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面的決不鮮見的案例中，我們看到，地方政府對上市公司的重組與公司股票在二級市場上的走勢配合幾近“完美”。地方政府（實際上是地方權力集團）以公共政策的名義，向上市公司注入公共資產，并通過股票市場合法的私有制形式，將公共資產據為己有。這是一個被操縱的“公私”循環過程。公共資產的最后接收者，正是公共資產的“贈送者”，毫無疑問，他們是同一種人。在這里，重組是外殼，是權力集團化公為私的又一個新式武器。
這種搶劫行為如此野蠻，以至于根本無須顧忌普通中國人的基本智力。因為它惟一相信的，就是權力的力量。這種丑陋的信仰，在ST黃河科的精彩表演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熟悉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投資者都知道，ST黃河科是中國資格最老的虧損公司，也是反復重組次數最多的公司。從某種意義上說，ST黃河科的歷史，就是一部中國國有上市公司的重組史。它在中國證券市場上頑強存在，既反映了中國改革背景中傳統國有經濟的逐漸衰落，也更深刻地體現了在同一背景中中國權力經濟強有力的崛起。此消彼長，無非一個“權”字。
ST黃河科（現已改名為陜西廣電網絡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簡稱廣電網絡），作為一家傳統的國有企業，上市一年后即開始出現重大虧損。在經歷了1995年和1996年連續兩年的虧損后，ST黃河科開始進行第一次資產重組。這個時間是1996年8月22日，在這一天，公司發布公告，稱陜西省委和陜西省政府決定成立長嶺黃河集團公司。由其轄下的另外一家大型國有企業長嶺機器廠持有黃河科的大部分股份，涉及金額超過四億元。看得出來，這個時候的重組依然是最老套的政府拉郎配形式，地方政府的重組目的還是以解決當地國有企業的實際困難及維護當地的社會穩定為主。雖然如此，其股票在二級市場的價格卻在消息公布后的四個月內翻番。
然而，這種以短期效應為主的重組必然是好景不長。在連續兩年微利之后，1999年上半年公司旋又陷入虧損。這個時候，地方政府又一次出面，不僅為ST黃河科專門召開了省長辦公會議，并采取各種行政措施為ST黃河科增收減負。最能顯示地方政府魄力的是：省行政主管部門竟然命令財政廳一次性購買ST黃河科3000萬元多媒體產品，美其名曰政府采購。真不知道，省政府買這么多多媒體產品干什么？不明底細的人肯定會以為陜西省政府要當多媒體的經銷商了。但這一次政府出面重組的目的可就不那么單純了。在ST黃河科的K線圖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2000年4月份當ST黃河科報出1999年度“漂亮”的年報時，其股票價格已經一飛沖天，達到其上市之后的最高價格18元左右。鑒于“5·19”之后，中國權力資本對股票市場的操縱已經在事實上名正言順，我們完全有理由推斷，這是一次策劃周密、配合默契的操縱。這個特征也可以從市場主力在建倉拉高的時機上明確地判斷出來。
不過，只要權力資本的胃口沒有被徹底滿足，ST黃河科就還會是一個相當有利用價值的工具，ST黃河科的故事就不會完結。果然，在2000年度，ST黃河科又一次讓人啼笑皆非地虧損了。但這種虧損對于操縱者來說，則絕對是又一輪操縱的嶄新機會——它們可以借此低價吸籌，開始新一輪規模更加宏大的洗錢運動，頗有一點將洗錢進行到底的豪氣。
最新一次合謀操縱的結果是：2001年10月，在當地政府的鼎力“扶持”下，ST黃河科變成了證券市場上最有壟斷利潤因而也最有長期投資價值的傳媒股，幾乎在同時，ST黃河科的股票價格逆市而動，創造了大熊市中最耀眼的奇跡，從9元左右一直上漲到24元。如果不知內情，莊家又豈能有如此“驚天地泣鬼神”的壯舉？涉及如此巨量國有資產置換的知情人又能是哪些人呢？最庸常的頭腦也能想到，但卻沒有任何人有能力阻止。
