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中陽：國有資產流失縱橫談(三)

　　裴中陽

　　四、誰妨礙了我們致富？

　　我們為什么要致富？

　　貧窮就是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挨打就要亡國，亡國就要滅種——這是中國近代史血的教訓。

　　2004年“中秋節”前夕，世界上最“燒錢”的運動F1大獎賽的賽車，終于在中國經濟最發達的上海灘上轟響。但就在不久前的不遠處，江蘇一位年僅6歲的小女孩自縊身亡(可能創了“世界記錄”)，因為她要上學讀書的訴求，無數次被無力支付學費的父母所拒絕。

　　她太不幸了，因為目前世界上義務教育仍然要收費的國家只有兩三個！

　　人們迷惘了，中國到底是富裕國家、發展中國家，還是真正的貧窮國家？

　　1885年的日本，正是三菱與競爭對手合并成立郵船公司，開始由“海上三菱”向“陸上三菱”進軍之時。

　　就在不久后的不遠處，1889年，中國四大實業家之首的張之洞創辦了的漢陽兵工廠，生產大名鼎鼎的“漢陽造”，被稱為中國的“三菱”。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戰”爆發。

　　漢陽兵工廠就是今天的(重慶)建設工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的前身。百年兵工，一直是國有企業的身份；二十載“軍轉民”，依托日本雅馬哈技術，建設集團連續躋身全國最大工業企業500強。

　　2003年，生產經營實現重大突破的建設集團，銷售收入達到了28億元，奮斗目標是產銷摩托車100萬輛——這就是中國的“三菱”！

　　而在1989年，世界50家大銀行中，三菱就占兩席；世界100家大企業中，三菱也占有3家。

　　這只是差距問題嗎？讓我們再看看期間的世界發生了什么。

　　1956年，是我們“勝利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之時，依靠和平贖買、公私合營等手段，我國政府全面改造、實際是消滅了民族工商業資本。由于只有一個選擇、一個交易對象，交易是否公平可想而知。當然，關鍵的不是價格問題。

　　不久前的不遠處，日本、韓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卻是“反其道而行之”，將大量國有(經營性)資產讓利于民、轉讓給了民間資本，再“扶上馬、送一程”。十年后，當東南亞經濟開始起飛時，我們卻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人們習慣于研究“文革”爆發的政治、文化和社會背景，但歸根到底，一切問題都是經濟問題。

　　從指導思想上來看，建國后我們錯誤地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而計劃的前提“國有化”，國有化就是要“消滅私有制”。當然，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深受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

　　1917年，蘇聯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后，剝奪私有財產現象愈演愈烈，以至于列寧在1921年不得不要求退回“資本主義”，推行“新經濟政策”。但斯大林繼任后，變本加厲地消滅“富農”、實現國有化，隨后是付出600萬條生命的“大饑荒”。當我們在1956年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后，工商業蕭條、經濟活力頓失，令人刻骨銘心的三年“自然災害”接踵而至┅┅

　　歷史是何其相似乃爾！這是國家機器掠奪民間財富的報應，這是國有資產侵吞民族資本的惡果，這是國家資本主義暢行天下的悲歌。

　　我們當然要看到，建國后我們利用強有利的資源動員機制，建立起以“156項重點工程”為代表的國有經濟體制。實際上，以上巨額投資的原始積累主要來自極端殘酷、世所罕見的工農業“剪刀差”(工人“老大哥”也做出了極大犧牲)，這是一種相當原始的稅賦貢獻。

　　應當承認，“156項重點工程”發揮了相當大的歷史作用，但它與今天的現實沒有必然聯系嗎？——越是重點工程集中的行業，越是我們缺乏國際競爭力的行業(比如汽車、鋼鐵)；越是重點工程集中的地區，越是經濟沒有活力、民生缺乏保障的地區。拿什么拯救你，東北重工業區！

　　《紅樓夢》中四大官僚家族的結局人所共知，“樹倒猢猻散”的重要原因是他們對皇家權勢構成了經濟威脅。但人們沒有注意到，同時代更加朝不保夕的是被壓迫、剝削下的民間資本，他們根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發展空間，只是為官僚資本做代工(OEM)而已！更關鍵的問題在于，民營資本得不到任何法律意義上的保護，而且只要一旦發展壯大，“抄家”、“充公”的命運必然如影隨形。

