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亂世用重典？
對于監管，我們現在寄予了過高、過多的期望。有點“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的意思。但恕我直言，這不僅不現實（前面我們已經從政治及文化兩個方面論述過），而且特別容易導致另外一種我們早已習慣的錯誤——對行政干預的依賴。
中國是一個“強國家，弱社會”的格局，許多本應由社會和公民自己解決的問題，都被國家包辦代替了。這種與市場經濟特別不相適應的特征，自然也會反映到股市中來。一旦股市出現問題，導致大量投資人受損，要求行政干預的“民意”就會特別高漲。在這種“民憤”的推動下，管理層就很容易采取激烈的行政措施來滿足這種要求（這經常給人留下搞“運動”的印象）。所謂“亂世用重典”就體現了投資者及管理層兩方面的市場和法治精神的匱乏。
什么叫“亂世用重典”？難道“治世”就可以用“輕典”或者不用“典”了嗎？難道同一條法律可以因為不同的需要而作出不同的解釋嗎？這顯然不是法治的精神。但卻恰恰是我們經常做的。牛市（大概是許多人理解的“治世”）的時候，個個悶聲發大財，個個跟莊沒商量，管理層也樂得無所作為。一到市場崩潰，投資者就開始怨聲載道，管理層也緊急出動，大搞“從重從快從嚴”。殊不知，“亂世”本來就是平時不用“典”和用“輕典”的結果。現在中國股市是“亂世”，好像中國股市曾經有過什么“治世”一樣，真正一個荒謬的隱含假設!如果投資者的抱怨無可指責的話，那么管理層以行政干預的方式來回應這種呼聲則是一個不容置疑的錯誤。我的意思是，在任何情況下，監管者都應該拒絕行政干預的誘惑，堅決捍衛市場和法治的精神。我們一定要明白，即使在市場混亂不堪的情況下，采取行政干預也最多只能給投資者以錯誤的暗示。從廣義上講，監管不僅僅是自上而下的監管，也應該包括所有市場參與者之間的相互制約（比如股東對上市公司的集體訴訟權利）。如果只寄望于前者，而忽視作為基礎設施的后者，我們日后的失望肯定會大于今天的期望。
監管，必須做它應該做的，也只能做它應該做的。它不能對除此之外的任何其他東西負責。我們欣喜地看到，一種以市場和法制為依歸的監管精神正在萌芽，這可能是當今中國證券市場的惟一亮點。
批資本還是批權力？
我們所說的莊家，簡單的解釋就是：利用資金和信息優勢，操縱股票價格以獲得不法收益的資本。這很容易讓我們把莊家與某類富人或資本家聯系起來。但這實在是一種有害的誤解。因為在當今中國，能夠擁有資金和信息優勢并且愿意進入證券市場的資本，并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那種逐利而動的“無旗幟”的資本或資本家，而是帶有明顯“權力”特色的國有和權貴資本。因為只有國有資本與權貴資本的軟約束特性才能滿足“坐莊”獨特的“風險收益”要求（這一點我們在后面還要論述）。我不能排除極少數比較偏愛風險的民間資本進入了證券市場，但這并不影響我們的判斷在整體上的正確性。(摘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證券市場批判》 作者：袁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