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鋒釣魚島

　　日本國有化釣魚島，將中日關系中原來頻繁發生于民間層面的沖突，上升為國家和政府層面。這個高度敏感又被兩國適度模糊的歷史問題迅速升溫，中國遭遇了自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之后兩國間最嚴峻的“領土威脅”。

　　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4月拋出的東京都購買釣魚島的論調，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

　　自此之后，兩岸三地人士前往保釣，在遭扣押48小時后遣返，日本右翼分子繼而登上釣魚島，東京都籌集14.64億日元(約合1.19億元人民幣)用于購島，并在9月2日非法進入釣魚島海域進行調查。9月5日，風波進入新高峰。日本媒體報道：日本政府已與島主達成協議，以20億日元購入釣魚列島其中三島。

　　事發當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就表態，中國政府將采取必要措施維護國家領土主權；新華社第二天發文稱，日本政府單方面宣布購買他國領土，完全是強盜行徑。中國網絡上的氛圍倒略顯平靜，街頭也未發生如8月初那樣大規模反日示威游行。

　　日本欲將釣魚島國有化一事已發酵許久。自從石原提出東京都購島以來，野田佳彥內閣就提出國有化方案。此方案終將成定局的重大意味在于：它將中日關系中原來頻繁發生于個人、企業、機構等民間層面的沖突，上升為國家和政府層面，使這個高度敏感又被兩國適度模糊的歷史問題，擺上了桌面且難于回旋。

　　“自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今天的中國從來沒有遭遇如此嚴峻的‘日本威脅’。”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朱鋒表示。

　　鄧小平在1979年定下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是過去30年中國與日本處理釣魚島爭端的基本準則，兩國各自宣稱對其擁有主權，互不讓步，以留待未來合適的時機解決歷史問題。但在經歷了一個多月的民憤激蕩后，日本終將其冠上“國有”的名號。

　　外交學院教授周永生對《財經》記者表示，由中央政府從私人手里購買爭議領土的案例，此前在國際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因此這成為了一個重大的法理案件，“加之這已經引起國際的高度關注，必須拿出反制措施”。

　　在此次爭端中，中國已經爆發了自2010年以來規模最為浩大的反日游行示威，蔓延至成都、廣州、深圳、長春等多個城市。

　　歷史風云

　　美國于冷戰前后的戰略布局及相應的模糊表態，使釣魚島爭端這顆定時炸彈在東海布下

　　自1582年，釣魚島被正式歸入中國版圖，隸屬于福建省。到晚清之前，釣魚島一直是個主權絕對明確的地方。日本著名的海防論者林子平于1785年出版的《三國通覽圖說》，將釣魚島繪成了與中國大陸一樣的顏色，表明了日本對釣魚島歸屬中國不存疑問。

　　爭端始于1879年，當時日本出兵侵占了清朝屬國琉球，并將其改名為“沖繩縣”。當時的清政府向日本提出了“強烈抗議”，不過并未采取任何實質性的措施，但那時釣魚島仍歸大清國的臺灣管轄。

　　自此之后五年，日本人才第一次發現并登上了釣魚島。登島者古賀辰四郎發現群島之一的黃尾嶼有著大量信天翁棲息，可銷往歐洲謀利。于是沖繩縣知事就多次上書日本政府，要求將釣魚島、黃尾島、赤尾島歸其管轄，但日本政府尚且顧忌清朝政府對這些島嶼的主權主張，未予作答。

　　十年后，一場中日甲午海戰徹底斷送了以中國為核心的亞洲秩序，日本也打消了對清政府的顧慮。戰后簽訂的《馬關條約》中規定，將“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割讓給日本，這中間包括釣魚島。此后，日本便將釣魚島列入其領土范圍，劃歸琉球。

　　“二戰”之后釣魚島理應歸還中國。作為戰敗國，《開羅宣言》和《雅爾塔協定》都規定日本把臺灣和包括釣魚島在內的周圍島嶼歸還給中國所有。但在“二戰”中已經控制了這些東海島嶼的美國卻另有算盤。美國發現，這些島嶼可以成為冷戰期間的前沿陣地，琉球群島作為美國西太平洋攻擊力量的中心，可成為美國遠東戰略防線(阿留申群島－日本列島－琉球群島－菲律賓群島島嶼鏈)中的關鍵環節。