　　誰妨礙了我們致富？是中國歷史上“士農工商”的文化桎梏，是綿延不斷的官府經濟、國家資本對民營經濟、私人資本的血腥壓迫和掠奪。到了封建社會行將就墓的慈禧太后時代，竟與時俱進地提出了“寧與外邦、不與家奴”的外向型經濟新政策。把這一切都歸罪于蘇聯“老大哥”，既不公平，也不負責任。

　　我們為什么要“國退民進”？關鍵不在于國有企業缺乏競爭力，因為國有企業的生態環境就是經濟主體單一、天然排斥競爭的，因此也就不可能強化其競爭力。更何況，用納稅人的錢與民爭利根本就不合邏輯！

　　我們之所以要“國退民進”，根本動因是要消除國有經營性資產的非法性，建立從后封建官府經濟向社會資本主義過渡的經濟基礎，轉變社會財富增殖的運轉機制，使國家機器回歸本位——妥善使用納稅人的錢，為國民提供國防治安、義務教育(一定免費)和醫療保險(一定要全覆蓋)服務，這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內在要求。

　　五、朗教授錯在何處？

　　格林柯爾并購科龍電器有無“國有資產流失”？根本不可能！因為科龍本身就不是國有資產，是屬于典型的鎮辦企業的集體資產。這是明顯的概念錯誤(當然，并非對集體資產就可以放任自流)。

　　顧雛軍以小搏大、玩轉資本是否非法？否！資本運作的本質特征就是利用資本杠桿撬動產業經營。

　　俗話說：用一元錢做一元錢的事情是過日子，做兩元錢的事情是投資實業，做三元錢的事情是搞商業流通，做五元錢的事情是資本運作，做十元錢的事情是搞銀行金融，做一百元錢的事情則是炒期貨！

　　如果是用兩元錢辦一元錢的事情呢？那就是國有企業！

　　李東生借TCL上市實現個人致富是否合法？且不提當年TCL經營層與惠州市政府簽訂的“資產經營、增量分成、股份折轉”的合同完全符合法律程序，只要看到TCL在地方政府未追加一分錢投資的前提下，年經營額從三四億元擴張到三四百億元，如果這也要被扣上國有資產流失的帽子，豈不是越“流失”越民富國強？難道我們還要堅持“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與此同理，作為國內最有實力進軍“世界500強”的海爾集團，如果也要被棒打“曲線MBO”，豈非這樣的“產業報國”多多益善？要知道，海爾不是靠政策壟斷、財政支持發展起來的，是真正依靠自身核心競爭力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作為民族產業一面旗幟的海爾，即使不是十全十美、不能基業常青，其經驗教訓也將是我們在走向國際競爭中的寶貴財富。

　　什么叫“資產流失”？不流動的資產是最大的流失，因為真正的價值是在市場交易、流動重組中實現的。因此，“資產流失”與“資產轉讓”一樣本質上是中性詞。如果有問題，也要看是否轉讓價格低于賬面值；但要知道轉讓價格是自由協商的結果，賬面值僅供參考。因此，“低價轉讓”本身并不等同于“有問題”，關鍵是轉讓程序是否符合公開、公平和公正的原則。

　　應當承認，暗箱操作、或在信息完全不對稱前提下的國有資產轉讓，會催生出一批“暴發戶”，他們實際也是社會財富的掠奪者(這是社會財富的流失而不是國有資產的流失)。在此基礎上的資本化進程，往往出現貧富兩極分化、社會動蕩不安，甚至“暴富者”為富不仁、強權干政等現象。

　　正如地球上不存在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也不存在十全十美的資本主義一樣，世界上既沒有100%的國有化，也沒有100%的私有化。美國作為自由資本主義的“大本營”，聯邦政府直管的80多家國有企業，也貢獻了GDP的1%；我們在最大公無私的“文革時代”，也沒有完全取締(農村)集市交易。

　　應當承認，資本主義國家搞“國有化”有成功的先例，社會主義國家搞“私有化”也不乏失敗的教訓，且不管它們是否只是階段性的、還是個案性的。

　　在1929年世界性經濟危機之前，歐洲幾乎不存在國有企業。經濟危機爆發后，一些私人銀行和企業大批倒閉，國家政府不得不直接介入整頓重組，形成了強大的國有資產。二次世界大戰后，國有控股公司在國民經濟的恢復中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法國。

