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之后，中國改革逐漸由農村轉移到城市，一大批知識分子以及在傳統(tǒng)序列中身份更高的人開始進入和創(chuàng)辦民企，民企不僅在規(guī)模上不斷壯大，在主流文化中的合法性也日益增加。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民企與政府權力的接觸也開始變得非常頻密，中國民企的“民間本色”逐漸消退。民企的這種蛻變，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之后，開始加速。這一方面是由于市場空白越來越少，市場競爭也變得越來越激烈，另一方面則是由于在這一時期，中國改革實際上已經進入了要素資源的競爭（說“爭奪”可能更為合適）。這種格局決定了，在這一時期快速成長的民企將必然帶有濃重的“權貴特色”，原因無他，要想在這場競爭中勝出，就必然要與政府權力結盟。從某種意義上講，要素資源的競爭與其說是一場創(chuàng)造財富的游戲，倒不如說是一場財富分配的游戲。社會監(jiān)督的缺失和要素資源的高度壟斷，使這場游戲的財富再分配色彩在中國變得尤其鮮明。這是一場快速致富的比賽，沒有什么比這種比賽更容易成批量地制造富豪了。只要“操作”得法，你幾乎可以在一夜之間坐擁億萬身家。在一個完全缺乏規(guī)制的市場中，這場游戲的真相其實與掠奪無異。從本質上講，中國改革是一個政府不斷從手中釋出資源的過程，存在大量與政府進行“交易”的機會，而這些“交易”正是許多民企可以大展身手、迅速完成原始積累的最佳契機。留心一下我們的“富豪榜”，人們很容易發(fā)現(xiàn)，絕大部分富豪都誕生在地產、金融這些要素領域以及與政府權力十分接近的公共事業(yè)及基礎建設（實際上是財政資金）領域。這一點，絕非偶然。從任何意義上講，要素領域都是一個經濟的核心部分，所以，在要素領域展開的爭奪，標志著中國經濟改革已經進入最后的質變階段。對于任何一家有雄心的民營企業(yè)來說，這都是一場輸不起的戰(zhàn)爭。一位值得尊敬的自由主義者曾經在網(wǎng)上與我爭辯說：在任何制度條件下，私有企業(yè)的效率都是最優(yōu)的。但我所擔心的是，在一個允許掠奪的制度條件下，私有企業(yè)掠奪的效率也可能是最高的。在這種制度環(huán)境中，民企強大的自我激勵就很可能變成藐視市場倫理的原始沖動，并導演出另外一種事與愿違的結果。當然，作為個體的民企并不能左右它所生存的制度環(huán)境。但在中國，民企本身無疑已經成為這種制度的一部分。與國企相比，民企缺乏與政府權力接觸的體制內通道，這種匱乏狀態(tài)使民企有更加強大的動力與政府權力結成共同體。
當然，政治權力與民企的結盟動力并不僅僅來自民企一方。這種結盟也相當符合轉型期政治官員們的需要。將權力轉化成財富一直是中國市場改革的核心邏輯。在這種邏輯的強制下，民企就被政治權力主動賦予了一些其他的功能。伴隨著民企合法性的日益提升，在相當一部分官員眼中，民企業(yè)已成為他們將權力化作私有財富的最佳通道。就像在計劃經濟時代，國有企業(yè)擔負了許多企業(yè)之外的功能（比如就業(yè)和政治控制）一樣，轉型期的部分民企實際上也承載了轉移社會財富的功能，鑒于中國改革正在逼近產權大規(guī)模轉移的關鍵階段，部分民企的這種功能將變得越來越明顯。基于這樣一個判斷，我們以為，中國部分民企有的不是“原罪”，而恰恰是“現(xiàn)罪”，它正在參與一場極不公平的分贓活動。在這樣一種“視界”中，今天的許多中國民企顯然已經不再是一種僅僅為了利潤而設立的單純的企業(yè)組織，它更像是一個從事超經濟分配的組織。從邏輯上判斷，這種組織更傾向于掠奪財富而不是創(chuàng)造財富。原因很簡單，因為只要擁有這種權力，掠奪財富顯然要比創(chuàng)造財富成本更低。從這一點出發(fā)，許多民企對市場倫理的蔑視，實在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摘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證券市場批判》 作者：袁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