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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主角缺位的爭論
——國企改革爭論中相關利益群體的心態與表現
郎顧之爭愈演愈烈，從8月16日，新浪網公布郎咸平的公開叫陣，到今天正好是一個月多兩天。這期間形成了三大陣營，分別是支持派、反對派和自說自話的中間派。卷入爭論的
各路英雄出處頗為復雜，海外的、海內的，海派的、京派的，搞經濟學的，搞法學的，搞社會學的，同為一個學科又要分“新左派”和自由主義學派。
周其仁先生的一句話提醒了我們，他說“那么多企業搞壞的就搞壞了，工人倒霉，政府兜底、社會緊張。”環顧四周，我們不禁發現，只有各派學者們在把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問題當作一個研究對象在精雕細琢的剖析、爭論，本應是爭論主角的利益主體們的聲音卻非常微弱，確切的講是真正的“缺位”�？梢灾赖氖�顧雛軍膽顫心虛的“我得捍衛實業家的榮譽”，李東生故作膚淺狀的“郎咸平是誰？”殊不知他們只是這場爭論最初的引線而已，所做出的反映也大有顧左右而言他的意味。他們對于這場討論的意義僅限于此，大家已經不需要關心了。
我在《以市場化利益分配機制管理國企——從人力資源與貨幣資本博弈角度分析MBO誤區》一文(見新浪財經頻道)中提到，企業是社會中的一分子，是一個各方面利益的平衡體，相關利益者的利益失去平衡就會導致問題。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包括國家、社會、所有者、代理人、經營管理者、員工、消費者甚至合作伙伴等等。企業能否生存、能否興旺直接關系到他們的利益。那么，這些主角為什么缺席我們討論的盛宴呢？這才是需要我們關注的。
國家作為稅收主體，他所關心的是如何培植稅源以便獲得更多的稅收，從這個角度而言，企業效益的提升對它是有利而無弊的，無論企業的所有者是國有，還是民營、外資，對于征稅而言是沒有區別的。(這里不計對外資的稅收優惠)。所以，如果國有企業通過改革——包括民有民營的方式，能夠提高納稅額度，那么他在這場討論中就無需表態，只要作壁上觀就可以了。(所以稅務局就不會出來摻乎了。)
國家作為社會公共產品的提供者，要維護社會的政治秩序、經濟秩序。企業發展的好壞關系到他需要承擔的服務成本問題。如果國有企業(也包括其他企業)的發展出現問題，勢必造成很大的社會問題，包括失業率的增長、社會治安事件的增多等等，那么國家就必須承擔相應的后果，為此支付必要的成本。國家對信托公司、銀行、證券公司等的破產所采取的挽救手段都是基于這樣的角色來承擔義務的。為避免付出高昂的挽救成本，就必須在前期采取恰當的措施，包括提供規范的法治環境、采取管制手段等杜絕類似問題的發生。從這個角度而言，國家應當發言。但是，很顯然，過去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因為法治環境的缺失、管制手段的不當已經造成了損失，現在正在承受著其他利益群體的批評，也因為缺乏可資參考、不乏新意的方案，就像一個犯了錯誤的小孩子，現在又沒有改正錯誤的辦法，只能尷尬的躲到一邊去靜觀事態的發展了。但是，不管怎么說，學者的爭論一定會為國家帶來參考的價值。
所有者，我們的全體人民一方面因為長期不能切實的行使所有權，如周其仁先生的年輕時代的痛苦回憶(見經濟觀察報文章)一般干擾了我們參與討論的決心——贊成又如何，反對又如何，還不是政府說了算？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收益的稀薄，雖說是10余萬億國有資產，凈資產如何尚且未知，就是每人攤上千兒八百的，能直接入帳嗎？能解決現實的養家糊口的問題嗎？于是乎，在生存與自由之間，寧可選擇生存。倒是有條件的網民參加了民意調查，或者有只言片語，但是分散的股東的聲音是微弱的，意志是脆弱的，并不會吸引多少眼球。我們只能依賴于我們的代表——那些有著權威的話語權的學者們去代言了——也不賴，總比沒有人替咱說話強，既然有人挑頭，咱也正好表達表達，結果是90％以上追隨了郎咸平(見新浪網調查)。
