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教授：將保釣變成一項長期艱巨的戰略任務
“三合一”保釣
將“保釣”變成一項長期而又艱巨的戰略任務，這將比單純宣示在“保釣”問題上的“戰爭熱情”更為重要
數月以來，中日兩國圍繞著釣魚島問題的沖突似乎愈演愈烈。日本野田政府由于面臨國內信任危機，在釣魚島問題上被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代表的極右翼勢力逼得沒有退路，對中國“說軟話”、但“做硬事”。野田政府出面收購而不是讓東京都政府出面收購釣魚島似乎已成定局。
但中國如果默認日本政府收購釣魚島，等于一定程度上默認日本對釣魚島的主權管轄，在和日本爭奪釣魚島的主權歸屬問題上將明顯“吃虧”。
如果中國不接受日本收購釣魚島，可以反制日本的手段似乎又非常有限。
目前的釣魚島局勢成為了中日兩國的外交僵局甚至可能成為中國外交的一場“困局”。釣魚島局勢未來究竟會怎么演變，中國到底能夠怎么辦？
紛爭起于日本“內政生變”
石原的“受虐狂想癥”反映出，今天的日本社會迫切尋找新的精神支柱和意志動力的病態現實
此次日本挑起釣魚島風波的原因十分多樣化。至少兩個原因很重要，一是日本國內政治的需要，各種政治勢力想要通過炒作釣魚島問題“借船出海”，謀求各自的政治利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日本極右翼政治勢力的代表、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
石原作為日本鐵桿的老右翼，對日本的未來有一種發自骨髓的危機感。石原在今年3月成立了“奮起日本黨”，提出的口號就是要在面對中國威脅和日本國內長期軟弱的對外關系時做一個“堅定的日本人”。
石原的思想基礎就是要全盤否定日本戰后的和平主義努力，全盤否定“二戰”戰敗給日本帶來的委屈，全盤否定“二戰”是日本軍國主義發起的侵略戰爭，認為只有從心里和精神走出日本自我設想的戰敗陰影，日本“才有的救”。為此，他拿中國說事、借購買釣魚島興風作浪。
說到底，石原是想要通過所謂對華強硬來進行所謂“拯救日本”。
2012年8月28日，在接受美國《華爾街日報》視頻采訪，回答美國記者提出的他為什么要購買釣魚島這一問題時，石原說：“看看西藏，成為了中國的附屬國，不能舉辦奧運會，不能保護自己的文化；我的一切做法就是不能讓日本淪落為第二個西藏。”
石原的“受虐狂想癥”頗為可笑，但卻反映了在經濟低迷和政治疲軟雙重打擊下，今天的日本社會迫切尋找新的精神支柱和意志動力的病態現實。
第二個原因，就是2010年9月中日釣魚島撞船事件的余波在日本的持續發酵。撞船事件發生之后，時任日本首相菅直人在中國的壓力下同意釋放非法拘押的中國船長。隨后，中國政府要求日本“道歉和賠償”的聲明，確實在相當程度上“激怒”了日本民眾。對于很要面子的日本人來說，詹姓中國船長所謂“擅闖日本水域”、撞了日本執法船，日本政府已經同意放人，中國還要日本“道歉賠償”，這就相當于“公開欺負”日本了。
這一事件的結果客觀上對于惡化日本民眾的中國認知起了非常消極的作用，也給石原在釣魚島問題上通過購島要找補回來2010年日本失去的面子這一舉動，提供了強大的民意支持。
從2012年4月17日石原正式提出為購買釣魚島進行募捐，到2012年7月20日這三個月的時間內，東京都政府就收到了超過12億日元的捐款。這一事實表明，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所產生的“余恨”，在考慮問題常常“一根筋”的日本公眾中依然強烈地回蕩。
石原購島，在日本的民意調查中得到的支持率超過92%。2012年6月中旬筆者前往東京參加中日二軌安全對話，每晚打開電視機，日本各個電視臺播送的幾乎都是石原的講話。
作為一個東亞安全問題的學者，筆者歷來認為中日關系糾結了世界政治中幾乎所有可能導致兩國對抗的因素——地緣政治競爭、安全困境、歷史問題、領土爭議、相互對立的民族主義情緒和不同的政治系統與價值體系，等等。
筆者總是認為，不應該把日本“制造”成中國的敵人。然而，今天日本的政治亂象和對華心態上的促狹、尖刻和情緒化，讓筆者也感覺到巨大的壓力。
日本公眾、媒體對石原購島的支持，反映出的是日本朝野對中國利益的戰略性蔑視。而日本民意所展示的對日本東京都政府購島行動“一邊倒”式的支持，日本媒體一致不顧40年中日友好關系的歷史煽動在釣魚島上的對立情緒，令這40年來在我眼中的日本從來沒有像今天這么“陌生”。
別有用心的政客、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被右翼意識形態所挾持的日本政府以及在反華問題上亢奮過度的日本民眾，這些因素加起來，自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今天的中國從來沒有遭遇如此嚴峻的“日本威脅”。