　　“二戰”后，戴高樂為了促進法國經濟的現代化，維護其大國的獨立地位，推行政府指導性計劃和國有化運動，經濟增長比20世紀前半期加快了2～3倍，明顯高于歐洲國家平均水平。

　　但必須注意，法國的“國有化”有以下特點：其一，民間資本在國民經濟中始終占絕對主導地位，其國有經濟所占比重目前僅為18%；其二，國有企業多為國有控股公司、甚至公開上市，極少有100%的國企(如此折算下來，國有經濟比重不會超過10%)；其三，國企必須按市場化原則運作，得不到什么優惠或關照。

　　以原埃爾夫.阿奎坦(Elf Aquitaine)股份公司為例，它曾是世界10大化學公司之一、法國第二大制藥公司，擁有800多家子公司，主要從事石油、天然氣的跨國性生產經營。

　　1992年9月，該公司注冊股本金為23.29億美元，其中50.79%由國家獨資的埃拉普(ERAP)公司持有，是典型的國有控股公司。

　　作為上市公司，公司董事會由18名董事組成，其中1/3為職工代表，2/3為股東代表，由股東大會選舉產生。在12名股東代表董事中，有9人為企業家即其他公司的董事長、名譽董事長或總經理，有2人為社會專家或學者，即外部(獨立)董事占絕大多數。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最大股東的埃拉普公司，只是由公司董事長作為代表參與董事會，并沒有因身為最大股東而擔任董事長。但根據《公司章程》規定，政府可以任命2名委托代理人參與公司經營管理，以保證國家權力的實施。具體而言，就是要保證公司與國家簽訂的所有協議得到有效貫徹實施。在經營活動方面，政府除了給該公司規定8500萬噸的國家總儲油指標和3400萬噸的國家安全儲油指標外，只是從財政、預算方面干預企業，不與公司簽訂政策性合同。

　　作為競爭型國有企業，它可以自行決定本公司職工的工資福利，其水平與私營企業不相上下；但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的工資不能由公司自行決定，而要由政府批準。

　　1992年7月，該公司開始實施雇員利潤分享計劃，在德國、比利時、加拿大和美國等12個國家的子公司中，有16857名雇員成為公司股東，持股人數達到集團雇員總數的35%。公司對雇員認購股票實施了優惠，已認購股票中有大約1/3的股票價格優惠10%。

　　2000年，埃爾夫.阿奎坦股份公司與法國的Total Fina公司合并，統稱Total Fina Elf公司。就這樣，全球石化業內居第4位的公司誕生了，當年在世界500強公司中排名第14位，合計實現營業收入1059億美元，利潤64億美元。

　　實際上，國有企業的產權屬于社會資產和社會財富，這一指導思想上在整個歐洲都是沒有什么爭議的。

　　我們再來看看東歐巨變中的私有化歷程。

　　捷克是實行“證券私有化”，把國有資產均分給國民；匈牙利是“只賣不分”，通過公開、公平、公正的拍賣方式，競價賣給外資企業；波蘭則是民主的內部人私有化。不過，他們都沒有產生類似俄羅斯式的巨富和寡頭。

　　表面上看，俄羅斯的私有化應該歸屬于“證券私有化”，但實際是一場官商勾結、瘋狂掠奪社會財富的騙局。

　　首先是國有企業不合作。大部分俄羅斯的國有企業，尤其是資產質地和效益不錯的企業，拒絕向社會開放股份，使得股票兌換市場始終是有行無市。名義上可以換兩輛小汽車的私有化證券，其實連一只汽車輪胎也換不到，最終有1／5的證券沒有兌換便作廢。

　　其次是政府上下其手、出爾反爾。葉利欽為解決財政危機，以通貨膨脹為由大幅提高原來核算企業的價值，打破了私有化證券票面價值的一致性，證券價值被嚴重注水，而能兌換的資產大幅度縮水，大量優質資產沒有進入私有化程序，就被以抵押貸款和銀行劃撥的方式流入了有權有勢的寡頭手中。