　　為此，美國決心不將琉球歸還給中日任何一方，而是1951年在沒有中國參與的情況下，與日本政府簽訂《舊金山對日和約》，規定日本放棄對琉球等島嶼的主權，全部置于美國排他性的戰略托管之下。此后美國進一步又將釣魚島劃入美國托管范圍內。

　　美國因冷戰而掌控釣魚島和琉球群島，同樣也因冷戰而放棄。上世紀70年代末，美軍因身陷越南戰爭泥潭而自顧不暇，催生了“尼克松主義”，美國正式明確將把力量集中在歐洲和中東地區對付蘇聯，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則實行戰略收縮。在該主義下，美國開始籌備將治下群島歸還給日本。

　　就在日美談判之時，聯合國(微博)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對東海進行的海底資源調查發現，釣魚島可能儲藏著巨大海底油田。日本立即采取行動，宣稱其在美國所控制的琉球管轄區域內。美國對此予以默認，于1971年把釣魚島也包括在琉球群島內，將其行政權一并交予日本管理。

　　此時，中國第一次正式的大規模保釣運動爆發。臺灣旅美大學生首先喊出“中國領土不容再斷送，中國主權不可再喪失”的口號，組織中國留學生3000余人在美國各地進行游行示威；臺灣和大陸也相繼譴責日本，宣稱對釣魚島的主權。

　　華人在海外最大規模的一次運動，迫使美國做出解釋，區分琉球群島的行政權和主權。時任美國東亞及太平洋事務法律顧問執行助理羅伯特·斯塔爾這樣表態：把從日本取得的行政權歸還給日本，不會削弱其他要求者的權利；對此等島嶼的任何爭議的要求均為當事者所應彼此解決的事項。

　　美國當前處理中日釣魚島爭端、韓日獨島(日本稱竹島)爭端的立場由此而來。也正是美國這一模糊表態，使釣魚島爭端這顆定時炸彈由此在東海布下。

　　在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談判中，中國當時為了盡快打破外交孤立的局面，拿出了將此問題留待以后解決的方案。六年后中國捕魚船隊在琉球群島水域進行捕魚作業遭到日本抗議。同年鄧小平在與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會談中，針對當時的國際國內環境，提出“我們這一代人智慧不夠，我們下一代人總比我們聰明”，之后釣魚島爭端設定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

　　但此后中日雙方因為釣魚島爭議所引發的嫌隙仍不斷上演，刺激兩國民眾的神經。

　　最近的一次交鋒起于2010年9月中國漁船與日本海上保安廳海巡船發生擦撞，日本以妨礙公務罪逮捕了船長。中國總理溫家寶強硬要求日本無條件放人；北京、上海、天津、 沈陽等各大城市出現大規模抗議和抵制日貨行動。

　　這次危機終以日方釋放中國船長詹其雄告終，之后中日兩國關系也降入谷底。

　　日本財團高級研究員渡邊恒雄(Tsueno Watanabe)對《財經》記者表示，該事件也讓日本人對主權爭議從冷淡到迅速升溫。

　　而一向充當鼓吹中國威脅論先鋒的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捕捉到了由撞船事件帶來的民意變化。

　　危機背后

　　日美關系反復調整的背后，是美國維持東亞地區的力量現狀以及制造適度緊張的戰略需要

　　今年4月15日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布，若國家不購買釣魚列島，東京都將為其代勞， 并設定了明年4月順利購買釣魚島的目標。這一行為獲得了驚人的民意支持。民調中得到的支持率超過92%，且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他便獲得10億日元的社會捐款，相當于日本政府購島出價的一半。

　　東京都的激進動作，讓正為日本經濟與內政焦頭爛額的野田政府必須應對。石原已宣示了成功購島后的一系列計劃，右翼勢力的不斷登島，顯然將給中日兩國帶來更加頻繁和嚴重的沖突。

　　國務院參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學術委員會主席時殷弘對《財經》記者分析，如果被東京都購得釣魚島，很可能出現日本人登島、修建設施等情形，那樣意味著事實上改變了釣魚島的現狀，“那時中國就沒有退路了”。