令人感嘆的是，在市場黑幕不斷，投資者對莊家一片喊打的背景下，人們曾經一致認為：ST黃河科肯定要退市了，它再也無法創造聳人聽聞的市場“奇跡”了。但結果卻又一次侮辱了那些對市場規則抱有最后一絲期望的人們。可以肯定，只要躲在莊家背后的制度背景不改變，ST黃河科就還會創造人間奇跡。
從ST黃河科的重組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國有經濟轟然倒塌的歷史噪音中，權力資本也悄然長大為一個可以四處出擊的龐然大物。ST黃河科最新一次重組的實踐表明，中國權力資本的觸角已經伸到了國有企業最核心的壟斷部門。他們已然有能力將最后這塊具有壟斷性質的國有資產玩弄于自己的股掌。中國經濟的“資產重組”運動（遠不止限于證券市場）如火如荼，ST黃河科為我們揭示了這一“革命”的最新特征和最新進展。
讓人絕望的是，在這個廣泛蔓延于中國各領域的“革命性”分贓活動中，我們看到了中國幾乎所有著名高校爭先恐后的參與。在利益面前，這些自詡為“良知”與“精英”的斯文人群體，露出了它們一直隸屬的那個權力差序體系的本性，現在人們明白了，他們與所有其他的權力分利集團毫無二致。有時候，他們的面目甚至更為可憎。這種面目，我們已經在深安達、ST海洋等一系列的所謂高校或科技概念的重組操縱中，看得清清楚楚。在這一系列讓人大倒胃口的操縱中，中國的某些著名高校以一種厚顏無恥的“高貴姿態”展示了他們高明的騙術。我承認，在一個騙子橫行的文化中，我們令人尊敬的高等學府并不比其他騙子更應該受到指責。但所有的人應該清醒地意識到：中國的高校，它們以前是，今天就更加是行政權力體系的一部分，無論是在作為群體的道德上，還是作為企業的盈利能力上，他們絲毫也不比其他人更高。如果說地方權力集團在重組操縱中使用的是不容抗拒的行政命令的話，那么在有名校參與的重組操縱中，則更多地使用了“話語霸權”或知識權力。
到此，我們可以簡單總結一下地方行政權力在資產重組游戲中所進行的資源循環和分配過程了。這個過程大致是這樣的。首先，向已經被掏空的上市公司注入外部公共資源，在二級市場上制造炒作題材。通過對股票的操縱，內幕人士從市場內部的投資者手中吸取資源，與此同時，通過增發或者配股將證券市場內部投資者的資源進一步集中到上市公司，然后通過行政權力再一次將上市公司掏空，開始新一輪循環。只要權力不受到硬約束，這個過程是可以無限循環的。不要以為這個循環是一個無聊的把戲，每一次循環中都會有人大獲其利。而這個游戲的關鍵之處在于，地方政府對上市公司的“殼”資源、地方公共財政資源、地方的金融資源擁有不容挑戰的壟斷權力。沒有這一點，地方政府的這套循環游戲就無法玩下去。有些人經常將地方政府的超乎尋常的重組熱情歸結為它們對“殼”資源的珍惜，但他們從來就不問：在那些重組對地方政府本身的利益來說明顯意味著賠本的時候，地方政府為什么還對保護“殼”資源如此上心？答案非常清楚，只有保住了“殼”資源，才能保住繼續操縱的工具；而只要有操縱，內部人就會獲利。哪怕這種利潤與公共資源的投入再不相稱，這種操縱對內部人也是值得的。所以，循環次數越多，內部人獲利的機會也就越多，證券市場內部和外部的資源就越向操縱者個人手上集中。這也是為什么各級政府、各個部門對重組樂此不疲的原因。股票二級市場并不創造財富，操縱者個人手中的財富多一點，分配于其他人手中的財富就少一點，地方政府主導的重組對全社會的財富分配格局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或許，股市內部和外部的資源徹底枯竭之時，就是這個再分配游戲完結之際。
無論重組被人們賦予多么深遠的產權革命意義，在當今中國證券市場，它的功能也只能從屬于權力階級的意志。這就是被形式遮蔽的真內容。(摘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證券市場批判》 作者：袁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