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6月中旬的一天，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匯豐大廈內，一位知情人士以調侃的口吻向我們“發布”了幾條有關券商狼狽處境的消息。其中一條頗為傳神，一位大型券商的老總半開玩笑式的向他找生意做。荒唐的是，這位人士與券商業務幾乎毫無關系，熟人而已。對于券商最新一次的“艱難時世”，我們雖然早已從邏輯上推論到，但以如此具有戲劇性和真實感的方式被證實，還是讓我們頗感意外。
隨后的幾天中，有關券商資產問題的聳人聽聞的消息陸續傳來，很有點風聲鶴唳的味道。顯然，經過將近一年熊市反復折磨，6月的中國證券市場已經處于極度焦灼和絕望的狀態，人們一直在等待和猜測的某種破產事件即將水落石出。
許多人又一次在等待新的低點的出現。不過，在一起探討行情時，還是有朋友腦筋急轉彎，給出了一個典型的中國式預測：會不會像“5·19”一樣，發動一次危機行情？他進一步提示，深圳重組股已經有明確跡象。
果然，6月24日，行情爆發，深滬股市以比我們想象的更加夸張的方式證實了這位朋友的預言。這種夸張，在歷史天量和高達90點的跳空缺口中得到充分彰顯。就中國證券市場內外交困的背景環境而言，這種夸張更像是一種虛張聲勢。所以，當市場人士半真半假的狂呼“井噴”時，在私下里，我們卻一直將“6·24”譏之為一次“痙攣”。因為，這不僅是中國證券市場痛極之后的失常抽搐，而且還是一次目標明確的政府搶救行動。
從2001年10月的“暫停”到2002年“6·24”的“停止”，國有股減持政策的變化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卻意味著政府一次非常痛苦的抉擇。無論從長期還是從短期角度看，國有股減持進而流通都是中國改革所必須。而從社會保障資金需求的角度，國有股減持甚至是社會穩定所急需。對于這一點，政府似乎有十分清醒的認識。政府最高領導人在多個場合不加掩飾地談到過這個問題的急迫性。即便在國有股減持暫停之后，朱基總理仍然敦促相關部門要盡快拿出國有股減持的可行辦法，急切之情溢于言表。對于“暫停”的解釋，朱镕基曾經強調：“本屆政府期間不再考慮減持”，個中意義相當明顯，國有股減持只是“暫停”而非“停止”。這證明，遲至2002年6月24日，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仍然相當堅定。減持的時間可以推遲，方式可以迂回，但大方向并沒有任何變化。而“6·24”改變了這一切，從“暫停”到“停止”不僅僅是方式上的變化，而是方向上的轉折。也就是說，政府曾經下大決心、花大代價要推動的國有股減持政策被徹底地“一風吹”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能夠使政府朝令夕改呢？或者問，從2001年10月到2002年6月之間究竟發生了什么，能夠讓政府對中國證券市場如此憂心忡忡，倍感不安呢？
2001年10月的“國有股減持暫停”被普遍認為是一次挽救券商的救市行為。但那時，市場新痛，券商及其他國有機構投資者仍然憑借著對中國證券市場的慣性認識，以為只要政府出臺一個利好政策，并輔之以時間的療效，便可以從容地再次逃過一劫。而在政府方面，對于中國證券市場的問題以及可能引發的連帶風險估計也相當不足。然而，市場并不像他們估計的那樣聽話，更不像“5·19”那樣可以被玩弄于股掌。在這種情況下，券商以及其他國有投資機構迫使政府連出利好，從印花稅到傭金改革，可以用的利好幾乎全數用上，而在不為人知的另一面，銀行資金從證券市場撤離的時間表也只好一再推遲。但多年積累的市場風險以及特殊利益集團在股市中“亂砍濫伐”所引起的信任危機并不會在短時間了斷。于是，我們看到，在2002年6月，市場又一次逼近了所謂1500點的政策底部，而在這個底部之下，則是一個難以預測的金融黑洞，其勢岌岌乎危哉!比起2001年10月，中國證券市場在2002年6月的惡劣形勢了無改進，大量委托理財及機構資金越陷越深，銀行貸款的回收已經變得遙遙無期，金融領域的系統風險一觸即發。與一般人想象的不同，2002年上半年才是中國券商以及國有機構投資者最痛苦的時候。這種痛苦由于時間的延續而逐漸變成了絕望。而在另一方面，隨著中國證券市場嚴重問題逐漸浮出水面，政府也有了比去年市場剛剛開始下跌時遠為清醒的認識。顯然，這種清醒使政府大為驚駭。這就是國有股減持最終停止的真實背景。(摘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證券市場批判》 作者：袁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