　　美國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美國政府在東亞事務上的顧問葛萊儀(Bonnis Glaser)也對《財經》記者表示，國有化，是日本政府避免失控釣魚島的方案，為兩國政府的外交斡旋留下了一定空間。

　　同時，分析人士指出，野田本人偏向右翼，國有化之舉也可以給他在國內政治上加分。

　　在購島鬧劇后，已經有不少日本政客表示積極響應石原慎太郎的號召，要求把往島上遷移居民的事情寫入自民黨的競選綱領。在日本已經開始的大選造勢中，是否要求政府推進對釣魚島實際控制權的討論也首次出現。

　　而受消費稅增稅和核電站重啟等“不受國民歡迎的政策”影響，野田政府支持率持續低迷。《朝日新聞》進行的民調顯示，野田內閣的支持率只有22%，如果當即舉行大選，只有13%的受訪者會把選票投給民主黨。為了換取自民黨在消費稅增稅上的支持，野田已經承諾將原本于明年8月舉行的大選提前。

　　此外，籠罩在這場大選上空的，是日本經濟持續低迷、政治不斷動蕩且鄰國日趨強大下，國民普遍的失落情緒——日本在六年間已經更換六位首相，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日本失去了“亞洲雁頭”地位。

　　作為一個島國，日本素來充滿強烈的不安全感。中國海監漁政巡航實現常態化，中國在海上的演習逐漸增加，從2011年至今至少已經進行了六次大規模海上演習，這在日本看來都極其“刺眼”。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孫建紅告訴《財經》記者，日本對這些行為的解讀是“中國很明顯地要(把這些爭議島嶼)拿回來”。

　　讓日本特別敏感的，還有美國這個因素。2009年，奧巴馬當選后的首次亞洲之旅，在中國停留四天三夜，僅在日本停留一天，日本輿論認為美國可能在亞太地區對日本疏離以及與中國走近。

　　事實上，隨著中日美三邊關系的局勢，美國對日本的承諾也在做著反復調整。小布什政府時期，美國堅決將釣魚島納入《美日安保條約》。

　　而在奧巴馬政府早期，由于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有意拉開與美國的距離，提出“脫美入亞”主張，美國媒體報道，奧巴馬政府一度傾向“回到以前的政策”，即不明確表示釣魚島是否歸屬于《美日安保條約》的范圍之內。

　　但隨即美日關系緩和，奧巴馬著力推進新亞太政策，2010年9月“中日釣魚島撞船事件”再次試探出了美國政策的底線。事發后一個月，國務卿希拉里在夏威夷會見日本前外相前原誠司時首次確認，釣魚島適合于《美日安保條約》第5條的范圍。

　　反復調整的背后，是美國維持東亞地區的力量現狀以及制造適度緊張的戰略需要。希拉里在9月4日訪華，也被廣泛認為是試圖調停，避免事態進一步升級之舉。

　　“中日之間關系緊張，對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曾在克林頓政府擔任主管東亞與太平洋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Susan Shirk)對《財經》記者表示。她還認為，如果中國與日本都多理解對方國內政治的復雜性，較有益于解決爭端。

　　對日本政府購島行為，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在給《財經》記者的答復中亦稱：“美國在尖閣群島上的政策并沒有發生變化，美國一貫對尖閣群島的最終主權不持立場，我們期望各國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問題。”

　　但在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王逸舟等學者看來，從長遠來說，美國仍對中國保持著戰略的遏制和防范。8月15日，美國前副國務卿阿米蒂奇和前助理國務卿約瑟夫·奈共同編纂的一份加強美日同盟報告公布，其中明確指明，為了應對中國的崛起，美日韓應建立更緊密的聯盟。

　　就在8月15日香港保釣人士登島一周后，美國海軍陸戰隊與日本陸上自衛隊于8月21日至9月26日，在從沖繩至北馬里亞納群島海域，首度實施防衛島嶼演習。

　　日本《產經新聞》援引日本防務省官員話稱，此次演習是假想釣魚島“受到中國軍隊侵略”時將如何奪島。

　　據日本方面消息，本次大規模美日軍事演習早在一年前就開始制定并逐步實施，并非僅僅因為保釣活動，但是社科院美國所的助理研究員劉衛東對《財經》記者表示，這場演習可以反映一個長遠趨勢，即美日之間早就考慮一旦中國武力奪取釣魚島，那么美日將共同做出反應。

