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從這一點我們倒是可以看出，德隆借錢和花錢的能力的確相當驚人。很清楚，德隆的所謂產業整合不僅效果不彰，而且靡費巨大。這大概就是德隆在宣布“產業整合”的德隆新政之后，開始馬不停蹄在金融尤其是在銀行界擴張的原因。一旦德隆金融擴張的步伐受阻，德隆產業整合的故事也將立即停頓。這當然是一場非常驚險的游戲。一位業內人士曾經以贊許的口吻描述德隆：“即使他們是走鋼絲的，他們也是走得最好的。”此言極是。但做企業畢竟不是玩雜技。一次成功地走過鋼絲，意味著下次走鋼絲出事的概率大增。但德隆無論是辦企業、還是在玩金融，幾乎是步步鋼絲，這意味著德隆從鋼絲上摔下的概率已經達到了100％。到現在為止，我們還無法確切地知道德隆最終崩潰的具體原因。但從德隆通過控制的證券公司在2003年下半年即開始為老三股接貨的跡象上看，在那個時候，德隆資金鏈已經繃緊到極限。這與2003年8月交易所國債市場大幅下跌的時間相當吻合。巧合的是，當交易所國債市場在2004年4月份再次大幅下跌的時候，德隆老三股也開始出現劇烈的跌停走勢，始終緊繃著的德隆資金鏈終告斷裂。這表明，國債回購市場可能是德隆極其重要的融資來源之一。作為證券市場中的老手，德隆對如何利用這個市場的漏洞以爭取最大限度融資的訣竅應該不會陌生。如果這個判斷正確，那么德隆用短期拆借資金去支持三個長達八年的莊股，并試圖進行在更長期限內才能見效的產業整合，顯然是犯了一個非常低級的錯誤。
當然，對于一直在資金上走鋼絲的德隆來說，這個違背常識的錯誤幾乎是必然要發生的。不管怎樣，作為一個企業，德隆對外部資金的依賴程度都太大了。這也是德隆（無論是實業德隆還是莊家德隆）的脆弱性所在。這個深深嵌入德隆內部的脆弱性，并不會因為德隆表面上的“國際化”而有絲毫改變。與牟其中要將“喜馬拉雅山炸開一個口子，將印度洋的暖濕氣流引入干旱西北地區”的豪情相比，德隆的“產業整合”盡管具有更多的專業色彩和學術深度，但卻具有同樣的童話結構。當把做企業變成講童話的時候（這當然不能證明德隆是我們非常熟悉的那種理想主義者），人們就不止是要懷疑其可行性了。一個故事需要一百個故事去彌補。所謂實業德隆不過是一串故事中的一個而已。顯然，德隆并不是在踏踏實實做實業。即便是，那也只是一個假故事中的真細節。一位青年經濟學者在德隆出事之后，在一個論壇上充滿感情地留言說，“18年來出生入死，含辛茹苦。做實業的艱難，難以盡數。一路珍重，德隆人。”我理解這位學者的情緒，但這畢竟是一個誤解。德隆有實業，但牟其中也有實業，許許多多最后崩潰的企業都有實業。但這絕不是他們能夠豁免于崩塌的充要條件。當有記者問唐萬里會不會因為德隆危機而賣掉老三股的股權的時候，唐萬里斷然答到：“因為我的公司的前景和預期很好啊，會真正成為中國的龍頭企業。我干啥要賣掉呢？我拿著錢干什么？”唐萬里的意思是說，德隆根本不缺錢。這當然不是事實。事實是，德隆不僅缺錢，而且一直缺錢，相對于德隆的欲望來說就更是缺錢。因為缺錢，德隆既玩金融，又搞實業，因為缺錢，德隆既不能成為金融家，也不能成為實業家。它僅僅是一個搞錢者——一個無力也不愿承擔風險的財富追尋者。
很不幸，這恰恰是我們這個時代最茂盛的物種。這注定了德隆向任何一個方向的轉型都將異常困難。在一個人人都在搞錢，人人都被權力強烈暗示著可以巧取豪奪的時候，實業德隆不過是在一個必須撒謊的時代，在眾目睽睽之下又撒了一個必須撒的謊。顯然，謊言不僅僅屬于德隆。德隆是什么？在2004年4月21日德隆危機愈演愈烈的時候，唐萬里以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為《經濟日報》對他的一次采訪做結。他說，“目前，最關鍵的是各方面要給民營企業發展創造一個更為良好的環境。”
唐萬里這句話的要點是：德隆是一個民企。無獨有偶，同樣是在4月份，在一份由新疆工商聯副秘書長陳新生個人署名的“關于動用政府信用解決德隆公司資金困難問題的建議”中，更是以質問的口氣問道：“然而就在中央提出‘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這一重要精神剛剛過去半年……在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環境從來沒有這么好的時候，在全國民營經濟日新月異、蓬勃發展的時候，為什么新疆最大的民營企業卻遭遇到如此大的困難？”
這里面突出的要點仍然是：德隆是一個民企，而且是新疆最大的民企。民企，作為中國正統意識形態中長期以來的歧視對象，這20年來在中國學術界積累了廣泛的道義資源。確實，中國民企配得上這種道義支持，也應該具有憲法意義上的法律正當性。實際上，許多學者也正是站在這個角度來理解和同情德隆的。一位經濟學者就曾經指斥郎咸平對德隆的批評是“柿子找軟的捏”。然而，當民企作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并進而成為一種話語霸權，開始擁有神圣的政治正確性的時候，民企就可能成為20多年之前“國營”一樣的東西。尤其是，當權力涉入經濟已經成為中國改革中一個普遍現實的時候，民企與國企在學術上和現實中的界限實際上已經相當模糊。如果將那些形似民企者統統當作民企加以對待，那就不僅僅是對個別企業的誤讀，更是對中國問題的誤讀。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必須對“民企”這個話語中所潛藏著的政治正確性保持清醒和警惕。作為中國的第一民企（有人這樣夸張地稱呼德隆），德隆無疑具有這種非常流行的政治正確性。而且，從上面唐萬里意味深長的結語中，德隆也完全領會了這種政治正確性。(摘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證券市場批判》 作者：袁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