日本全面開動
石原和野田都想在釣魚島問題上“有所作為”，加劇了政治人物在釣魚島問題上大做文章的私利
石原的購島計劃把野田政府推到了火山口上。野田政府深知，如果要像石原構想的那樣由東京都購島，那么，購島后石原的計劃就是要從根本上改變釣魚島現狀。
石原大肆吹噓自己的計劃：東京都一旦購島完成，第一步是在釣魚島為日本漁民建立避風港、建立微波通訊中轉站、建立漁民補給設施；第二步則是“在適當時候”建立軍事設施。
野田政府很清楚，讓石原這樣鬧下去，中日對峙升級，兩國因為釣魚島發生軍事沖突將是早晚的事。
稍微有點常識的日本精英很清楚，這么鬧對日本不利，對日本自衛隊不利，更不用說對整個日中關系將會產生顛覆性的影響。因此，野田政府的對策就是，釣魚島購島問題必須“鬧一鬧”，否則民主黨政府在公眾面前無法交代，但不能“胡鬧”到日本政府無法收場，必須面對日中關系全面崩盤的危險。
我認為這是野田政府出面在7月25日宣布由日本政府而不是東京都政府收購釣魚島的考量所在。
但對中國政府來說，無論是“東京都收購”，還是“野田政府收購”都是不能接受的。
日本政府如果想要強行干預，事實上有的是辦法和法律依據。但是由于日本憲法規定日本地方自治權力，日本政府并不能直接發布行政命令阻止東京都購島。
問題恰恰在于，野田首相本人也是個右翼分子，面對2012年消費稅征稅法在國會通過之后引起的亂局，野田政府也想利用釣魚島購島案累積政治人氣。結果是，石原和野田都想在釣魚島問題上“有所作為”。日本國內政治的亂象，加劇了政治人物的私利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大做文章。
在這樣的背景下，野田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對策是既要讓日中關系不失控，但又要竭力謀求對華強硬，在此次的釣魚島中日較量中顯示決心。
觀察日方迄今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對策，野田政府可以說是“步步為營”，盡可能地像在下圍棋那樣“搶占實空”。
面對中國政府的嚴正警告和中國媒體的反日聲浪，野田聲稱必要時可以動用日本自衛隊；在8月15日香港保釣人士登島之后，野田政府雖然放了人，但迅速修改法律，賦予了日本海上保安廳在日本“離島”海域的強制執法權——逮捕權。這意味著下次再有中方人士登島，就不是“釋放”的問題，而是日本海上保安廳可以直接“逮捕”和“起訴”的問題。隨后，日本又在沖繩首府那霸成立了專門針對中國登島者的特別警備部隊，尋找所謂專門應對的方法。
中日釣魚島風波驟起之后，整個日本政治和軍事機器全面開動，從各個角度維護“日本利益”。例如日本國會專門就釣魚島應對舉行立法聽證會，討論通過什么樣的立法措施來加強日本的占領；日本參議院專門通過所謂“譴責中國”決議；日本海上自衛隊和美國舉行“登島”軍事演習；石原慎太郎主導的東京都政府在美國《紐約時報》刊登“釣魚島是日本的”整版廣告。
這一系列的行動，雖然別有用心，也根本無法抹殺釣魚島是中國的事實。但日本的政治和社會機器在釣魚島問題上的“上下發動”“火力全開”而形成的“聲勢”，讓中國相形見絀。
“保釣”：“少放炮”與“多做事”
成功“保釣”，說到底，是充分的軍事準備、成功的危機外交和中國政府與社會共同努力的“三合一”
中日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外交和政治紛爭已經開始進入關鍵階段。連日來雙方之間互掰手腕的政治行動開始變成管控危機的外交溝通。
日本外務省副外務大臣山口壯8月28日－30日攜帶日本首相野田的親筆信來到北京，與中國官員進行會晤。中國從安排戴秉國國務委員見山口到接信，原則堅定、處置適當。
外交并非是一味地用強，外交更不是只眼睜睜地看著相關爭議升級。在今天的時代，危機外交不僅是一個國家和一個政府處置爭議問題的能力的展示，更是宣示善意與合作意愿、爭取在爭議問題上取得國際理解和支持的必要舉措。
同時，在有爭議的問題上啟動以接觸、對話和溝通為目標的危機外交，與捍衛自身主權利益的堅定意志并不矛盾。
在尖銳和嚴峻的國際爭議問題上，危機外交啟動得越早、越快和越深入，越是有利于昭示中國的立場，越是能為關鍵時刻不惜動用極端手段來維護國家主權利益樹立合法性和正義性。
目前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面臨的挑戰，是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中國在該問題上面臨的來自日本最為無理、蠻橫和陰險的挑戰。正因為問題嚴峻，我們不能只是簡單地表達不惜代價維權的決心，更是要靠艱巨和細致的工作。
