，我覺得還有一個，我們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間，實際上每一個國家都有每個國家自己的一些特殊的情況，從中國來講，中國的情況可能跟越南不能同樣的比較，因為我們的經濟體制，國土規模，人口各方面，對國際市場的影響力也很大，所以從這個情況來講，我想我們將來的發展可能要學會跟這些國際上面的資金要共存，這個一定是要學會的。因為盡管我們前期可能沒有碰到這種情況，或者是說影響不是很大，這個國際的資金，但是隨著我們的開放，隨著我們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們市場不斷的發展，那可能你國內的市場和國際市場之間完全可能是連為一體了，這樣一來的話這個錢，熱錢也好，什么其他的也好，它可能會隨時進入我們國家，一出去，我們可能在這個方面要學會怎么樣建立這么一種機制，是我們要考慮的，這是我覺得不僅僅是宏觀方面，市場方面，金融機構方面，而且企業這個層次也要考慮到這個問題，就是說慢慢的你的企業變成一個，在國際市場范圍內受到影響的企業，在經營機構要考慮到這方面問題，我覺得這是我們將來發展的時候要考慮的問題。

　　另外其他的像宏觀調控這些做法，怎么樣更好的在一個動蕩的環境之下，你國內的經濟增長能夠保持一個相對比較穩定的增長，這個我覺得也是要做好的。還有一個應對價格上升，因為我剛才看到CPI的上升，越南去年7月份達到了7，我們也是差不多去年8月份開始走到了6.5，6.9，7左右，把這塊控制住也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權靜：其實我們今天討論越南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給中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一些借鑒，非常感謝今天三位嘉賓做客新浪財經，給我們大家帶來的這些精彩的分析，越南的金融危機相關的話題我們后續還會繼續討論，謝謝您的收看，謝謝三位嘉賓。

　　(本次訪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