　　更重要的是，早在蘇聯時期的改革中，俄羅斯就放開了金融領域，出現了私人銀行。而私營金融機構的第一筆資本，就是通過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得來的。成為寡頭的俄羅斯富翁們，隨即通過銀行的金融杠桿效應，在私有化進程中把諸如石油、電力等能源企業盡括囊中。尤科斯的總裁就是通過自己的梅納樓普銀行，在拍賣會上以3.5億美元的價格購買了公司78%的股權，兩年后這部分股權市值已升至90億美元；注意，該股權是公開拍賣得來的，但其基礎是極不公平的。

　　且慢，即使如此“原罪”深重的私有化典型案例，在1996-2001年間，尤科斯公司的稅前利潤上升了36倍，公司市場價值上升到114億美元；固定資產投資一路高漲，2001年新增投資9.45億美元。同樣完成私有化的Sibneft(老板是鮑里斯.別列佐夫斯基和買下英超切爾西隊的阿布)，稅前利潤也上升了10倍，2001年新增投資達6.19億美元。而同一期間，仍掌握在國家手中的Gazprom天然氣公司和UES電力公司，一直處于緩慢的利潤退化階段；而且，前者經理人的貪污腐化丑聞不斷。

　　我們是該重新審視前蘇聯的私有化運動了。

　　總而言之，我們的根本問題不在于私有化進程是否過頭、國有化比重是否過大；我們既反對國有資本的暢行無阻，也不提倡從(原始)私人資本主義起步。我們的當務之急是必須老老實實補課，認清國家與國有資產是如何產生的？國有資產為什么天然非法？明白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落后國家之所以落后的本質所在，承認國有資產的“原罪”，最終使國家機器回歸本位。

　　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股份制的普及和成熟使得資本主義進入了有序發展的高級階段，即在社會化大生產的物質基礎上，出現了資本社會化、收益社會化和風險社會化“三位一體”的功能耦合，經濟系統成為在一定程度上的自洽系統，人類進入了社會資本主義時代。

　　圖2 社會資本主義的經濟機制

　　遠在1929年，美國社會的資本結構已高度社會化。以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全美最大規模的鐵路公司)、美國電話電信公司(全美最大的公用事業公司)和美國制鐵公司(全美最大的產業公司)等三家巨型企業為例，其最大股東的股票所有量，分別為各該公司全體股票的O.34%、0.7%及O.9%；即使綜合前20位大股東的全部股份數，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也只占全體的2.7%，美國電話電信公司占4.0%，美國制鐵公司占5.1%；而這些大股東以外的股東，電話電信公司有50萬位，鐵路公司有19.61萬位，制鐵公司則有18.26萬位。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資本社會化！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將國企經營者劃分為以下三個層次：

　　第一類是推動企業改制轉型、帶領員工共同致富，這是最成功的經營者。

　　第二類是企業跨了、但個人富了，經營者在道德上、法律上是被懲罰的對象；但如果其私有企業發展壯大了，社會財富總量也是增殖了。

　　第三類是企業不死不活不發展，這是最失敗的經營者，因為社會財富未增加！

　　鄧小平同志曾語重心長地告誡我們：我們要“反右”、更要注意“防左”；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同樣可以葬送社會主義。

　　從古今中外來看，國有資產的出現本身就是社會(有限)財富的流失，這才是“原罪”；沒有一個國有資產占主導地位的經濟社會，能夠真正民富國強(反之同樣成立)，這就是“實證”。

　　什么是我們的強國夢？

　　是“世界500強”都到中國來投資？

　　是既無品牌、又無核心競爭力的壟斷性國企進入“世界500強”？

　　否！以上帶給我們的只能是新形式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我們只能靠民營財團的健康成長來實現我們的強國夢——全球概莫能外！當經濟生活對民營資本全面解禁的鐘聲響起之時，才真正是我們民族的福祉、歷史的進步和強國的基石。

　　誰會不情愿看到這一天早日來臨呢？

　　(作者為深圳市金海灣企業管理咨詢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全文完)

　　此前文章：

　　裴中陽：國有資產流失縱橫談(一)

　　裴中陽：國有資產流失縱橫談(二)

　　新浪編者注：本文為作者授權新浪網獨家刊登之作品，所有媒體及網站不得轉載，除非獲得新浪網及作者本人書面授權并注明出處為新浪網。欲轉載者請來信finance2@staff.sina.com.cn, 或致電：(010)82619898 轉5173聯系。本文觀點純屬作者個人意見，與本網站立場無關。非常感謝廣大網友對新浪財經頻道的支持，歡迎賜稿與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