成功“保釣”，說到底，是充分的軍事準備、成功的危機外交和中國政府與社會共同努力的“三合一”。特別是，我們對于日本政府的對策要有細致和準確的研究與判斷。
筆者目前正在新西蘭維多利亞大學擔任訪問教授，一位新西蘭教授朋友問道，在釣魚島問題上為什么他的印象是只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警告、中國的軍事專家整天掛在嘴上的“打仗”叫嚷和走上街頭、反日悲情難抑的中國民眾，而中國其他的政治和社會聲音哪里去了呢？面對日本在購島問題上策劃已久、朝野協力、明擺著是在依仗美國的同盟支持和日本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宣泄而妄想“擺中國一道”時，中國的謀略和智慧到哪里去了呢？
“保釣”在中國是國家行動、社會行動和公民行動，中國方方面面都在做準備。但問題是，中國的全國人大外交委員會、全國政協外委會為什么不能也出面“聽證”和通過相關決議呢？中國商人陳光標在《紐約時報》登了廣告，為什么中國友協、中國人民外交學會不能去做這樣的“媒體公關”呢？許多媒體在中國人針對日本大使汽車的“奪旗”事件高喊“誤國”，為什么中國政府的高層官員不能在釣魚島問題上直接出面就中國的政策和相關方針和民眾溝通、直接對日方“喊話”呢？
釣魚島爭議到現在，軍方在演習，軍事專家在各種媒體“放炮”，網民在奔走吶喊。問題是，我們相關權力部門是否也能“火力全開”，是否也能向國際社會喊話？當前與日本的主權爭議涉及到俄羅斯、韓國和中國，日本的極右翼勢力已經成為了東亞政治共同的敵人，特別是中韓兩國在面對這些勢力的共同威脅。為什么我們不能和韓國聯袂“抗日”呢？今天充滿活力的韓國，難道不是中國一直被低估的戰略伙伴嗎？
中國外交與國家安全的轉型契機
中國人“保釣”的決心與為了“保釣”而必然需要做出的戰略調整和戰略準備同等重要
在目前中國舉國激憤、上下同心、共同“保釣”之際，穿越釣魚島的外交、軍事和媒體喧囂，為未來必然變得更為復雜、動蕩甚至長期緊張的局勢做好各方面的準備，將“保釣”變成一項長期而又艱巨的戰略任務，這將比單純宣示在“保釣”問題上的“戰爭熱情”更為重要。
“保釣”不能只是簡單的愛國口號、或者只想著在釣魚島問題上一味地采取軍事對策。一旦中日在釣魚島問題上陷入更為激烈和沖突性的對抗，需要的是我們對整個中日關系、對日戰略以及當前的亞太戰略做出及時和到位的調整。
中國人“保釣”的決心與中國人為了“保釣”而必然需要做出的戰略調整和戰略準備同等重要。
當然，這樣一個調整和準備的過程可能是長期和漸進性的。“保釣”也并不必然意味著中日關系的現有格局將出現迅速的質變。但是，只有我們自己想清楚、想明白了，只有我們自己準備為“保釣”下決心去付出和承受必要的甚至是戰略性的代價，我們的“保釣”決心才能真正轉變成為確實可行的行動。
與此同時，在目前整個東亞都存在激蕩的民族主義情緒的時候，我們對自己國家利益和戰略利益的認知和把握，不能簡單地停留在愛國的口號上，更不能將今天的釣魚島沖突一味地理解為是否動用軍事手段、尋求軍事解決的狹隘思維上。釣魚島沖突還沒有發展到必然要尋求軍事解決的程度，那種因為主權是絕對的而動輒認為可以將軍事手段自我合法化的認識，更是偏激和缺乏常識的看法。
外交關系如同我們復雜的社會關系一樣，并非只是依據原則就可以搞定的關系。即便中國準備在釣魚島問題上不惜動用“所有的手段”、而不是簡單的“必要手段”來維護中國的主權權益，我們也需要首先窮盡外交和政治解決的途徑，需要讓國際社會了解，中國是在具有最大誠意嘗試對話和政治解決方案失效之后，因為日本的挑釁，而不得不尋求“最后的途徑”。
中國媒體和公眾輿論的愛國主義熱情讓人可敬可愛，但問題是，今天多少的中國輿論陷入了“愛國主義幼稚病”或者“愛國主義狂躁癥”中。只要一涉及釣魚島問題和日本現在的做法，就將我們的分析和對策簡化為“我們的軍隊不會置之不理”，或者“戰”與“和”的界限只是勇氣和決心問題。
甚至某些激進的輿論，不惜刻意鼓動民族主義情緒，以迎合某些狂躁的民意，而不是用冷靜、專業的分析來充實在釣魚島問題上應有的多視角、深入、準確的信息傳播。如果我們的媒體整天吶喊我們被“逼急”就一定會“打人”，這樣的“吶喊”只是給我們自己博得一些廉價的感動，而不可能真正嚇得住別人。
因為對日本來說，真正擔心的絕非是我們的“咋呼”，而是你手中有什么。中國近20年軍事力量發展的現實已經展示了“沉默是金”的真正魅力。
今天，“保釣”對中國人來說，最重要的是“用腦”，而不是“用嘴”。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作者：朱鋒/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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