代理人，確切的講就是我們的政府，具體而言是我們的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它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早已明了，就是抓大放小，其背后的哲學基礎此處不累述，但“放小”的過程中，它沒有盡到作為受托者的義務去設計途徑、維護秩序的事實已經一目了然，所以，如上文所述，應當是正在反思中罷。當然，此次國資委的態度值得贊揚，承認流失是有的，但是改革不會停止，只是相關部門在指定和出臺一項政策時，一定會綜合各方情況和利益，進行通盤考慮然后再審慎出臺，“而絕對不會只代表哪一方利益的”。應該說比較積極而且中肯。我想，作為政策的制訂者自然應當是中立而且考慮各方面利益平衡的態度，這個立場是正確的，同時也無需卷入一場學術的爭論，只需從中汲取營養，聽取各方面的利益訴求就可以了。
經營管理者的“失語”是真正的失語。失語的原因是他們是這場爭論中的一個焦點，是利益主體中的重要一方。如是，則只有回避了。這個群體分為幾個部分，一種是已經MBO了的，可以視為既得利益者，這其中又分為有點理由的和沒有理由的。有點理由的是如聯想這樣的，操作還算規范，管理層確實為企業的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的，但是，因為規則的缺失和環境的壓抑(比如仇富的心態)，有些歷史細節講起來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與其高調引發爭論，不如低調保持一份寧靜的心情。反正講的不是我，不如踏踏實實做自己的事情�；蛘撸词怪v的是我，也只能是低調回應，再無下文。顧雛軍、李東生、張瑞敏莫不如是。沒有理由的就是對于企業的發展沒有突出的貢獻，而是通過投機取巧，甚至是故意做空等手段獲得利益的，這時候更是深居簡出，避之不及，根本不可能出來說話。一種是還沒有MBO的。也分為兩種，一種是心里打算過了風聲再做的，這時候唯恐別人洞窺自己的內心意圖，只好三緘其口。一種是根本就沒有打算做的，說來復雜，也分為兩類，一類是依仗政府主管部門任命的，在市場上尚且沒有衡量出價值的，十分珍惜這份工作機會，這時候選擇閉嘴自然是上策。即使意欲開口表態說這事情做得不對，也怕得罪以前的同僚——現在或許正在火上烤著呢；另一類是職業經理人，享受著職業化的優待，比如股權激勵、年薪制，業績直接決定收入，哪有時間考慮這問題？況且國有企業的職業經理人畢竟還是少數，外企的就算不得利益相關者了。
最可憐的失語者是員工，對于他們而言，企業意味著太多的東西，企業所有權的變更絕非簡單的所有權轉移問題，無論過去企業的效益如何，對他們都可能意味著降薪、下崗，意味著可能更加惡劣的勞動和生活環境，意味著人到中年要從頭來過。如果企業破產，他們會首先得到補償，但是企業換老板，甚至是剝奪了他們創造的企業，他們也一籌莫展。他們是這場爭論中的弱勢群體，彷佛日俄大戰中軟弱的清政府，看著別人在討論自己安身立命場所的命運問題卻沒有表達的權利。最需要說話的其實是他們。剝奪他們權利的一是媒體，總是熱衷于社會名流的只言片語，缺乏關注蒼生民瘼的熱情，不給老百姓說話的機會；二是他們缺乏符合媒體需要的發言的技巧，比如論述嚴謹、體系完整的鴻篇巨制，比如慷慨激昂、煽動人心的精彩發言。當然，還有參與發言的前提條件，他得有自由的時間，出入于各種討論場合，對于奔忙于生活的老百姓來講，這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我們只能感謝新浪網、感謝郎咸平們，愿意、敢于為我們的員工——最重要的利益主體放言。
消費者也是不可忽視的，消費者是國有企業利潤的貢獻者，但同時也是受益者。一方面，我們不得不忍受電力、電信等國有企業的壟斷之痛，但另外一方面我們也不可否認我們更無法忍受私有壟斷企業的壟斷之痛。在供水、醫療等行業形成的新的地域性私有壟斷企業已經使消費者苦不堪言。所以他們強烈的反對水廠、醫院的改制。但是，我們討論的問題太大了，有宏觀化的取向，所以沒有吸引消費者的眼球。其實，無論是消費者，還是員工的利益訴求已經在各地的企業產權過程中表達出來了。
社會、合作伙伴等等的利益，更多的與具體的企業相聯系，所以他們也無意于討論如此宏觀的問題。但并非他們就沒有發言的權利，波音和麥道的合并不是也受到歐盟的抵制嗎？如果題目再具體，比如國有鐵路能否產權改革，可能參與討論的就不僅僅是學者了。
企業的存續和發展是最重要的，實現這樣的目標才能使相關方的利益最優化，如何實現這樣的目標，可能需要帶有個案化的解決方案�？v使不能個案化，可能也需要分門別類的來討論其改革路徑，總而言之，不要對任何的解決方案一棒打死，但任何解決方案都要立足于這場爭論的終極目標：使國有企業作為企業——社會的細胞，發展得更好，更好的滿足各方的利益。
惟有如此，才有討論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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