　　中國反制

　　中國有三種有限反制措施選擇，高強度的反制措施事實上會行走于擦槍走火的邊緣

　　中國是一個存在眾多復雜領土糾紛的國家，以陸上邊境為例，中國2.2萬多公里的陸地邊界仍然存在著爭議領土。根據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科學系副教授泰勒·傅瑞威爾(Taylor　Fravel)的統計，中國自1949年以來發生23項領土沖突，其中有17項通過外交渠道得到解決。

　　他認為在維持中國邊疆和周邊環境的長久和平與安寧這一長遠戰略利益考量下，中國的態度與周邊國家的規模和態度相關，基本的原則是“強硬對強擴張，寬和對弱現狀”。中國僅有的與印度、前蘇聯和越南使用武力解決邊境沖突，都是對方首先挑釁而發。

　　然而釣魚島給中國出了一個新的難題。中日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外交和政治紛爭已經開始進入關鍵階段。時殷弘認為，中日關系目前的困難要大于2005年和2010年，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鑒于‘購買’行為對中國主權侵犯的嚴重性，中國可能會采取比以往更強硬的措施”。

　　中國同樣面臨著國內社會轉型期間的種種壓力，特別是在國力日漸強大下，民族主義的呼聲亦越來越高。

　　民意是使中日關系矛盾復雜化，也讓政府外交周旋顧慮重重的一個權重逐漸增加的因素。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觀察認為，中國民族主義既有凝聚社會的一面，但同時其表現出來的激烈情緒，亦增加了對政府中一部分人的壓力。

　　2012年8月27日下午，日本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座車行至北京市東北四環路時，被社會車輛攔停，車上懸掛的日本國旗被強摘。

　　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日本研究高級研究員希拉·史密斯(Sheila A. Smith)表示，兩國都有激進分子煽動民意，而這樣的情緒很難管理。

　　此外，美國與日本的關系，是中日關系中最重要的反向影響因素。尤其是美國與日本在防務上關系緊密時，就會加重中國對日本的不信任感，雙方降低妥協的意愿。小泉純一郎時日本與美國尤其親近，加之日本右翼不停地鼓動歷史問題，中日即陷入了長達五年的低谷期。

　　那么，中國應以何種方式反制日本？

　　采取措施的光譜可從最溫和的單純抗議，到最激烈的軍事沖突。

　　多位中日問題觀察人士認為，日本購島上升到了國家實際參與層面，中國政府單純抗議，恐怕難以向民眾交代。而且，從2010年撞船風波后，中方的表現也開始有別于以往“動口多于動手”的作風，采取了一系列的實際反制行動。

　　至于運用軍事力量，中國國內也有強硬的聲音發出。

　　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研究員彭光謙少將在日本政府購島事件后就對《財經》記者表示，現在必須以言論對言論、行動對行動，這是決心、意志以及能力的較量，“如果對方用軍事力量，那我們也得接招。前提是和平解決，但如果和平解決不了怎么辦？對方怎么辦我們怎么辦，這很簡單。這關鍵看有沒有捍衛國家主權的堅定意志。”

　　不過，任何程度的軍事沖突，必然破壞中國的發展環境，也不符合中國政府以維持穩定格局、爭取發展空間為首要目標的原則。

　　外交學院教授周永生觀察并研究歷次中日沖突后，總結提出了有限度的三層反制措施。

　　一種是高烈度反制。2010年撞船事件后就是一次高強烈反制，在政治經濟社會的全方位綜合反制，包括暫停與日本的高級別政府往來，暫停對日本的稀土出口，減少前往日本旅游的人數等。

　　中烈度反制意味著不涉及宏觀政治經濟的層面，而是圍繞釣魚島事件本身進行反制，比如派遣漁政船和海監船進行巡航。

　　低烈度的反制更為具體。2010年，高橋定等四名日本人擅自進入河北省某軍事管理區并對軍事目標進行非法錄像，遭到中國安全機構的拘捕，十余天后才予以釋放。“這種反制烈度不高，但效果很好。”周永生說。

　　所有這些措施都盡量排除了劇烈武力沖突。日本政府對釣魚島國有化也伴有幾個條件，即政府承諾“購買”后，不在島嶼周邊修建小型船只停靠區及燈塔等設施，維持島嶼及其周邊海域現狀。這為中日的外交周旋留下一定的余地。

　　“釣魚島還沒有發展到整體顛覆中日關系的危險程度。”時殷弘分析說。

　　中日經貿聯系也是防止雙邊關系滑向更深淵的防火墻：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兩國貿易額的增長勢頭一直保持強勁。

　　數據顯示，中日雙邊貿易額在1972年僅為10億美元，2011年已經躍出3000億美元；2007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日本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并延續至今。

　　同時，到2011年日本的對華投資在所有對華投資的國家和地區排名中上升到第三位。

　　中日貿易的抗壓性頗強。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統計，即便是在中日關系降到冰點的2005年，中日貿易總額和日本對華投資額仍分別同比上漲了12.7%和19.8%，紛紛創下當時的歷史新高。

　　不過，高強度反制措施事實上是行走于擦槍走火的邊緣。

　　隨著中國海監漁政巡航常態化，日本已在周邊島嶼駐軍，加強釣魚島監控，雙方圍繞釣魚島的動作越來越多。在雙方神經已經高度緊繃且事態不斷發展的情況下，偶然事件極有可能造成沖突突然升級的風險。而中日恰恰缺少足夠成熟的危機處理機制。

　　朱鋒認為，中國的保釣應該“少放炮、多做事”，要為未來必然變得更為復雜、動蕩甚至長期緊張的局勢做好各方面的準備。

　　具體而言，王逸舟提出，應對的策略就是中國應按既定的議事日程走，從軟硬兩手做準備。

　　一方面，硬實力不可或缺。中國要成為高度意識上的海洋國家，軍艦、漁船、海警和鉆井平臺都應該更積極走出去，在爭議的海域積極開發。

　　另一方面，從軟實力上，中國要主動規劃、謀略和設計，熟悉海洋國際關系，駕馭海洋規則，如海洋多樣性保護、漁業糾紛的主動解決、海流監測與危害的預警技術、海底資源的探測等。“中國要做國際海洋安全的保護者，充當救生員和燈塔。我們現在的斗爭思維強，但提供公共產品的觀念不夠。”王逸舟表示。

　　具體行為之外，不少學者認為中國更要有基于亞太的中長期大戰略。

　　美利堅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兼亞洲研究中心主任趙全勝提出，中國要爭取利用經濟上的優勢和杠桿，來得到安全上的回報或者談判籌碼。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院長郝雨凡也曾給《財經》撰文指出，中國要在戰略高度上意識到構建與周邊國家的戰略互信，構建中國關系網(詳見《財經》2012年第5期“中美新平衡”)。中日關系時事評論員馬力誠分析，中日韓談判建立自貿區已經有聯合發展的勢頭，如果實現，美國的地區影響力也會受限。

　　在日本媒體報道日本政府購入釣魚列島其中三島之后，宣稱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就擁有三島所有權的栗原家族的發言人通過助理告訴澳洲報紙《澳洲人報》， 稱目前雙方未達任何協議；第二天，《華爾街日報》又稱雙方已經很接近共識，只需克服技術性問題。日本政府購島是否已敲定，仍有些撲朔迷離。

　　即使與栗原家族談妥，根據日本政治日程安排，9月將舉行內閣會議對此進行商討，整個購島過程將持續兩個月。在這兩個月中，中美日如何互動，是否能把握時機轉變這一影響各國關系的重大外交危機，考驗三方的政府、社會與公民。

　　【作者：《財經》記者 王宇 舒泰峰 蔡婷貽 沈慈晨 發自北京 丘昭琪 發自紐約 徐安 發自芝加哥 】

　　組文報道：

　　北京大學教授：將保釣變成一項長期艱巨的戰略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